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说，那个人就是我家乡的。我跟他还住一个村庄。村里八九十号人，挤在两层院落里。我住在东院，那个人住在西院。两院之间，横着一条终年不断的水沟，一片长势不好的竹林，还有十来丛像被遗忘到岁月深处去的坟山。那时候还是大集体，两院人都听队长指挥。我们村的队长像生下来就是队长，到他死还是队长，不过，他死的时候我已远离了故乡。队长姓王，在家排行老大，村里的晚辈都叫他王大爹，久而久之，王大爹便代替了他的名字。他住在东院靠崖的一面，虚楼上挂了口木梆，那口木梆跟他一样，皮肤粗糙，身体弯曲。每天清早，他起了床，提着裤子跑向猪圈旁边的茅坑，地动山摇地空了肚子，再回到虚楼上，抄起藏在梆里的两根木槌，肚子一鼓一瘪地深呼吸几下，就开始敲，由缓而疾，直追人心。梆声一响，全村人都走出自家屋子，听王大爹安排活计。他的嗓子又尖又硬，能钻石头，但西院人要听清他的话，还是得费一些工夫，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日子。要是没听清，到时候去错了地方，一般人是扣工分，而那个人的母亲，后来也包括他本人，麻烦就大了，不仅扣工分，还有一连串的好戏等着让我们看。
现在的人，都说他叫周世京，其实他根本不叫这名字，他连周也不姓。他姓蒋，单名一个贵字。
不管他现在成了钢琴大王、亿万富翁、远近闻名的慈善家，我还是习惯叫他蒋贵。蒋贵没有周世京听起来气派，这我承认，而且我跟你一样，无法想象这两个名字属于同一个人。但没有办法，事实摆在那里——今天的周世京，就是昔日的蒋贵！
A1
蒋贵有一手绝活：他的耳朵能动。他的耳朵就跟狗耳朵一样。
不管在院坝里还是山道上，只要发现小孩，他都大声招呼，注意了，注意了！两只手凫水一样往自己怀里刨。于是我们围到他身边。他蹲下去，蹲到我们足够看清他耳朵的高度，他就开始表演。那耳朵背后的青色血管，扯来扯去，像蠕动的菜青虫，耳壳也随之一紧一收，有时还左右转动，逗得我们把肚子笑痛。大人不高兴我们这么笑，说男笑为痴，女笑为寡；又指着那些正在换牙的孩子说，看嘛，他们的牙齿就是被笑掉的！
这样的威胁没有意义，只要看见蒋贵动耳朵，我们照旧开心。
我们问蒋贵，你生下来的时候耳朵就会动吗？
他说不，我这耳朵是练出来的。
你跟谁练的？
跟王大爹的梆子。
王大爹敲出的梆子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不会说话，怎么能教他练耳朵？我们觉得蒋贵在骗人，他想跟王大爹学敲梆，就故意这么说。
村里人都知道，蒋贵想学敲梆都快想疯了。
有一次他对王大爹说，王大爹，你收徒弟吗？我想做你的徒弟。
王大爹说，好啊，可是你跟我学什么呢，学我发号施令吗？
不，我不学发号施令，我就想跟你一样，把梆子敲得那么好听。
王大爹盯住蒋贵。那双深色眼睛盯得蒋贵浑身灼热。
跟我一样？王大爹说，下辈子吧，下辈子估计能行。
这句话不代表拒绝，也不是嫌蒋贵笨，而是点明了蒋贵的身份。
蒋贵的身份在我们村独一无二。
解放那年，他父亲遭了枪决。他父亲拥有四十余亩田产，在地广人稀的山区，四十余亩也就是一眼能扫过的荒坡野地，够不上吃枪子儿的资格，他终于把这资格攀上去，是因为当过白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国焘、徐向前领着一支红军从鄂西经陕南，转战到了我们那架山。山上驻扎着刘存厚的部队。刘存厚是刘湘的同宗，当时有首民谣这样唱他：“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刘存厚，刘存厚！是他妈个胖子，是他妈个胖子！当猪杀，当猪杀！”张、徐二人就是带红军来把刘存厚当猪那样杀掉的。刘存厚兵员不足，到处拉夫，蒋贵的父亲也被拉去了。都说他是胆小鬼，战火一开，他就搂着枪哭，还尿了裤子。这种对胆小鬼千篇一律的描述，我并不相信，我知道人是会红眼睛的，一旦红了眼睛，平时蚂蚁都怕踩死的人，也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刘存厚的部队实在经不住折腾，没几下就被压到山脚，跑回了老巢绥定府。蒋贵的父亲没有跟去，偷偷溜回了家。红军马不停蹄，追到绥定府外围的凤凰山，轰隆几声，刘存厚就带着金银和妻妾逃掉了，几领大麻袋在城门口被挤破，银元细软撒得遍地都是。红军西去，蒋贵的父亲也便继续做他的农民。
但这笔账是记在那里的，记了将近二十年。
蒋贵的母亲生他那天，他父亲并不在场，因为他父亲那时候已被枪毙四个月了。那是午后时分，男男女女正在豌豆地里锄草，铲锄把地皮刮得噗噗响，蒋贵母亲的身体也在噗噗地冒泡。她已出了羊水，眼看就不行了。塄坎边傍山崚处有一个土洞，她就钻进那洞里，洞小身子大，她只把下半身戳了进去，头朝天仰着，双手撑在地上，连哼也没哼一声，就把蒋贵生出来了。当时还有人笑，说地主的儿子就是贱。蒋贵的父亲是白军，母亲是地主，至今我不知道他母亲的娘家地处何方，只听说她娘家可了不得，田产占据半个乡。这么说来，那肯定是在更高的山上，否则她也不会嫁到我们村来。解放那年，她虽已当了两年媳妇，可出嫁时已年满十八，地主的帽子追几十里山路，还是稳稳当当地戴到了她的头上。除了她，我们村连一个真正的地主都不够格。
蒋贵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他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那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快乐就像长在他的身体里，且长在十分隐秘的角落，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哪怕他母亲刚刚挨了批斗，或者他本人才被王大爹训斥过，转过身来，他就朝我们伸舌头扮鬼脸。他跟王大爹说话，也从不低声下气。
王大爹又问他，我的梆子有哪点好？
蒋贵说，你的梆子能把人敲哭。
王大爹说，但我听人说，我敲梆的时候，你并没有哭过，你都是扯着嘴皮子笑。
这倒是真的。蒋贵总是笑。此刻站在王大爹面前，他依然在笑。
既然王大爹这样说了，蒋贵觉得再笑就不合适，便把黑红的舌头伸出来，左右撩动，脸皮上的笑如水一样流到舌尖上，被他舔进胃里。
王大爹接着说，我敲梆是让全队社员听的，你敲给谁听？
敲给孩子们听。
王大爹的胸腔里弹出嚯嚯嚯的声音。由于身体佝偻，这声音一响，整个上半身都在颤动。
你婆娘都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家养着，哪来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是村里的孩子。
王大爹的脸色变了，眉毛间浮荡起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你喜欢他们？
蒋贵说喜欢。
王大爹哼了一声，摇摇头，含混地说，你想讨好他们，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球用也没有！
然后他转身走了。
蒋贵站在原地，站了很长时间……
王大爹既没说教他，也没说不教他，但暂时肯定不会教他。蒋贵并不着急，不能学的时候，他可以听。山里的风向说变就变，雨也是说来就来，遇上这样的天气，王大爹的梆声很可能就是高翔太空的鹰，或者沉入水里的鱼，普通人的耳朵，捕捉不到鹰在太空滑翔和鱼在水里游动的细响，而蒋贵不想漏掉王大爹的任何一声梆子，因此他不能只长普通人的耳朵。开始，王大爹敲梆的时候，他都从西院跑到东院来听，但两院之间那十来丛坟山，构成了一片死亡地带。死亡是无声的，坟里的骨头无声，坟上的泥土无声，生长在它们周围的万物，也沉寂得紧。这里是声音的禁区，蒋贵在此错过了最华彩的部分，惋惜得一整天心里都荒着。他不再往东院跑了，只蹲到西院外沿的碌碡上，侧向而听，风往哪边走，他的耳朵就往哪边动。在日久天长的磨砺中，终于练就了绝活。
练成之后，他首先表演给母亲看。母亲捂住嘴，差点儿笑岔了气。
母亲都会笑，孩子们肯定会笑。
那天他急急慌慌地就要出门，把绝活表演给我们看，母亲却拉住了他。
母亲说，儿哪，你这一辈子，怕只有当狗的命了，人家说你贱，你真的贱到了家。
蒋贵说，这世上又不是只有狗才会动耳朵。
是呀，母亲说，狗会猫也会，猪会牛也会，反正都不是人。
母亲像很伤感的样子，蒋贵却是乐呵呵的，他好像并不觉得当猫当狗有什么不好。
这让母亲越发难过，她把膀大腰圆的儿子搂进怀里，抚摸他跟他父亲一样狭长的脸。
在我的印象中，村里的妇人，除了蒋贵的母亲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别的都只有姓，称呼起来，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比如张氏、王氏、李氏。这种称呼代表了一种传之久远的亲切感。蒋贵的母亲没有资格获得这份亲切。他母亲叫杨大珍。杨大珍有轻微的耳鸣，每次王大爹敲梆，她都支儿子出去听。当然，蒋贵并不要她的支吩，早就蹲到碌碡上去候着了。他不像别人把梆声忽略过去，只注意队长后面的话，他侧着脸，把耳朵挺起来，最轻微的梆子声也不让逃走。
因为听梆声听得太专注，实质性内容却往往被他放过去了。当他心满意足地回屋，母亲问他：今儿个去哪里干活？他这才着了忙，诓骗说，王大爹只敲了梆，没安排活。
母亲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开口就骂：你这个不孝的畜生，去给我问来！
有一次蒋贵没听明白，到东院来问王大爹，王大爹正有个差事派他去大队部，他高高兴兴地应了命，忘了问话，更没回家告诉母亲，直接从东院往山梁上爬。那天杨大珍在家里煮好猪食，还没把儿子等回来，出门一看，院坝里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出工去了。她肩着一把锄头，站在院坝边张望。山里的活，一出门就要走上几里地，她只望见了乱石和荒草，望不见一个人，于是凭估计往酸梨树坡跑。跑到中途，遇见几个割牛草的孩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学生要休息星期天，社员可没个准头，遇上双抢季节，星期天不休息，晚上也不休息，而且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夜战”。
杨大珍把几个孩子扫了一眼，然后点名问我：他们是去酸梨树坡了吗？
我还没答话，桂东风抢着说：是。
杨大珍依然盯住我，我也说是，她就迈着小跑，往酸梨树坡赶去。
其实他们并没在酸梨树坡，而是在马桑湾，方向刚好相反。
那一刻我心里有些愧疚，但很快，愧疚之心烟消云散。
桂东风奖给了我一把草，之后又奖了我半个梨子！桂东风比我大几岁，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爸是村小的老师。我们村小只有一个老师，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他爸都让我们两层院落的学生结队而行，边走边呼口号。领队的是桂东风，领呼口号的也是他，那么长的句子，我一点儿也不懂，不知他是怎样背下来的。他还是学校红小兵大队长，看着他随时别在身上的那块鲜艳的红牌——没过多久改为少先队，戴红领巾——我向往得喉咙里伸出爪子。总之桂东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被他奖励一把草和半个梨子，不亚于他爸发给我一张奖状。
我们正在得意地嬉笑，杨大珍满脸汗水地踅了回来，又盯了我一眼，眼神凄哀。我正处于兴奋中，不愿意去理会她的心思，也根本没想起她儿子用耳朵带给我们的无尽的快乐。
她匆匆忙忙跑过之后，桂东风望着她的背影，高声唱：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杨大珍，杨大珍！是他妈个女的，是他妈个女的，当猪杀，当猪杀！我也大声应和，并且越发崇拜桂东风了。
那天，杨大珍被扣了工分自不待言，晚上还要开会斗她。
