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辉
72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72年后，习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必将引领文艺工作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越。习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所有文艺工作者应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习总书记的讲话立意深远、内涵丰富，我结合自己的工作，谈几点体会：
“点燃文艺理想的灯火”
在针对文艺作品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上，习总书记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好的文艺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在强化人们对希望、爱和幸福的信念，让人们坚信“此生有着超乎想象的意义”，着力在建构而非消解意义，具有一种《周易》精神的“上出”力量。这种力量，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文学艺术，理应包含着希望的维度，内蕴着向上的力量，凝聚着时代的精神，超越一时一地的客观限制，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布洛赫以巨著《希望的原理》阐明了人类不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功的思想。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莫不如是。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多次以“点燃文艺理想的灯火”为题，阐述理想、希望之于文学和世界的意义，用心也在此处。
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习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首先需要走出西方理论西方美学的“话语的牢笼”。如今的文艺批评，充斥着以西方文学西方理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价值的方式。这种批评，某种程度上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却相应地遮蔽了那些有心接续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文化的作家作品的意义。我们对《秦腔》《古炉》等逸出西方文论的评价范围的作品阐释的“尴尬”，便是因此而起。而在有效完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基础上，合理吸纳西方理论，建立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促进文艺创作蓬勃发展
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历来被视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伟大文艺作品频出的时代，必然有同样伟大的文艺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十九世纪苏俄文学的繁荣关系密切。比如陕西以胡采为代表的笔耕文学研究小组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的群体出现和迅速成长同样密不可分。好的文艺批评可以在为数众多的作品中为时代筛选并保留经典，起到激浊扬清的重要价值。近年来批评界的乱象，无不与批评家批评意识的匮乏以及批评观念的褊狭密切相关。不少批评家一旦接受某一种西方文艺理论之后，便将之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来衡量一切文艺作品，完全无视文艺作品的多样性以及理论的适用性，这样削足适履的批评的结果，便是对适合该理论的作品的过度肯定，而对该理论无法解释的作品价值的全然漠视。而缺乏稳定的、为大多数人认可的批评标准，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混乱的重要原因。
当下的文艺批评，已经很难见到“说真话、讲道理”的有见地的文章，要么一味地“批评”，要么一味地“赞扬”，且均不得要领。而从一定的文艺观念出发，对文艺作品作深入剖析，赞扬能有理有据，批评亦能切中肯綮的文章并不多见。这样的现象，自然不利于文艺的良性发展。因此，营造文艺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促进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
(编辑 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