“要坚持以人民为创作中心，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笔端。”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多次提到人民这两个字，深刻解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发人深省。
这些年，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了脱离人民，只为满足少数人或极端小众猎奇的现象。我国有着8亿农民，1.3亿产业工人！但表现反映他们的文艺影视作品却越来越少，这不能不说我们的文艺已经渐离渐远了这些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谁来为他们立传？我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一个创作原则，那就是我所写的人物，必须是那些历史不能忘记的人，那些给我们精神力量和思想价值的人，那些给我们勇敢和快乐的人，那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在市场化的今天，要坚持这样一个创作原则，必须要付出更大的辛苦，享受更大的孤独，换言之，正是你的不懈坚守，作品才能更具个性，远离跟风模仿和复制，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我每写一部剧，首先必须下去生活，去接地气，接磁场，去倾听感受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当年，电视剧刚进入市场化的时候，工业题材人人躲避，根本没人做。我深入到大连特钢厂，工人们见到我，一句话把我撂在那儿，他们说：高老师，你不写皇帝太监娘娘，到我们车间干什么？我们工人还能登上电视吗？车间主任说：高老师，怎么多少年了没在电视上看见我们工人的戏？怎么，我们工人拿不出手吗？你们别忘了，在中国，我们产业工人有1.2亿！我说，我就是来写你们的，不把你们搬上屏幕，我就不离开大连特钢！我听到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叫我终生难忘！我断断续续在大连特钢采访了三年，写出了《大工匠》，后来又在鞍钢采访，写出了《钢铁年代》。2005年，我决定要写《闯关东》，还是那条老路子，下去！我从大连出发，采访了200多人，足迹遍布辽吉黑鲁西南，行程七千多公里。后来，为了写《大河儿女》我十几次去河南，走了十一个市县，正是在生活的熔炉中，我采集到了艺术的金子。
为人民立传，其二要付出勇敢和艰辛。市场化的今天，投资方要“三快”：快写、快拍、快播。这“三快”决定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影视作品成了快餐，成了市场的奴隶。编剧成了机器，故事成了货币，哪有投资方让编剧下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的呢？另外，哪有几个编剧守着宾馆空调，喝着咖啡啤酒，愿意吃这份辛苦呢？但我知道最简单的一条道理：在文艺创作中，你只有吃的是草，挤出的才是奶。你必须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你才能动真情动真容，你的作品才能有质感和时代感。为采访创作《闯关东》，我在黑河出过车祸，在青岗子一病七天，险些出人命；为了写《钢铁年代》，在炼钢炉旁差点出大事故；有一年冬天我去讷河采访，农家烧着大炕，村里人来串门，齐刷刷地坐在炕上，一床大被裹住所有人的腿，听张家李家拉“瞎话”，一边拉话一边嗑着花生瓜子，第二天下炕我的鞋都找不到了，原来一夜嗑的花生瓜子把鞋都淹没了，因为我一个烟头，差点把命丢了。至于招虱子，晚上掉进茅坑里，那就不算事儿了。
为人民立传，其三要经得起诱惑。五年前，我就想写一部农民60年历程的剧本，叫《老农民》，以1948年北方农村土地改革为背景，从土改到组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2008年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这样一部剧本可谓工程浩大，我想，我国有8亿农民，我们的荧屏上农民的故事和农民的形象实在少得可怜。即便有，也是片段式的，喜闹剧式的，并不是农民最本质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8亿农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我想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部农民的电视剧正史。我下辽宁，去河南，又三下山东，采访了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副市长，当年的地委书记、县长、社长、互助组长。用了5年时间，走了5个省。有的投资方和电视台不看好这部剧，认为不狗血，不传奇，农民戏没人看，收视率不行。这时候有人出大价钱，让我改成一部农民喜闹剧，再说白了，就是寡妇、拉帮套、搞破鞋、生出的孩子不知谁是爹那一路。在这种诱惑下，我没有动摇，我知道守住寂寞就是胜利，一写就是五年。这部剧马上上四家卫视播出了，我可以长舒一口气，我为中国农民兄弟尽力了。
这些年，为了创作剧本，我走了太多太多的路，寻找到了一座又一座题材的宝藏和艺术的感动。想象力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要使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应该到生活中去；作为一个编剧，如果你不想关闭情节的大门，每一部作品都能给观众讲一个新鲜故事，应该到生活中去。为人民群众立传，人民群众就欢迎你，健康的市场也一定欢迎。今后我仍然要继续沿着“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这条路走下去。最近为了创作电视剧《运河风流》，我四下济宁调研采风，经常住在微山湖听年长的渔民讲故事，收获很大。这部剧完成以后，下一步，我将带上几位主创到广西去，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采访挖掘工作，打算六上六下，沉下去，真正扎下去，写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为人民立传，不言辛苦，乐在其中。
（作者系中广联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
（编辑 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