老实说，我们村斗地主，开始斗得一点也不好玩。白天没时间斗，都是等天黑下来，各家各户把活路收拾得差不多了，才到东院集合。王大爹除了早上跑茅厕跑得急，敲梆时快节奏的部分两只手晃得分不出左右，做别的事都温吞吞的。如果没有月亮，十几盏煤油灯放在院坝中央，杨大珍勾腰垂头地傍煤油灯站着，王大爹坐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从口袋里摸出叶子烟裹，头比杨大珍垂得还低，像烟叶上写着字，他需要以这种姿势才能认清那些字。好不容易把烟裹好，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直吸得在地上吐了一大片清口水，才问：人到齐没有？有人会说，张三还没到。王大爹说，那再等等。又过一阵，他问：张三来了没有？有人回答：张三来了，李四又走了。他说，那再等等。这么等来等去，我们这些小孩就熬不住瞌睡了。最可气的是，终于熬到人齐之后，王大爹却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就让大家自由发言。发什么言呢？都是交头接耳的，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这哪像斗地主，这简直就跟现在聚会喝茶一样，不同的是面前没有茶。大家嘴皮说干了，人也困了，满院坝都呵欠连天的时候，王大爹就咕哝一声：散吧。
你看这多么无聊！
我们村斗地主斗得像个样子，不是靠大人，而是靠我们这些孩子。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
听到那声“散吧”，蒋贵噌地从青石坎上站起来——每次斗母亲，他都蹲到院坝边的青石坎上，那里处在人群的外围，处在黑暗的深处，他不声不响，一蹲就是小半夜——跑到母亲面前去，把她往背上捞。她母亲早已双腿僵硬，动弹不得。杨大珍趴在儿子背上，发出低声的呻吟，而蒋贵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跟人说笑话。看见我们这些孩子个个没精打采，他声音响亮地招呼一声：注意了注意了！然后尽量把身子弯下来，耐心地表演动耳朵，直到我们乐开了花，瞌睡虫也跑个精光，他再背着母亲，摸黑往家里走去，边走还边问我们：比以前更好看了吧？
是的，他的耳朵动得越来越好了。他的耳朵完全模仿王大爹敲梆的节奏，由缓而疾，疾到高潮处，那干瘦的肉壳就像在跳踢踏舞。
A2
面对镜头，蒋贵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有些倦怠。那个漂亮的女主持最习惯的提问方式，归结起来就三个字：揭老底。无论多风光多高傲多强势的人物，被她笑容可掬地揭掉几层，累累创痕就会显露出来，不需她提醒，你自己就会低下头去舔舐伤口。
她说：周先生，听说你起家的时候，经销的不是钢琴，而是小提琴？
现在的周世京过去的蒋贵，转过头望着主持人，主持人也望着他。主持人嘴角的笑纹好看地弯曲着，但眼神是冰凉的。那眼神告诉蒋贵，我什么都知道，你别想蒙我；同时还告诉他，你要是蒙我，我会搞得你下不了台。蒋贵把脸放正，伸手在头皮上刮了两下，说，我起家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年前，那时候黄小姐恐怕还没出生吧？主持人说哪里呀，周先生你太……你太会夸人了，不过我听着舒服！蒋贵皱了一下眉头，动作极其细微，打着特写也不容易看出来。他没回应主持人撒娇似的话，而是说，我为什么非要卖小提琴？主持人说，我三岁就学琴，但不是学的小提琴，妈妈是小提琴教师，她让我学，打死我也不干。说到这里，主持人把嘴撅起来说，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周先生是卖小提琴的，我就听妈妈的话了，就不会让她伤心落泪了。蒋贵抠了抠下巴，黄小姐的意思，是要照顾我生意？主持人说当然哪，哪怕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跑到你的铺子里买琴。
蒋贵说，可是，要是你跑去一看，结果我铺子里只卖铁钉呢？
那我就当木匠！
好吧黄小姐，你把胸麦摘掉，去当木匠好了，当木匠是用不着这玩意儿的。
主持人的屁股底下像有枚手榴弹爆炸了，一蹦老高，握成拳头的双手放在胸前，不可能吧？今日的钢琴大王，过去竟然是卖铁钉的？
这很可耻是不是？蒋贵问。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和，皮肤底下却滚动着风暴。这种风暴在岁月沧桑中历练而成，带着时间的硬度，同时带着几分透骨而出的江湖气。姓黄的主持人一时有些茫然。她揭别人老底的时候，只有老老实实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才会感到疼痛，对那些把什么都看透了的家伙，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她说，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觉得那是可耻的呢？我只是感到奇怪。
她整个人变得庄重起来。
蒋贵知道她的庄重是装出来的。人们习惯这样，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往往就选择庄重。
主持人毕竟太年轻。其实她没必要气馁，她的怀疑是对的。蒋贵在这里撒了谎。
卖铁钉之前，他去镇上还干了别的事。他把自己装扮成老流浪汉，去镇上耍把戏。形势刚刚松动，我们镇上就来了许多外地人，看万花筒，逼猴子跳圈、作揖、下跪，或者吞玻璃碴卖狗皮膏药，对这些，我们通通称作耍把戏。蒋贵耍的把戏跟别人不同，他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破碗、石头、瓦块和树根，从脖子直挂到脚踝，随便一走动，那些东西就相互敲击，发出各种音响。
这种事在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干过。他的那些器物，不是临时拼凑，而是早就准备好，用麻绳系起来，装在随时背着的花篮里，要用，拿出来很方便地往身上一挂就是。一段时期，他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他缓缓悠悠地扭动脖子和肩部，这两处的石头瓦块次第响起，传出“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接着再动上肢和躯干，便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脚踝上的瓦片响过，一支完整的曲子画上了句号。我们笑得不知所以，只好相互在对方身上掐，有个二年级的女生笑晕了头，摔到两米高的塄坎底下，幸好下面是虚土。蒋贵跳下塄坎，把女孩抱起来，用衣襟擦掉她脸上和手上的泥土，问她：伤到没有？女孩说，我的手痛。他说那我给你包扎一下。于是取下脖子上的一挂破玩意，系在女孩的右臂上，再托着那只手臂轻轻舞动，舞出一串似曾相识的乐声。女孩又笑起来。他说，还痛吗？女孩说不痛了。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对我们说，这东西既治病又治伤，前几天我抬石头闪了腰，出气都痛，把这东西往身上一挂，嘿，好了！说罢，他把腰使劲扭了几下。
可是有一次，他正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演奏，我们也笑得鼻涕口水直流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笑个屁！
发出断喝的是桂东风。桂东风说，他弄得有喇叭里好听吗？
仔细想想，这倒是真的，蒋贵弄得一点儿也不好听，声音时高时低，好些地方还没接上。而喇叭里的《东方红》不是这样。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了喇叭，是那种皮面漆黑的纸壳喇叭，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每次广播之前，都放《东方红》。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高亢嘹亮，能让我们感觉到太阳喷薄而出，它的亮度和热力，都能穿透我们的皮肤。而蒋贵的《东方红》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真的好玩吗？桂东风说，一点也不好玩，我们都被蒋贵的险恶用心欺骗了！《东方红》是唱毛主席的，只能用嘴唱！
桂东风到底比我们高明。
从那以后，蒋贵就没在村里玩过这把戏了。
但他并没闲着，他走在山道上，宽松的齿缝间藏着一只野豌豆荚——我们那里把野豌豆荚叫野春，他嘴里就含着野春，你看不见他在吹，却能听到美妙的乐曲。他还能将一匹被虫蚀得千疮百孔的树叶贴在嘴角，吹出狗吠牛哞的声音。那些日子里，风随时把蒋贵的声音送过来，而蒋贵很可能离我们很远，远到隔着几匹山岭，而且他的嘴鼻并没有发声，也没吹野春和树叶，但村里的小孩都认定，风的声音就是蒋贵的声音。蒋贵的声音不仅能附着在流动的风里，也能附着在一段枯死的木头上。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那时候听得最多的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蒋贵的声音。
可没过多久，这把戏他也不再玩了。原因是我们听了不笑。蒋贵的全部成就感，似乎就在逗我们发笑，我们不笑，他就没兴趣了——只有动耳朵让我们百看不厌，因而他只保留了这一个绝活。
不知为什么，去镇上后，他从没表演过动耳朵，在往后的任何场合，他对自己耳朵能动这件事也讳莫如深。他身上挂着石头瓦块，敲歌曲给人听，可他知道的歌曲实在太少，敲来敲去就那么几首，很快让镇上人厌倦，觉得他那玩意儿根本就不配叫把戏。他弄不到钱，才开始卖铁钉的。
既然占了上风，蒋贵便放下架子，不再戒备，显得心平气和。其实他跟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样，对自己早年的屈辱——除去那些最深的隐痛——不仅不避讳，还尽量找机会诉说。那已经不再是屈辱，而是光荣的标记。但他痛恨别人逼着他说。
现在主持人已没有力量逼他，他的诉说也就变成了自愿。
开始卖铁钉的时候，他说，是在乡场上。我没有铺子，将铁钉装在黄挎包里，街头街尾地游走。这样吆喝了将近一个月，一颗也没卖出去，于是我去了县城，结果更糟。我当时不知道在乡场上卖铁钉还勉强算一门生意，在县城就不叫生意了。县城离我家远，我不可能天天赶回去，晚上睡在大街上，枕头就是那包铁钉。我的后脑勺上，至今还有凹进去的地方，就是被铁钉戳的。我用挎包做枕头，是怕有人趁我睡熟的时候偷了去。
周先生现在想起来，主持人以讨好的口气说，恐怕自己都觉得好笑。
那是你的想法，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那个挎包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吃饭怎么办？
讨口呀！讨不到就去垃圾桶里翻。那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垃圾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从一个居民小区门前的垃圾桶，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婚姻质量，同时也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性格。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专门研究垃圾文化。
周先生说得太玄了吧，你最终没有研究垃圾文化，而是成了钢琴大王。
蒋贵似乎不喜欢“钢琴大王”这个词，眼神暗了一下。
