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念孙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批评褒贬针砭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他还说：“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总书记所言，既严肃点出了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又对文艺批评如何健康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
近一段时期以来的文艺批评，当然也有黄钟大吕，启人心智的绕梁之音，但瓦釜雷鸣，混淆视听的刺耳杂音，却时常摇唇鼓舌，招摇过市。某些文艺批评担负的不是褒优贬劣，“剜烂苹果”的工作，而是在利益驱动或恶俗趣味的摆布下，不分是非，胡吹乱侃，以次充好，以俗为尚，乃至指鹿为马，弄得文坛雾霾重重。粗略检点，以下数端尤为令人揪心。
其一，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伴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文艺创作市场化、产业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一些文艺批评把思想性、艺术性等重要评判标准抛到脑后，而是以销售量、收视率、点击数、票房收入为依据，分辨和判断作品的高下优劣。一些新闻媒体也乐于炒作作家、演员的版税、片酬和出场费，甚至不断推出作家和艺术家的收入排行榜，使文艺领域不同程度地陷入“以财富论英雄”的泥沼。其实，文艺作品虽然具有商品属性，但绝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它在被人消费使用时，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与一般商品主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迥然不同。因此，它是给人真善美的滋养，还是假丑恶的危害，或是低俗媚俗的麻醉，就不得不成为文艺批评工作者必须首先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丧失正确立场，不仅是文艺批评自身的沉沦堕落，还会对市场“异化”文艺创作的品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得曾读过一篇评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评论，通篇对小说赞赏有加外，还谈了一点不足或者说建议，即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新政改革比较支持，书中对此有精彩描写，但如果将李太后与张居正这条线加以扩充，进一步写出两人男女关系的私情及纠葛，小说肯定会更加吸引读者眼球。实际上，不论是明代正史还是张居正同时代人的笔记等，都没有张李两人私情的任何记载，为了迎合读者中低俗阅读趣味而“戏说”历史，编造名人本来没有的“艳情”，这就是亵渎先贤，佛头着粪。这样的评论观点，不是在正确引导创作，而是将创作引入歧途，其根源就是当市场经济的洪流席卷文坛艺苑时，我们一些人确实产生了信仰缺失和导向迷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可谓对上述不良倾向的当头棒喝，给人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之警策。
其二，生搬硬套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改革开放的宏伟历史进程，使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从困顿煎熬中跃然而起，同时也敞开锁闭的心扉迎接世界八面来风。面对繁星闪烁、波诡云谲的西方批评理论，我们的文艺评论界一度严重感染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病毒，其病症至今仍未痊愈。这就是轻视、怠慢乃至丢弃祖国丰厚的古典文论遗产，漠视和冷落革命文艺传统，唯西方批评理论马首是瞻，以其为模型和尺度衡量中国文艺作品、解说中国文艺现象、剪裁中国审美经验。从新批评到意识流、从现代派到后现代主义、从接受美学到大众文化批评、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西方批评理论，及其所携带和兜售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充斥评论文章，曾让许多批评业内人士惊呼“名词概念大轰炸”。其流弊所及，正如有识者所描述：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表达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可以说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患了“失语症”（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将西方理论密集运用于当代文艺批评，还在于简单地套用这种理论解读中国文艺实践时，经常沦为削足适履或隔靴搔痒的境地，而评论者却自以为是，以标新立异和与世界接轨相标榜。其实，我们的文艺创作表现的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它来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之中，又积淀和饱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气质，远非移植和套用西方理论能够解释清楚。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就要求我们脚踏祖国大地，更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更多在反映现实生活的鲜活艺术形象中发掘和提炼中国人的精气神，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阐释好中国故事的丰厚内涵，从而更好地张扬中华美学精神，为催生更多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创作与评论作品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在人情和利益面前放弃价值坚守。文艺批评是对文艺创作、文艺思潮等各种文艺现象所进行的理性分析和价值评判。它的角色仿佛文艺创作的体检师和保健员，通过“望、闻、问、切”诊断其肌体优异功能和成长状况的同时，更要注意检查、透视和诊治其不良症候与潜在病灶。这就是说，文艺批评需要秉持严肃科学、理性公正的艺术良心，坚守正确的价值判断，甄别良莠、明辨是非，激浊扬清，如此才能形成有利于文艺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可是，反观这些年来的文艺批评，面对繁复多变和取向多元的社会生活与文艺创作，不仅明显呈露出批评精神淡化、批评锋芒消退的现象，而且出现了招致普遍反感的批评庸俗化、工具化的流弊。我们的文艺批评，一方面常常在低级趣味、低俗思潮、错误思想面前噤若寒蝉，不敢或不愿发声，另一方面“人情批评”“圈子批评”“红包批评”川流不息，层出不穷，喧闹不止，可说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后者多半挂“批评”之名，行“表扬”之实，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好话唯恐没说足、吹捧唯恐不到位。批评沦落到这般境地，几乎成为眩人耳目却令人厌烦、夸大其词而虚张声势的广告。让人叹息的是，人情和利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除了能对“批评者”乃至“批评家”招兵买马，调兵遣将外，还能对许多文艺报刊和出版社攻城略地，使那些吹捧文章时常占领显要版面，以至连篇累牍，整版整版地昭示天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褒贬针砭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并要求“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这对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的乱象，实在是一语中的、拨云见日之论，值得我们悉心领会，起而整改。
文艺批评是对作品和作家的深度勘探，是对世界和人生奥义的扫描捕捉。它在思想的崇山峻岭和艺术的密林深处里跋山涉水，突围前行，中间会遇到种种迷人的诱惑和貌似易行的歧路，最为重要的是保持明辨方向的能力、坚守宝贵的“独立”品格、坚持“说真话”的操守和定力。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当今文艺批评界，特别需要培养和树立这种大丈夫的浩然正气。
（编辑 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