我看卖铁钉没有出路，他接着说，就去一家电器行帮工。再后来，我就自己经销电器了。我说的电器，不是冰箱彩电和空调，而是台灯一类小玩意儿，甚至也包括手电筒，而且是收购废品，自己摸索着进行组装。当时我在县城临河的吊脚楼上租了间老屋，那间老屋就作了我的铺面。老屋远离街道，看上去随时都准备倒塌的样子，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个为生活挣扎的人。我想到了做广告，当然不是在媒体上，那时候我要是找到黄小姐，黄小姐一定会把我当叫化子赶走的。事实上我也差不多是叫化子，不可能拿钱去做广告，都是夜深人静，活城变成死城以后，我再左手端着墨水瓶，右手拿支破毛笔，去墙上写写画画。我写的那些东西，被城市称作牛皮癣；很抱歉，现在我走到任何一座城市，只要看见牛皮癣，我都会感到亲切，无比的亲切，因为它让我忆起过去的时光，让我看到把牛皮癣贴上去或写上去的那双手和那张面孔；我不排除这其中有唯利是图之辈，但肯定也有和我当年一样的人。其实我那时候不是人，是老鼠，随便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认为是夜间巡逻的警察，吓得赶紧躲起来。我敢肯定，我的身手比老鼠敏捷，需要的藏身之所也不比老鼠洞大多少。要容纳下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蒋贵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主持人的眼眶却红了。
她说，我知道，你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昆明开了家很大的电器商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你是怎么挖到第一桶金的？
我从来没挖到过金子。蒋贵生硬地说。
哦……那么你为什么要改行呢？我听说，你改行的初期是相当艰难的。
蒋贵把脸扬起来，虚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个呀，与我们村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的真名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都叫他王大爹。是王大爹点燃了我的音乐梦。他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他的乐器不是琴，而是木梆。那时候我就知道，虽然他是农民，却对种田没有兴趣；虽然他是队长，对当官同样没有兴趣——他的全部兴趣就在于敲梆。我当时说，王大爹敲梆，能把人敲得哭，可不是说着玩，我是真的哭，只是不流眼泪的哭。村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王大爹敲梆的时候，厮杀的狗会停止战争，喧闹的鸟会安静下来。那真的叫鸟鸣终止，山川肃穆。如今的我，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了，可我没有见到第二个像王大爹那样纯粹的音乐家。可惜的是我无能，否则我就会把木梆发展成中国的乐器，就会出钱把王大爹送到维也纳，让他去搞一场木梆独奏音乐会。但我没那个能耐……再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本不应该怀疑周先生的感情，主持人说，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说的那个王大爹，对你母亲是相当不好的，每次开会斗争你母亲，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让你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脚肿得皮肤都快胀破了。你不恨他？
蒋贵又用手刮头皮，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交替着刮。大概他有这习惯，使头皮上血液供应充足，虽是将近六十岁的人，头发还像年轻时候一样茂盛，而且头发留得很长，把耳朵全都遮住了。
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反正我从没在任何场合说过。我恨他？怎么可能呢！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母亲当时吃了一点苦，可也帮助她强健了筋骨，她现在已快上八十，腿脚还相当灵便，腰板也没有佝偻的迹象。
主持人实在聪明，她听出了蒋贵说话的语气，蒋贵说“我恨他？”的时候，把“他”字说得特别重，尾音拖得特别长，她由此判断，即便蒋贵不恨王大爹，却可能恨别的人，于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不恨你们队长，恨谁呢？
蒋贵愣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恨……真要恨，也是恨我自己。走出大山也有了一点钱之后，我本来很想学会一门乐器，可那时候我都是多少岁数的人了，手指成了老树根，把全世界的顶级大师都请来教我，我也学不出个名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说，周先生，你为什么一直不成家，能告诉关心你的观众朋友吗？
蒋贵又开始刮他的头发，刮了很久也没回答。
B1
蒋贵真的不恨王大爹吗？王大爹不仅让他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不仅拒绝教他学敲木梆，而且还不允许他拥有一口自己的木梆……
记得那年冬天，一直都非常晴朗，可在冬季快结束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罕见的大雪。我睡在屋里，不知道下雪，鸡叫二遍的时候，我父亲骂骂咧咧地起床出门去了。他起床的非凡动静吵醒了我。我感到特别冷，锐利的寒气，扎穿又厚又沉的棉被，也扎穿我的皮肉和骨头，把我变成棉被里的一块冰。我听见屋后传来噼里啪啦的脆响，像除夕天燃放爆竹。我不知道是鬼祟作怪还是村里的牛羊都疯了——这事情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全村的牛羊突然间集体发疯，跑到村外的农田里，把人们辛辛苦苦忙活一季种出的庄稼，悉数糟蹋——或者是来了强盗？吓得直往被窝里缩。但父亲的骂声和脚步声都很从容，证明世界太平，我也略感心安。屋后跟我的卧室只隔着一层被柴烟熏黑的板壁，父亲走到那层板壁之外，我才听出他是在骂老天爷，他说老天爷呀，你太不成体统了，不打声招呼，就偷偷摸摸下这么大的雪！他开始摇竹身。雪团下落的声音带着低沉的怒吼，带着只有山里人才能辨识的某种决心。
回屋后，父亲对我母亲说，日他娘的，我差点儿被雪埋了！
既然是雪，就没什么可怕。谁知到了后半夜，山上却传来持续的巨响。响声刚停，王大爹就敲梆了。山上的公猪圈塌了。圈里养着二十多头猪，眼看就肥了膘，就要上交国家，万万不能死的。王大爹要村民立即起床，去山上救猪。
救猪的事就不必讲了，只说王大爹那夜敲的梆子。木梆是弯曲的，他敲出的声音也像是弯曲的。确切地说，那不是声音，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戴着斗篷，顶着风雪，穿越黑夜来到我们身边。
我相信，蒋贵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被深深地感动了，把公猪圈那摊子稀里糊涂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就去找到了队长。
这次他把话说得很严肃，也很谦卑。
他说王大爹，我有件事情求你。
王大爹说，你别求我，有事你去求毛主席。
这件事我只能求王大爹。
那你说吧。
还是那件事，我想跟你学敲梆。
王大爹垂下眼睛，慢条斯理地裹烟，把烟点上，抽了好几口，才说，干脆把木梆搬到你家里去算了。你不必跟我学，只要把木梆搬进你家里，你就能和我敲得一样好。
蒋贵没再说一句话，出了队长的屋。他是退着出去的。
他早就应该明白——木梆绝不只是一个挖空了的木头。
那些日子，蒋贵老是恍恍惚惚的样子，给我们表演动耳朵，有好几次耳朵都不听他使唤，让我们大失所望。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失望，他说别急，我耳朵动不了，还可以吹响响呢，我给你们吹响响吧。于是顺手摘下一片树叶，打算吹羊叫，可我们哄的一声散去了。他呆呆地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直到我们被山弯吞没，他才想起什么似的，使劲吹：咩咩咩……这时候听上去没有快乐，满坡满谷只回荡着穿胸透骨的凄厉之音。动物的心是相通的，一山的羊，都跟着他乱鸣。
随后，我们又听见他笑，大声地笑，朝着我们消失的方向高喊：
我的耳朵又能动了，你们回不回来看哪？
村里的大人们说，蒋贵那龟儿子，怕是发癫了！
另一些人说，他没有发癫，他是脑壳里少几根筋。
只有王大爹为他说了话。王大爹挺了几下腰，像在努力使弯曲的部分拉伸，但终于没能如愿，于是窝着胸脯，意味深长地说：把筋全都接上的人，每根筋必然不长。
这意思是，蒋贵脑子里的某些筋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长。
难怪他会动耳朵！那些人说。
王大爹只是哂笑一声，没再接腔，只一冲一冲地走回他的屋子，走上他的虚楼，操起木槌敲梆。
自从明确拒绝蒋贵之后，王大爹敲梆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以前只是早上出工前敲一次，如果晚上有会，傍晚再敲一次，现在没有会傍晚他也敲。傍晚的梆声一响，杨大珍的两条腿就直打战，颤得像通了电那样发麻，蚊子都不敢叮她。可事实上，王大爹很可能只是总结一下今天的劳动。那些话，在坡地上评工分时他就已经说过了。每天收工时大家都要围在一起，根据各人的表现评出工分；乡间自成一体的亲密社会，在这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为了五厘工分，可以把祖宗八代掏出来咒骂。
王大爹除了敲梆的次数更频繁，敲的时间也更长，敲之前那几口深呼吸，做得也格外卖力，他要感到丹田发热，脚心发烫，枯瘦的手指才会运动起来。他是把心呕出来在敲。
杨大珍双腿发麻的时候，她的儿子蒋贵正在院坝边的碌碡上做梦。
梆声把他带入梦境：他长满翠绿色的羽毛，张开双臂，钻入天空的深处。
蒋贵决定自己来造一口木梆。
王大爹的梆不能搬到他家里来，因为王大爹的梆代表的是权力，但他自己造一口总是可以的。
他并不打算把这口梆敲响，只在王大爹敲梆的时候，以虚拟的动作，应和王大爹的节奏，学习那看似万古不变实则诡异无常的音律。
他去山林里寻到一根梨木的断桩，扛回家来，每天收工后，就用凿子在梨木上挖。
母亲问他，你挖那东西干啥？
他说，做猪槽。
母亲说，猪槽不是有了吗？
我知道有，可总有用坏的一天。
母亲不言声了。是呀，总有用坏的一天，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那可是石打的猪槽。她任由儿子去瞎忙。看着儿子那股认真得要把命搭进去的劲头，她的心被人捏住了，像拧抹帕那样拧。是她和她死去的男人，造就了儿子的命运。儿子的同龄人，孩子都生一大堆了，最大的孩子差不多会捡麦穗了，他还是光棍一条，精力无处发泄，只好用来挖根本就用不着的猪槽。
蒋贵大约忙了一个星期，王大爹知道了这事儿。
他来蒋贵家察看。
杨大珍在屋后的梨树下吆鸡回屋，见到队长，自甘卑下地招呼。蒋贵只听到母亲的招呼，没听到王大爹答话，但这已经足够，等王大爹从水井旁边的后门进屋，他不仅把东西藏起来了，还把新凿出的木屑扫进火膛，用灰土掩埋掉。
王大爹背着手，去每间屋子里转了转，问蒋贵：你那家伙还有多久完工？
蒋贵像被当场拆穿的魔术师，血气上涌，脸红到了耳根。好在屋子里阴暗，看不见他脸红。
他说王大爹你说的啥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明白的，你不是在挖木梆吗？
蒋贵笑起来，笑得很干。他说没有啊，王大爹你听谁说的？
王大爹没听谁说。他是自己听见了木梆唱出的音乐。蒋贵的木梆虽未挖成，却已经会唱歌了，只不过这歌声唯王大爹能听见，别人是听不见的。
蒋贵吓坏了。他见识了王大爹的力量。这辈子，他永远也玩不过王大爹！当天夜里，等母亲睡熟之后，蒋贵搂着还没出生的木梆出了门，将其藏进了很远很远的山洞里。王大爹没再过问。多年以后，蒋贵和他母亲都早已住进了城，一次偶然，有村里人进到了那个山洞里，发现了那口木梆。木梆并没完全朽烂，在凹槽的最深处，有一窝刚刚出世、还没来得及睁眼看世界的老鼠。
玩不过王大爹，蒋贵也未必玩得过一群孩子。他那套将石头瓦块挂在身上的把戏，已经耍过，现在唯一的本钱，就只剩下动耳朵。他以这样的方式逗我们乐，也让自己乐，但我们——确切地说是我——突发灵感，将他这份快乐割除了。
灵感产生于斗他母亲的时候。前面说，我们村就是靠了一群孩子，斗地主才斗得像个样子。
我读三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大队部召开斗争大会，除全体社员，两所村小的师生也参加。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星期四，太阳早早地升起来，漫山遍野金光万道，大地复苏，空气清新。往天我们起床后要进山割一背篼牛草才吃早饭，早饭后再去学校，这天我们例外地免除了那份枯燥的劳动，太阳升起不久就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向大队部进发。那是我感到无上光荣的一天，因为我也领呼口号了。桂东风本来应该读初中二年级，但初中考了两年也没考上，至今还在小学毕业班磨蹭，他身上那股一呼百应的英雄气，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爸也对他寒心，那天只让他领呼了一半路程，就把权力交给了我。我之所以受到器重，是因为成绩好，特别是语文好；桂老师讲语文课，中心任务是教会我们怎样识别敌人和朋友，我学得十分投入，看到一棵树，我也要思谋再三：它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走进会场，我简直惊呆了，哪来这么多人啊！
院坝的四墙，挂满了图片，每进去一批人，就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女子领着观看并逐一讲解。那女子二十岁出头，挽着发髺说的是普通话。那是我第一次听普通话。普通话真好听。
人到齐了，图片也看完了，会议正式开始。
要问我会是怎么开的，我真是模糊一团。不是现在才模糊的，是当时就模糊了。我只记得大队干部一声令下，民兵们怎样拎着坏分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杨大珍——的脖领冲上台来，民兵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坏分子都像刚从阴渠里掏出来的。奇怪的是，我对杨大珍那么熟悉，这时候却认不出她；更怪的是，在这种场合，我越看她越像个坏分子。因为杨大珍既是白军的老婆，本人又是地主，押她的人比别的民兵都壮实。坏分子一出现，院坝里立时响起能把飞禽走兽吓死的口号声，同时像诗人们描写过的那样，举起森林般的手，每只手上都捏着红宝书。然后，我就记得坏分子们怎样流汗，怎样发抖，怎样齐崭崭地跪下去……
别的我记不住了，因为我也在发抖，被激动得发抖。
当天傍晚，桂东风来家里找我。他以前从不上我家来，可今天来了。他对我说话，也不像先前那样霸气。
你有啥感想？他这样问我。
我把自己的激动告诉了他。
我以为他也跟我一样激动，谁知道他只是撇了撇嘴，那样子仿佛是说，尽管你也领呼了口号，可你还嫩着呢！我被深深地刺痛了，反过来问他有什么感想。
他说：光激动有屁用，关键是要拿出行动！
这一刻，我承认自己的确比不上桂东风。
正因为觉得比不上，行动起来的时候，我才格外积极。我发誓超过他。
行动落实在杨大珍身上。我们决定晚上单独把杨大珍再斗一次。
就是从那天开始，村里开斗争会，我和桂东风会把一群孩子组织起来，督促王大爹抓紧时间。那时候学生的权力是很大的，许多大人都怕学生，我们随便说一个新词，都能把多为文盲的大人吓住。他们怕我们的新词，更怕我们的青春。上面来个什么指示，他们虽然照章执行，但人生的经验会帮助他们过滤，执行起来，懂得哪里要轻，哪里要重，哪里得过且过，哪里一丝不苟，而青春不需要过滤！既然杨大珍是地主，她就应该挨斗，狠狠地斗！
桂东风首先想出了一招：让大家开斗争会时必须呼口号，必须拿上红宝书。这一招真好，它让斗争会显得庄严而神圣。大队部斗地主，是民兵把地主押上来，命令他们跪下，那么单独斗杨大珍也应该这样。但我们村的民兵个个是草包（难怪大队部抽调人员时，他们一个也没被选上），你推我，我推你，好像杨大珍身上长着刺。民兵不配合，我们就命令杨大珍跪下，杨大珍不敢不跪，跪在粗糙的石地上。有几次还让她跪了柴块。柴块是用斧头破开的，皮面嶙峋，两侧刀锋一样割人，跪的时间一长，即使在鬼影似的煤油灯下，也能看见丝丝缕缕的血痕濡湿她的膝盖。
但这些主意，全都是桂东风想出来的。我心里很难受，希望自己能想出一个新花样，出奇制胜。
可惜很长时间都没有想出来。
直到有一天，我脑子里电光一闪，大喝：蒋贵呢？蒋贵哪里去了？
蒋贵从人群外的阴影里站起来，说我在这里。
人们很难看清他的脸，只看见一排白光。那是他的牙齿。这证明他的嘴是咧开的。他是在笑吗？是以为我会宣布斗争会现在就结束，让他把母亲背回去吗？
我真是没有出息的，那时候，我的心软了一下。
但桂东风正瞅着我，带着嘲讽。
我以更加响亮的声音朝蒋贵喝道：滚过来！
白光消失了，人站到中心。
跪下！
他跪下了。就跪在母亲旁边。
动耳朵！
蒋贵愣了片刻，把头稍稍侧了一下，开始动耳朵。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现在才注意到了，他一次只能让一只耳朵动。
他先动了右耳，动的时间很长，大概是累了，停了下来。但我没喊他停，于是他又动左耳。
这时候，我偷觑了一眼桂东风。
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这让我暗自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在场的所有孩子，一个也没笑！
以前，蒋贵动不动耳朵，是由他自己作主，现在不能让他自己作主了，现在是我们说了算！以前他绞尽脑汁逗我们乐，现在我们偏不乐！
B2
电器老板改行销售钢琴，当然要经历诸多困难，有些困难是蒋贵能想到的，有些想不到。别人给他推荐的调琴师，他听来左右不对路；然而，他虽有超群的耳朵，毕竟不懂钢琴，难以把那种“不对路”准确地描述出来，他只是感觉到，尽管那些调琴师在业内都有一定名声，事情却干得并不出色。开业将近一个月，他的钢琴一台也没销出去。对此，蒋贵并不慌张，他早就知道，有些事是慌张不来的，你得等待，拿出你的金钱，甚至性命，去等待。这是一场赌博，胜利的只有一方。究竟谁胜谁负，普通人的眼睛是看不准的，战场摆在明处，而最终的结局，却隐藏得天衣无缝；或许它并不遥远，或许它就在你身边，你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可你就是看不见它，脚尖轻轻掉转方向，就把它永远错过了。蒋贵明白这个道理，只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
他终于在等待中起死回生。
说是等待，但也并非“无为而治”。他辞退了别人推荐来的调琴师，自己请了一个。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蒋贵叫她小彭，是某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在读研究生，除了她的熟人，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人认识她，然而正是她的到来，让蒋贵的琴行生意兴隆。
小彭成了蒋贵的情人。夜里，只要没有特别的事需要回校，她就来蒋贵的寓所跟他同居。除了应得的工资，蒋贵还按月付给她三千元钱。但无论在什么场合，蒋贵都否认自己包养了小彭。蒋贵的理由在于，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找了几家很上档次的咖啡馆，让咖啡馆老板请小彭去弹琴，以增加她的收入，蒋贵说如果他只是包养小彭，便没有这个义务。不仅如此，他还出资为小彭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请音乐界的名流前来捧场，在报刊上发表评论。他做这一切，包括按月支付的三千元钱，没有一件是小彭主动提出来的。
蒋贵的话，似乎在暗示他和小彭之间是有感情的，可当有人明确问及此事，他总是避而不谈。
研究生毕业后，小彭离开了那座城市，具体去了何方，蒋贵说他开始知道，后来就不知道了。其实他知道，只是不去想。小彭给蒋贵写了很多信，不是电子邮件，而是用纸笔写的信，带着怀旧的暖意。蒋贵一封也没回。他是一块泥土，这块泥土上本可以长出很好的庄稼，但小彭无论在上面种什么，都颗粒无收。她只能放弃。
总之，蒋贵最终没跟小彭结婚。
把钢琴卖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蒋贵又心血来潮：他不仅要销售钢琴，还要制造钢琴。制造钢琴的木材是很讲究的，蒋贵亲自去中国南方的热带森林考察，还越过边境，去缅甸、越南。当他的公司造出第一台钢琴后，蒋贵不像别的商家急于出手，而是待价而沽。这“价”不是指金钱，而是购买者的名声。他必须让名人买走这台钢琴。出乎意料的顺利，没过多久，它真的就被一个刚刚得了国际钢琴大赛金奖的新贵买走了。这个人姓高，但许多人猜测，蒋贵说的小彭，很可能就是这个姓高的年轻钢琴家。此后，他造的钢琴水一样往外流，钱则水一样往里流，他的财富迅速增长。
一个身家数亿的富豪，怎能没有一个妻子呢？蒋贵并非独身主义者，这从他跟小彭像模像样的同居生活可以得到证明；而且，除小彭外，蒋贵还跟不下七个女人同居过。是对女人不信任吗？这同样说不上来，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爱情上遭遇过挫折。那么，他是担心一旦结婚，女人就会分走他的财产？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果蒋贵把财产看得那么紧，他就不会做慈善家，不会眼也不眨一下，就划拨出大笔大笔的钱建希望小学。
蒋贵在甘肃、陕西、云南、新疆、四川等众多省份都建了希望小学，但他只在选址和验收时才去，学校一旦建成，就不再去了。三年前，他在南方某地建了两所学校，还投资修了两座桥——此前，乡民只能靠溜索横跨滔滔江水，蒋贵去选校址那天，看到一个女子在溜索上滑行，灰白的天幕下，那不像一个人，而是一只没有翅膀的蝴蝶——当地政府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邀请他当两所学校的名誉校长，他大惑不解，冷漠地说：我为什么要当你们的名誉校长？听上去，那两所学校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不当名誉校长也成，但希望他能在开学典礼上去讲几句话。这次他礼貌性的应答也没有，就把电话掐断了。电话来了若干次，每次都如此。人家一片诚心，派专人乘飞机到他居住的城市接他，他面也不见，只让助手请他们吃了顿饭，然后把他们送走。
那些人去机场之前，助手给了他们一封信。
这封信的字写得工整、漂亮，藏头护尾，有汉隶风范。
这是蒋贵的手书。
蒋贵没上过一天学，这手好字，是在故乡的田野上用树枝练成的……
信上说：你们有钱坐飞机，却没钱修学校，也没钱修桥，这说明你们并不感激我；你们表面上在感激我，背后却在笑我傻。
蒋贵修了那么多学校，却从不在家乡修学校。
他的乡亲们一直都在盼他的音信，因为那所村小很快就会垮掉。桂东风他爸退休后，村小就没有公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全面取缔，就只剩下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不在财政上领工资，薪金只能从学生的书学费里抽取，而抽取的那部分钱，还不如外出打工挣一个月。等到国家减免学费之后，教书的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只好散伙。没有老师，当然也就没有学生，于是干脆回家放羊；那些希望继续念书的，只能去镇上的中心校，镇子那么远，又不能住校，不得不抽出一个劳力，去镇上租房照顾孩子。这笔花销是巨大的，何况家里的劳力本来就那么少，现在走了一个，农田抛荒在所难免；以前只有那些实在长不出庄稼的地界才不得已让它荒掉，而今种了若干代的田土也荒了，是“熟荒”。学校久无人去，操场上长满齐人高的桐蒿，教室外的空地上，杂草茂密，蚂蚁成堆。那里背靠大山，前面是口堰塘，地气阴湿，现在没学生打扫，又无人气，喜欢阴湿的生物便肆无忌惮地在里面爬行和打洞，即便在阳光底下，站在远处看学校，身上也发冷，总感到有条蛇正往裤管里蹿。没过多久，校舍的木椽塌了腰，地基也沉了一块。再这么下去，它肯定会垮掉的。
村里人都不愿它垮掉，就算彻底失去了学校的功能，也望它留着。这学校有多少个年头了？解放前就有的！它不只是村里的一块土地，还是村子的魂，没有它，这个古老的村庄还能到哪里寻找希望？几个人牵头，去找政府出资修缮，镇上的领导没理。一所废弃的学校，还修它干吗？集资修缮吧，又人齐心不齐，有些人叫得比谁都厉害，可真找他要钱，他的血就冷了，喉咙也哑了。
保住校舍的唯一指望，似乎都搁在蒋贵身上。蒋贵发了大财和到处建希望小学的事情，他们从电视上看到过，相信蒋贵一定会回到家乡，把学校建得漂漂亮亮的，不光是修缮，而是推倒重来，建成坚固的钢筋水泥的楼房！跟他撒到别处去的钱财相比，修几间水泥楼房不就是九牛一毛的事吗？
可蒋贵一直没有回去。
自从把母亲接进城，他就一次也没回去过。
村里人盼蒋贵把眼光都盼老了，还不见他的踪影，就想：蒋贵多半是恨这个村子了，当年真不该斗他母亲。
可话说回来，不斗行吗？他母亲杨大珍是地主，怎么能不斗呢？
只是不该斗那么狠。
但又一想，斗杨大珍实在说不上狠，开始只让她弯腰站几个钟头，后来跪了石坝，跪了柴块，这算不上什么！你去这架大山上访一访，有哪个村的地主没跪过石坝和柴块？有的还挨打呢！山顶上有个姓洪的地主，不就被打狗棒打折了腰吗？而杨大珍从没遭过这样的罪。可以说，她生活在这个卧于半山的村子里，是相当幸福的。蒋贵真不该记恨。人家洪家儿子就没有记恨，洪家儿子后来念了大学，在市粮食局上班，空了，就回老家看看，尽管他在老家已无活着的亲人。他没有蒋贵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但见了乡亲，都是该叫啥叫啥，自己不抽烟，身上却经常揣着烟，散给乡亲们抽。
或许，蒋贵也跟洪家儿子一样，并没有记恨，只是他忘本了。
他在电视上的名字叫周世京，但老辈人谁都认得出来，他不是周世京，而是蒋贵！既然连父姓也可以抛弃，乡亲和养育过他的这块薄瘠的土地，又顶得上什么呢？
最后的结论，大家意见统一：蒋贵忘本了。
乡亲们对他的看法，蒋贵自然一无所知。但他有时会去揣摩，那是在夜深人静、身边也没女人的时候。他住的地方都很平常，有段时间住在一栋居民楼的顶层，屋外有块平台，城市睡过去后，他便搭把凳子，放到平台上去，抬头望天。城里和他老家，有着同一个月亮，可看上去它是那么不一样！城里的月亮就像城里的夜灯，干暖，虚幻，朦胧，而老家的月亮带着可以触摸的水质，亮得能把人吸进去。月亮如此，星星也如此，城里的星星是稀少的，静止的，而老家的星星多得像要被挤下来，喧闹流转，如闹市上的人，一刻也没消停过。于是他就不再望天，只低头去想老家的人。
他记得住老家的每一张面孔。
这些熟悉的面孔，此时此刻如果还没睡去，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在某一个神秘的瞬间，想起村里曾有他这么一个人？村民闲聊的时候，会不会议论到他？
他相信一定会的，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说。各种说法都是可能的。他把那些可能性都揣摩一遍之后，往往把双臂抱在胸前，腰板挺直地坐上一会儿。正是在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多么孤独。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会这么孤独了。可是他没有孩子。他告诉别人：我不结婚的唯一理由，是怕要孩子。
他说我自己可以不要孩子，但没有权利让妻子也不要孩子。
我怕养不好孩子——这是他的口头禅。
你把孩子全托给贵族学校，他们会帮你养得好好的。
采访他的人这样说，他身边的人也这样说。
对此，蒋贵只是含糊地哼一声了事。
他说不出更多的话，因为每每提到孩子的话题，他就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动耳朵！这时候，他的脖子会轻轻扭动，头摆来摆去。他的脖子没有问题，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一种事实：他的耳朵在长长的头发底下跳舞。尽管看不见他的耳朵，但头部两侧的鬓发却在交替耸动，当他扭动脖子，人们就注意不到这个细节了。
抱着双臂坐在夜晚的平台上，只要想到孩子，那个遥远的声音也会传过来，让他的耳朵乖乖地服从。他挣扎着跺一跺脚，把梦境撕破，让耳朵安静下来，再站起身，进屋睡觉。
他睡觉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开着灯睡，且是雪亮的大灯，从夜开到明。
他厌恶黑暗。要不是为了看月亮，他根本就不会坐到黑暗里去。
C1
当年的乡村，要是没有太阳和月亮，就只剩下黑暗了。煤油灯的光焰照不出屋子。挖那口木梆，蒋贵是在黑夜里工作的，也是在黑夜里搂着它，将其藏进不见天日的山洞……我记得蒋贵那时候总喜欢往黑暗里躲，他后来对黑暗的厌恶，是对故乡的厌恶还是对过去的厌恶？我说不清。
我同样说不清的是，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蒋贵，他就是喜欢跟我套近乎。
高出两层院落三十米处的山体上，横着一条渠堰，在东边的田地里干了活，西院人都是匆匆忙忙穿过瘦瘦的堰堤，直接走到西院上方，再下一坡杂草丛生的土路，就进院坝了。这会省下不少路程。他们赶回去，是要去自留地里忙碌。给集体干活只要不迟到早退，中途尽可磨洋工，妇人们挖下一锄，往往就停下来，将下巴搁在锄把上，重复那些说了一辈子的闲话。男人没那么多惹是生非的闲话，但可以利用裹烟、抽烟的机会，围坐在田间，摆些天远地远的龙门阵。他们就这样耗在集体的地里，从日出到日落，只等王大爹下令收工，把工分一评，就向家里奔去，即便天已黑透，也扛着锄头，提着尿壶，去自留地里松松土，淋淋庄稼。自留地才是身上的肉，才跟自己贴心贴肺。村里人都这样，唯蒋贵是个例外。许多时候，从村东的坡地上收工回来，蒋贵都绕道从我们院坝里过。那时候，我往往在家里做作业。我自己并没感觉到，但村里人都说我是最喜欢学习的孩子，且至今还以我为榜样教育他们的子女，说过春节的时候，外村来了车车灯或别的什么稀奇，我都拒不出门，躲在家里看书。我真是这样吗？果真如此，证明我从小就会装模作样了。蒋贵一步跨进我家高高的门槛，说，天麻黑了，你还不点灯？你这样会把眼睛搞坏的。
他说得没错，书上的字像随白天一同沉睡了，我要费很大的精神，才能把它们唤醒。
但我不想理他。
要是以前，他会给我表演动耳朵，那样我就会笑，他也会乐，但现在我没让他动，他就不能动。即使动我也不笑。他有些尴尬，拿上我的语文书，像老师那样摇头晃脑地说：我考考你啊。
我不想让他考。我觉得他不配考我。但好胜心激励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等着他的考试。
他指着一个字，这个读啥？
我说了。
不错，这个呢？
我又说了。
果然不错，他说，然后又指向下一个字。
他一次通常考我十个字。
很久过后我才明白，他本一字不识，他是来跟我学的。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不仅记住了那十个字的发音，还能一笔不错地写出来。久而久之，他能认很多字了，在田野上遇见我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并再次叫我们认。那些字本来是我教给他的，可有一些我已经忘记了，他却没忘记！
这样就倒了过来，我成了学生，他成了老师。
他的那股得意劲儿相当感染人，围着我们不认识的字，像巫师一样跳来跳去。
后来，他开始用会认会写的字编儿歌，有一首我至今记得：
“妈妈结婚我打锣，经过外婆门前坡，外婆还在摇篮坐，舅舅正在摇外婆。”
这首儿歌让我们把腮帮都笑痛了——蒋贵终于又找到让我们快乐也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了。
他的快乐真是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的。
哭和笑都促进消化，而我们吃下的那一点儿东西，实在经不起消化。如果父母听见我们大笑，会严肃地训斥：再笑一声，晚上别端碗！父母是对的，因为我们每次笑过以后，都感到特别饿。我们全身最敏感的器官，是胃，于是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这个看不见的器官。但胃并不领情，常常深更半夜把我们叫醒，逼迫我们去想明天到哪里弄吃的。真是找不到地方了，能吃的树叶剔尽了，能吃的树皮也剥光了，如果泥土和石头能吃，我们那架数亿前年生成的大山，恐怕早就从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消失了。我当时不满十一岁，却能一口气喝下七大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与饭无关，只不过里面撒了几颗米或一团野菜，等同于清水。常年喝这种水，把我们的肚皮撑大了。七碗喝下去，肚皮亮得能看见肠肝肚肺，但几泡屎一屙，它就消下去，消得像是没有肚皮。
黑色的纸壳喇叭壁钱一样粘在墙上，我老是记得，当我的肚子跟后背连成一张皮，喇叭就会叫起来，我听到一连串的人名，接着听到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别的大好形势，我不大懂，也不关心，但粮食丰收的意思我是懂的，我抬头望着喇叭，嘴尽量张开，好像这样做，那些可亲可爱的粮食就能流进我的肚子里。然而，广播结束，整个山村陷入沉寂之后，我才发现，那些丰收的稻谷、玉米、小麦、大豆和高粱，全都只装在喇叭里。
有一天，我趁家里无人，站上凳子把喇叭取下来，用刀划烂，结果里面并没有粮食，只有几根细细的铜线和密密麻麻的、比米粒还小的锡。
但信不信由你，那时候我尽管很失望，却一点儿也不悲伤。我甚至从没因挨饿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想到了世界人民。那里人民的悲惨境遇，广播里几乎也是天天要说的，最常用的词，除了“铁蹄”，就是“水深火热”。我会把这些词具体化，想象上了铁掌的高头大马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人群中飞奔；想象他们全都站在河水里，水已过喉，随便一缕风浪，就会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就算你有能力跳出水面，也没有用，河岸烧着绵延的大火！这样的日子他们都在过，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戴上红领巾了！桂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的嫩骨头里充满了力量。
当然，怜悯了美国人民，接下来还是要关心自己的肚子。我走进山林，一边割牛草，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野果。那时候镰刀好像也饿，我没把野果寻到，它却喝我指拇上的血。我左手上这些至今还鼓棱着的肉疙瘩，就是被镰刀咬伤的。
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吃肉。村里不准私人养牲口，猪都养在公猪圈里，除上交国家外，还剩下几头，杀剥之后，每家每户也能分得一点儿，但实在少得可怜，一个春节也过不出头，就没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去想肉味。是不敢想。一想起来就会被迷住，进而浑身瘫软，啥事也干不了。
然而，在我们连想一想肉味都怕的时候，蒋贵却吃上肉了！
那是秋季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碰上蒋贵，他跟我是迎面而来的，还有老远，我就看见他的嘴大开大合。他的嘴一动，我的肚子就叫起来。那是下午四点过，我们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这么长的时间，就吃过一顿早饭；但这并不是说，回了家就能立即吃上午饭。那时候只吃两顿，第二顿饭要等天黑以后才做。蒋贵怎么这么早就把第二顿饭吃了？
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嘴也动得越来越嚣张，整个腮帮都在大幅度地一瘪一缩。
而且我分明看见了，他嘴里可不是普通的饭，而是一片肉，淡紫色的瘦肉！
他给我打招呼：放学了？
我说嗯。我的声音像蚊子叫。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咀嚼的声音响亮而欢实。
没走几步，我听到啪的一声。那是他嘴唇发出的声音——把东西往外吐的声音。
我转过头去看。他也斜睨着我。
他用手清理着嘴角，说，嗨，这家伙太难吃了！
接着又啪啪啪地吐了好几下。
为这件事，我受到的伤害让我铭记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有肉吃，刺激了我，让我沮丧，却没伤害我，可他竟把那么好的东西吐掉，还故意吐给我看，还说难吃！几年过后，我去县城读高中，某个周末，一个初中同学来找我。他在另一所高中念书。吃中午饭时，我给他买了份烧白——我自己只打了份小菜，虽然那时候生活条件好些了，但一次买两份肉，对我而言还是极大的奢侈——刚吃一口，他就不停地哈气，说他妈的咸死了，要把人咸成盐肉了！然后把烧白全都刨进垃圾桶。看着他筷子捣动的样子，我就想起了蒋贵，并且从此再不跟那个同学来往。
如果，当时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斗争蒋贵和他母亲，受到的伤害就不会那么深，可我想的不是这个。我完全忘记了他爸当过白军，他妈是地主，我只把他当成了一个正在吃肉的人。
我真希望找个人倾诉。跟父母是没法倾诉的，他们都太世故。我第一次命令蒋贵跪在院坝中央动耳朵之后，父亲打了我一顿，打得极狠，先用铁火叉打屁股，然后用棕绳将我两只手腕合在一处，吊在房梁上。为此他找了个借口，我把邻居家的南瓜叶当牛草割掉了，邻居破口大骂，骂声一起，父亲就开始打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为这件事。我父亲偷过队里的麦子，也偷过别人自留地里的青菜，那时候偷盗是每个人都干的，算不上耻辱；至于咒骂，肚子都填不饱，还怕骂？父亲打我的真正原因，是他觉得我不该以那样的方式对待蒋贵。父亲每次赶场回来，只要碰上蒋贵，蒋贵都接过他的背篼，不管背篼有多沉，他都送到我家的街沿上，水也不喝一口就离开了。我父亲就被这些小恩小惠收买。我不是怕父亲，而是看不起他，心里有了想法，根本不屑于给他说。
至于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除了听我号令，还能出什么主意呢？
真正能把我的话听进去，并且能给我切实帮助的人，只有桂东风。
可是桂东风现在不在村里了。他连续三年都没考上初中，他爸只好为他另谋出路。当时，公社成立了一个川剧团，要招人，桂东风就进剧团唱戏去了。剧团不是随便就能进的，他爸给剧团领导不知送了多少只鳖。他爸喜欢钓鱼，也喜欢捉鳖，放暑假后，大热的天，他扛着钓竿，提着麻袋，下到河底，从早钓到黑。他随身带着一只盐罐，将钓到的小鱼剖开，抹上盐，摊在石板上烤，无需多久，肉就烤熟了。鳖是很难钓到的，只能捉，到傍晚时分，鳖们从水里警觉地爬上来，闻到人的气味，又迅速钻进沙地里，一般人认不出哪片沙地下有鳖，桂东风他爸却一认一个准。他说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有自己的路，把路给堵死，就只有乖乖地听你安排了。遇上变天的时候，他可以几袋烟工夫捉上半麻袋鳖。他是有名的好吃嘴，钓再多的鱼，捉再多的鳖，都一个人吃独食，一次吃不完，就养在缸里，下次再吃。可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忍痛割爱，很长时间都没喝过鳖汤了。桂东风进剧团后，一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听说他在里面刻苦练功，既练嗓子，也练腿脚，他爸给我们上课，经常说到他，说现在的桂东风，一个扫堂腿能放倒四五个壮汉。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的脸上就发烧，烧得脸皮能卷起来。我一边发狂地妒嫉他，一边又从骨子里依赖他。
离开了桂东风，我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我不甘心就此罢休。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桂东风他爸，也得感谢粘在墙上的喇叭——我家的喇叭被我划烂后，父亲又去领了一个。犯这么大的错他也没打我，把蒋贵叫到院坝中央动耳朵，他却把我打那么狠——是他们帮助我醒过神：不对呀，贫下中农都穷得舔脚板，蒋贵哪来的肉吃？
这天清早，天还没亮明白，我站在自家街檐底下搓眼睛，看见王大爹提着裤子往茅坑跑去了。他家的茅坑挖在屋后的虚楼底下，需从院坝边下二十余步石梯才能过去，于是我去院坝边等着。王大爹回来的路上，神态庄重，目光深邃，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敲木梆了。
我拦住他，王大爹，我给你说个事。
啥事你快说。
我打断或者说破坏了他敲梆前的情绪，让他明显有些不耐烦。
蒋贵哪来的肉吃？
王大爹亮了一下眼睛，你看见他吃肉了？
我看见了。
他笑了笑：那不是肉。
没等我作进一步说明，他就进屋去了。
接着梆声响起。梆声和往天一样沉醉。
身为队长，对我反映的重要情况如此轻描淡写，让我既迷惑又震惊。
我分明看见蒋贵吃的是肉，淡紫色的瘦肉，他竟然说不是肉！
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王大爹跟蒋贵一样，在村里是很孤独的。他们身份上是敌我，其实互为知音，互相欣赏。我甚至怀疑，蒋贵把未出世的木梆藏进山洞，王大爹也是知道的。这可以从王大爹的死得到部分证明。王大爹虽然很年轻的时候腰就得脊椎病佝偻了，但他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肠胃差一些，让他早上去茅坑时闹出特别大的动静，真说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毛病，他连感冒也很少得。可是，土地下户不需要他敲梆之后，他就明显老了一层，主要是腰，很厉害地勾下去，仿佛以前佝偻的程度，是为了让他有足够的高度能够敲梆，现在不敲梆了，也就没必要保持那种高度。尽管如此，他的身体依然是结实的，他知道，虽然木梆不再敲响，但除他之外，这村里还有一个人，不需要敲，也能听到木梆发出的乐音。可那个人抛下村子进了城，他一走，王大爹一下就不行了，别说像往常那样上山锄地，就是在院坝里挪动几步，也气喘得像要把肺吐出来。又过几年，有人找到了蒋贵藏在山洞里的木梆，就在将木梆的残骸和那窝老鼠一起烧掉的当夜，王大爹过世了……
王大爹不支持我，我只有去找别人。
我以庄严的口气向他们宣布，你们知道不，蒋贵有肉吃！
谁知那几个瘦猴一样的家伙听后，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说，我们知道，蒋贵早就给我们表演过了。
表演？
他吃的是松树皮！
好几天来，我胸膛上都扣着一口铁锅，又沉又闷，现在这口锅揭开了，我听到血液奔流，感到呼吸畅快。但紧接着就是愤怒：蒋贵欺骗了我。蒋贵竟敢欺骗我！
我说，收拾他！
瘦猴子们把嘴合拢，积极响应。
这是我没有桂东风作后盾第一次跟蒋贵正面交锋，有些紧张，更多的却是豪迈。那天我领着四个孩子，在渠堰上把蒋贵拦住了。蒋贵喜笑颜开的。我说蒋贵，你还有肉吃吗？他说有啊，当然有，我正准备吃呢。说罢从荷包里掏出一片来。那真是老松上的皮，只是剔掉了最外面一层，看上去跟瘦肉相似。我暗自高兴，说你快吃啊。他嘴一张，将松树皮塞了进去，舌头搅来搅去的。他搅舌头的时候就打算走，可是我们不让他走，我们说你必须把它吞下去。他的舌头又搅了几下，说吞了。其实没有吞，我们谁都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腮帮是鼓着的，说话口齿也不甚清楚。我往前一站，像画报上那些小闯将一样，握着拳头说，你休想骗我们，快吞下去！蒋贵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乞求，我是今天才读懂的。我说快吞啊，要不然，今儿晚上就斗你妈，连着你一起斗，从天黑斗到天亮，让你一直动耳朵，把你的耳朵累死！让你妈先跪柴块，再跪弯刀！蒋贵的脸皮绷紧了，如同一块橡皮筋被猛地一收。随后他的嘴撅了几下，脖子伸了几下，说真的吞了。我不信，要他张开嘴。他把嘴张得不能再大了，我凑过去，看到了颤动的舌根，也看到了黑洞洞的喉咙，的确没有松树皮。
他说相信了吧？
我笑起来。我一笑，伙伴们也跟着笑。
蒋贵再次把我们逗乐了，他像英雄似的，手舞足蹈。
我们给他让开路，他乐颠颠地回家去了，一路还哼着歌。
从那以后，蒋贵每次碰见我们，都自觉地把松树皮吃进肚里，吃一片我们不笑，他就吃两片、三片，最多一次吃了七片。他跟我们说话，总是满口的松油味儿。
C2
很长时间以来，蒋贵常常搬家，不只是在一座城市里搬来搬去，还从此城到彼城，甚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比方说，他的生意在大连做得风调雨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任何理由地，要将大本营搬到南京去。每次搬家都会脱掉一层皮，但蒋贵甘愿领受。让人困惑的是，几乎每次搬家，他的事业都会在很短的时间恢复元气并走向新的高峰。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说他是商界天才。
三年前，蒋贵终于在成都定居下来，事业也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他就像一条穿越万千峡谷的河流，到达了宽阔成熟的大海。有人觉得，这时候让蒋贵吐露一些经营诀窍，他应该不会拒绝的吧；毕竟，他年龄大了，又无子嗣，除老母外，也无别的至亲；至于那些远房亲人，早在解放之初就断绝了来往，几十年的岁月，让他们彼此消失。他也没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有一个助手，跟他干了十六年，兴也好，败也好，那助手都站在蒋贵身边，蒋贵也特别信任他，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办，但他们绝不是朋友。十六年来，助手从未进入过蒋贵的内心。
可以说，蒋贵的事业在他本人过去之后，就会画上句号。
除非他把经验说出来，让别人分享。
恰逢有一个记者，蒋贵到成都定居的次年，他找上门去，希望采访蒋贵，为他写本书。这个记者为许多权贵都写过书，因而并不怎么把蒋贵放在眼里，他在蒋贵的办公室坐下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说：周先生，我给你写二十万字，你付我多少钱？
蒋贵的眼袋跳了两下，很疲惫的样子。
他说，你来是为这事啊，你电话上不是说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
记者说，这就是生意啊。
蒋贵若有似无地点了点头说，可惜我不做这生意。
这个记者精力充沛，惯于激动，唾沫星四溅地说了一大通道理，最后作了总结：周先生，你现在已经不是你，你是整个社会的财富，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作为作家，我有义务用我的这个东西——他指了指自己带来放在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把你的人生经验和高尚品格写出来，奉献给全社会。
蒋贵就很不理解了：既然那是你的义务，为什么还要找我收钱呢？
记者瞪大眼睛，因为他比蒋贵更迷惑。他把写字台对面的“周先生”瞪了好一阵，终于低下头，忙忙碌碌地在自己电脑包里掏，掏出了厚厚一沓合同书。
就是他给那些权贵写传记时签下的合同。他站起身，弯腰递给蒋贵。
周先生你看看，他说，这都是些什么级别的人物！这本来是保密资料，但我可以拿给你看。我给他们写书，二十万字一般都收价三十万，给你写我可以便宜一点；再便宜，二十万你得给。周先生你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你自己首先不能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蒋贵似乎没有注意他那一番比较，更没伸手去接那一沓合同书。
他只是平心静气地问：照你这么说，一个字一块钱？
是呀，记者连忙应答，你是为社会做贡献，我也是为社会做贡献。
又说，对周先生而言，二十万根本就不叫钱。
说罢他笑了，谦卑地笑，并摸出一份新的合同，推到蒋贵面前，让他签字。
蒋贵看也没看一眼，对他说：这本书我不要你写二十万字。
行的行的，记者说，三十万字、四十万字、一百万字，都没问题！
我不是让你往多处写，是让你往少处写。
记者皱了皱眉头。
蒋贵说，这本书你只写一句话就够了。
一句话？
对，就一句话。你就说：他是凭气味生活的人。
蒋贵扳着指头数，接连扳了三遍，才对脸膛紫红的记者说：一共是九个字，如果你在后面加上个句号，就是十个字，你应该收十块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言毕蒋贵去兜里摸钱。
就在这时候，记者将电脑装进提包，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
还没走到电梯门口，他就骂开了：神经病！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什么亿万富翁、大慈善家，全他妈江湖骗子，全他妈操蛋！
这个记者骂他，蒋贵是听见的，但他并不怎么生气。究竟是不是江湖骗子，他自己也说不清。每当捐出一笔钱，他都感到一阵战栗般的快意，捐的数目越大，快意越深。他明白这快意的性质，却不愿意去分析它。至于说他铁公鸡，似乎并不过分，特别是就他对待自己而言。他在成都买的房子，只是普通的商品房，室内也只像普通人家那样，简单地打整了墙壁和地板。在他的屋子里，既看不到名贵家具，也看不到名人字画。他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沙发。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不请保姆，母亲在身边，就是母亲收拾家务，母亲不在身边，他吃饭不是去低等饭馆，就是叫外卖。一旦离开了他的社群，就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翁，许多时候别人还认为他很穷，他在饭馆里要一份水煮牛肉，要是牛肉偏少，他会把老板叫过来，两根筷子在里面搅，让老板亲眼看看值不值那个价。外卖店的服务生给他送饭去，他也从没想到过给人家几文小费。
这些都是事实，蒋贵自己也承认的，这个记者说得没有错。
然而，那个胸脯厚实的记者毕竟太性急了，他没有把蒋贵说的那句话往深处想，因而错过一次绝好的机会，否则，说不定他能写出一部真正的作品，让自己名利双收。
蒋贵说的“气味”让人误解，以为是指松油味儿。我相信，在蒋贵的“气味”系列里，松油味儿肯定包括其中，还有他去县城混的那段时间，住在随时准备垮塌的破屋里闻到的老鼠味儿，甚至还有别的什么味儿，但都不是最主要的。
——他主要是指女人的气味。
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被女人的气味打败了。
D1
有年初春，一个穿着十分破烂、胳膊奇长的陌生女子来到我们村。王大爹怕她是特务，正准备让民兵将她捆进公社，女子哭起来，说自己是通江人（通江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但谁也没去过），丈夫开山时被石头砸死了，遭公婆嫌弃和打骂才跑出来的。她还把裤子捋上去，直捋到大腿根，让我们看。两条腿上密布着烙印，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溃烂。王大爹起了怜悯心，说不捆你了，你反正都跑到这里来了，就跟了我们村的人吧。王大爹的口气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就跟他敲梆之后安排活计一样。可在这村里，除了蒋贵，该结婚的都结了婚。王大爹说，那就跟蒋贵算了！
女子跟蒋贵过了半个月，蒋贵却突然说不要了！他把家里仅剩的半坛米都装进口袋，让女子带走。女子不愿意走，又去找到王大爹。
怎么回事？王大爹问蒋贵。
蒋贵说，我们俩合不来。
合不来？两口子之间有几个合得来的？吃一锅饭，睡一铺床，日里夜里不是碰头就是碰脚，谁不会碰出几个疙瘩？要是合不来就散伙，天底下怕是找不出几对长久的夫妻！
蒋贵不言声了。他知道那女人是王大爹像安排活计一样安排给他的，他不要，就会得罪王大爹。王大爹他当然不能得罪，但在这件事上又绝不能依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对女人说：你爹妈还不知道你的下落，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陪你回去一趟，也让你爹妈放心。女人闻言，两张嘴皮直发颤。她已经跑出来三个多月，不仅爹妈不知道她的死活，两个幼小的女儿也让她想得心痛。她早就想回去看看了，之所以不愿走，是怕丢了蒋贵，既然蒋贵愿意跟她一块儿回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一去，蒋贵从村子里消失长达十个月之久。十个月后，他独自回来了。
村里人去西院看他。他似乎变得更年轻了。但人们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们都以为你在那边生根长苗了呢。几个妇人对他说，你妈想你想得眼睛都快哭瞎了。
蒋贵嘿嘿嘿笑。
其实，不仅是他妈想他，我们也想他。十个月看不见他动耳朵，我们都快渴死了。特别是开斗争会的时候，不能把蒋贵提到院坝中央，让他跪在地上动耳朵，是很没有意思的。再说，自从蒋贵离开后，王大爹像是丢了魂似的，像是害怕没人把杨大珍背回家似的，斗争会开得比以前少了许多，而且十分潦草，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就让大家自由发言。桂东风不在身边，我也就提不起那个劲头去督促王大爹，同时也提不起劲头去命令杨大珍跪石坝、跪柴块。
妇人又问：你孩子差不多该满月了吧？
这下蒋贵红着脸。不是羞涩，而是莫名的紧张。
孩子……他说，哪里去找孩子呢……
他的确没有孩子。他去通江，并没跟女人住在一起。他本打算把女人送回家就转来，谁知道一去就走不了。是他自己不忍心走。通江的穷，让他震惊。他原以为我们那架山是天底下最穷的，没想到穷跟富一样，没有底，通江就比我们那里还穷，是真正的穷山恶水，连条像样的人行道也没有，难怪那女人跟她的乡亲们一样，胳膊都那么长；一出门就在笔陡的山岩上攀援，胳膊短了可不行。更让蒋贵吃惊的是，通江人至今不会用牛耕田！他们耕田都是靠人力，一人拉犁，一人扶把。人的力气当然不如牛，犁下得浅，田耕得甚至比不上古人的鸟耕，古人聪明地留下一点作物不收，黑压压的鸟群落在田间，千百张嘴啄来啄去，田就被耕过了；鸟耕得细密、周到，而通江的人耕则十分草率，如果家里只有女人和孩子，田地大多是板结的。田耕不好，庄稼就收不好，他们穷，不只是因为山高土薄。蒋贵便在女人所在的乡里活动，四处为家，教他们用牛耕田。
十个月里，他不仅教会了他们牛耕，还教会了他们烧窑。那时候的通江人很多还住茅草房，山上的树木虽然不少，可自然环境恶劣，树跟人一样营养不良，长得歪七拱八，想找根端正的梁木，得去山林里寻视好些天。这里最好的造房材料就是砖。但通江人不会烧砖，蒋贵活动的那个乡，连一孔窑也没有。他便领着一群人挖窑。不过他很快发现，这里人不懂烧窑，并不是笨，而是挖不下去，砖窑至少要挖七八米深，可这里最多挖下两米，就遇上坚硬的石头。蒋贵觉得很丢脸。他把大话早就丢在前头的，而且当地人早把他当成了无所不能的天使。别人把你当天使，你就只能一直把天使做下去，否则你就变成魔鬼了，连人也算不上。蒋贵跟他母亲一起做了多年的魔鬼，害怕了，于是逼着自己去做天使。他硬着头皮说，实在挖不出窑，也可以烧砖，我们就在平地上烧！七八次失败后，他居然真的在平地上把砖烧出来了。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烧砖方法，叫烧平窑。我们那地方现在都是烧平窑，既方便，所需柴火也比先前省了一半。这方法就是蒋贵发明的。
那些日子，蒋贵被各个生产队请来请去，待为上宾。但干了那两件事，他就要回乡。
当地人不让他走。蒋贵说，我得回去了，我只有这点本事给你们。
当地人请那个女人去留他。那女人是个聪明人，她心里明白，蒋贵之所以愿意在这里逗留十个月，不惜淌下一潮一潮的汗水，白天黑夜地帮助她的乡亲们，就是为了提高她在乡里的地位，让她往后的日子好过些，但要她留住蒋贵，是不可能的了，虽然她并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女人只是给蒋贵煮了两个荷包蛋送去，没说一句挽留的话。
当地人见蒋贵执意要走，以为他是嫌弃那女人已有两个孩子，给他许诺：我们再给你找别的，找长得最乖最乖的黄花女！蒋贵回绝了……
我们村的人，大多不相信蒋贵说的话。没跟女人住在一起，可能吗？他们猜想，那女人肯定在坐月子，等她把月子坐满，就会抱着孩子过来。她不过来，蒋贵也会过去。
然而，女人终于没有来，蒋贵也没去。
蒋贵在村里过着既往的日子，见到我们，就吃下几片松树皮；我们命令他动耳朵，他就动耳朵；冬天到来的时候，他就替母亲一次次地往街上背柴。
着迷于王大爹的梆声，听不清王大爹安排活路，杨大珍老是骂蒋贵“不孝的畜生”，其实他是远近闻名的孝子。要是没有蒋贵，就算斗不死杨大珍，她也会在山道上摔死。那时候的会特别多，除了斗争会，还有别的会，从上到下都如此。村里人能够感知到的最上层，就是公社，公社干部好像天天都有会。我们那里的冬天特别冷，即便不下雪，山坡上也到处挂着碗口粗的冰棱子，地上的寒霜把草根都冻死了，脚踩上去，稍不小心就滑一个仰八叉，要是没东西阻挡，会一直滑向山脚。在这样的天气里开会，实在不是好差事。但公社干部自有办法，开会的头一天，就通知“分子”们轮流背柴去，开会的时候，围成一圈，在中间烧起红艳艳的火堆。全公社的“分子”本来不少，但会议开得那么频繁，转眼间又轮过了一遍。我经常看见蒋贵替母亲背柴上街。路程那么远，天刚亮他就出发，打杵的末端钉着钉子，鞋子上密密匝匝地捆着稻草绳，嘴里吐出白雾，一步一探地下山去。天地沉默。那沉默也是白色的。在一片白色的沉默中，只响起蒋贵的心跳声……
这天，村里人又看见蒋贵替母亲往街上背柴，就聚在一起议论开了，说蒋贵那次去通江竟然待了十个月，证明那女人是想让他做上门女婿，而蒋贵丢不下母亲，不愿意做，两口子才散伙的。
但王大爹没参与议论。我父亲也没有。他们古怪地沉默着，仿佛猜透了蒋贵的秘密。
那秘密就是：蒋贵被那女人身上的气味打败了。
是的，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被女人的气味打败了。
这与他母亲有关。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初中二年级学生。
暑假的某一天，我从外婆家回来，见父亲一个人留在家里破篾条编背篼。父亲问了外婆的身体，我就准备进屋做作业，但父亲说，你杨娘娘昨天送了几个梨来，放在饭桌上的，去拿来吃。
有梨吃当然好，我自己拿了一个，也给父亲拿了一个。
杨大珍屋后的那棵梨树，是她亲手种下的，每年初秋，青色的梨子挂满枝头，吃起来又泡又甜。不过，她对梨树拥有自主权，只是近两年的事，以前它成了桂东风的私产，桂东风四岁的时候就会爬树，每年梨子成熟，他就爬上树去摘掉，只有跟他关系特别好的，或者他需要赏人梨子来表现自己权威的时候，才给别人吃。他曾经奖励过我的半个梨子，就是从杨大珍的梨树上摘来的。桂东风去了公社剧团后，对梨树的特权被我接管……此时此刻，我坐在父亲身边，吃着杨大珍送来的梨，突然涌起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我觉得杨大珍是故意送梨给我们，让我自感羞辱。但这么想似乎也不对，因为她并没给桂东风家送梨。她挑最大最好的几个梨，送到我家来了。
父亲吃梨的时候，目光异样，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又不便启齿。上中学过后，我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简单地说，青春期正折磨着我，我觉得这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宗事，都可能给我带来伤害，因此不敢面对外界，只往自己内心里看，就像刺猬在受到攻击或可能受到攻击时蜷成一团，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不想探听别人的秘密，何况是父亲掌握的秘密。我更害怕父亲问我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尽管我在外的生活很正常，成绩也相当好。
我说爸，我做作业去了。
父亲满满地咬下一口，在我就要起身的瞬间，他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再歇口气吧。
我还没表态，他就打开话匣子把我套住，生怕我离开似的。
他给我讲了一件旧事。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因为我父亲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夏季的某天夜里，村里以王大爹为首的一群孩子，去西院听人讲了一阵鬼故事，吓得毛骨悚然，就跑掉了，但并没跑散，七八个人结成一伙，在西院玩藏猫，可那天月光稀薄，随便往哪里一躲，都很难找到。藏猫的乐趣就在于能够找到躲藏起来的人，一次找不到，两次找不到，玩兴就淡了。王大爹说，去我们院子，我把我家的煤油灯端出来。一行人又往东院走。走到半途，看见杨大珍牵着儿子回来了。她是去东院请木匠明天来给她修门的。黑暗中不知是谁说：藏猫没啥好玩，还不如捉住地主婆玩。这话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了，一哄而上，扭住杨大珍的胳膊，将她和只有四岁多的蒋贵推进了旁边一间空屋。这间空屋以前就是杨大珍家的，用来装粪肥，解放后也没拿出来分掉。屋子里漆黑，七八个人把杨大珍当成皮球，你抛过去，我撞回来。每次来回，杨大珍都差点儿倒下，不是撞的力量大，而是她儿子抱住她的腿。空气中有了血腥气，七八个人欢叫着，而杨大珍和她儿子都没有声音。没过多久，推搡的人也累了，杨大珍便被几个大些的孩子控制在墙角。
可就在这时候，她的声音出来了。她求饶，尖叫，求饶和尖叫都很压抑，像有人捂住了她的嘴。
我父亲那时候想，没人推她，她为什么反而要叫呢？他也凑过去，摸到了脊背上一块凸出的部分，他知道那是王大爹。然后我父亲顺着王大爹的手臂往前摸，结果摸到了杨大珍的乳房。
王大爹那时候快满十六岁，他跟两个年龄相当的伙伴正在摸杨大珍的乳房。
我父亲说，他当时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
他悄悄地溜出来，疯跑回家，正碰上邻居举着篾篙火把去猪圈，他一把将火把抢过来，跑回了两院之间的那间空屋。
突然出现的亮光，使三双手停止下来。
蒋贵趴在地上，依然抱住母亲的腿。
在蒋贵的鼻子跟前，横着一件血淋淋的东西。那是女人的东西。
蒋贵看着这件从母亲身体上掉下的、他不认识的东西，眼睛都瞪裂了……
D2
那天父亲给我讲了那件事，说，这些事情都是孩子们干的。
沉思老半天，又说，现在你大了，你自己去想想其中的道理吧。
我能想出什么道理来呢。我只相信，往后的日子里，当时的场景蒋贵大概已经模糊，但那件东西发出的气味，一直活在他的心里。同时我想起王大爹曾对蒋贵说过的话。蒋贵要跟王大爹学敲梆，说学会后敲给村里的孩子听，王大爹说：“你想讨好他们，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球用也没有！”
作为王大爹的知音，蒋贵或许领会了王大爹的意思，但并没有听从他。梦魇也让人着迷，而蒋贵的梦魇，自从那夜闻到母亲身上特异的气味之后就已经开始。可以猜想的是，他之所以跟通江的那个女人过了半个月就不肯过下去，很可能是那女人的身上来了——甚至也可以肯定，他后来的几个情人，包括小彭在内，在女人的特殊时期他也不许靠近。直到他进了城，那些沉睡的噩梦才丝丝缕缕地抽出来，才让他提到小孩时就紧张，也让他对黑暗感到恐惧和厌恶。
既然畏惧孩子，可为什么又要拿出那么多钱建希望小学呢？蒋贵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理解不了他。
我现在所关心的，是当蒋贵丝丝缕缕地抽出噩梦之后，又该如何对待他的母亲？
蒋贵对母亲的孝顺，只有故乡人知道，进城之后，人们几乎就再也听不到关于他母亲的消息了。接受采访的时候，蒋贵偶尔会谈到母亲，可都是三言两语。
多亏了那个受了羞辱的记者，他虽然没有顺着“气味”往深处想，但他敏感地注意到作为遗腹子的蒋贵在谈到母亲时超乎寻常的简略，既然他母亲还活着，他如此的简略就不合常理。记者浑身长着鼻子，四面八方一嗅，就嗅出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一家很有影响的情感类杂志上。
一旦离开世代祖居的村落，脱离了那个特殊的环境，蒋贵对母亲似乎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认识就是不认识。
真的，他认不出母亲了。母亲还是老样子，可他认不出来了！
他已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不叫妈的，反正是把母亲带进城不久的事。他喊母亲，是敲身边的物件，由缓而疾地敲，就像王大爹当年敲梆一样。母亲听到这声音，必然惊慌地转过头，这时候他再跟母亲交代事情。后来，他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事需要向母亲交代，买菜、做饭、清扫屋子，这一整套家务母亲早已做熟，而母亲需要知道和需要忙活的，也只有这些。于是，他就不再跟母亲说话了。
母亲弄不懂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且变得这么突然和彻底，去他面前哭，求他说句话。
他沉默得像一砣铁。只是多买了两台电视机，安装在母亲的卧室和她常去的阳台上。
母亲天生就不是城里人，对电视有种骨子里的拒绝，因为电视里的人生与她毫无关系；她也不懂得结交城里的人——何况蒋贵常常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也没有留给她足够的时间去跟人结交，她孤独了，想老家了。她对儿子说，你把路费给我，我走！
蒋贵就是不给她路费。不给路费也就是不让她走，就是把她晾在这里。
其实母亲并非真的要走，儿子没结婚，又不请保姆，那些跟她的女人，也是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的，她要是走了，儿子不是连饭也吃不上了么？
她不再说走的话，却跟儿子赌气：你不跟我说话，吃饭时我也不上桌，我就像佣人一样，躲到一边去吃！
她不上桌，儿子并不请她上桌。
久而久之，由赌气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久而久之，她也不说话了。
家里是两个石头一样沉静无声的人。
有天上午，蒋贵一个新结识的文化界朋友去了他家。那人是跟蒋贵偶然结识的，不知道蒋贵的财富，看到他住得那么简陋，并不吃惊。他在蒋贵那里坐了个把时辰，看了看表，说老周，十一点过了，我们去饭店随便吃点啥。蒋贵说，不需要，就在我家里吃。随即扬声喊：多做一个人的饭。这是对母亲说的话。很久以来，他终于给母亲说了句话。母亲在屋子里激动得落泪。但朋友不知道“老周”在对母亲说话，他进来后，没有看见蒋贵之外的任何人。他以为蒋贵请来的保姆躲在屋子里呢。可是，把饭菜端上桌来的，却是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身材很高，散发出一种凛然甚至嶙峋的气息，她挺直的腰板，与她满头白发和脸上密布的皱纹很不相称，因而更增添了那种气息。朋友纳闷了，周世京请保姆，怎么请这样一个人？这应该不是保姆，而是她的什么亲人吧？蒋贵把酒拿出来，是几块钱一瓶的高粱白酒，瓶盖弄丢了，用一团卫生纸塞住瓶口。蒋贵往两个酒盅里倒上酒，跟新朋友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但朋友并没急着喝，他还在等那个老太婆上桌来。在他家，即便是保姆，也是上桌跟主人一同进餐的。他转过头一看，见老太婆已经在吃了，她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生着黑斑的手抠住饭碗，碗里盖了薄薄的一层菜。朋友感到很惊讶，想叫老太婆上桌，但初来乍到，弄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把这话说出口。那顿饭他吃得非常不安。
当他后来知道了那老太婆是“老周”的母亲，他就感到愤怒了。周世京那么节俭，曾给他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现在那种印象完全被颠覆。那根本不是节俭，而是怪癖，是作孽！
在记者的文章里，用了“变态”这个词。
蒋贵在成都定居后，干脆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
那天他让助手把母亲叫进车里，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送到养老院去了。
蒋贵本人是一个星期后才在养老院露面的，不是他想去，是被院长叫去的。
院长说，周先生，你母亲天天哭闹，嚷着回家，你看怎么办？
蒋贵说，家里没人照顾他，麻烦你院长，你教她打打牌吧。
她那么大年纪，能学会？
蒋贵说没问题，她脑子好使得很。关键是你要让她愿意学。
院长为此绞尽了脑汁，也伤透了心。院长自己是不会打麻将的，他对麻将有相当强烈的反感。这与他的大学有关。当时他们寝室住四个人，除了他，三个都是麻将迷，每天夜里，他们都去外面拉一个人，在寝室的书桌上摆开战场。为了躲避那让他发疯的麻将声，他常常去通宵教室呆到深夜才回。而这时候，室友的战斗很可能是结束了，却在喝酒；有时候，酒已喝过，每个人都醉得一塌糊涂，横七竖八地歪倒在床上，吐得满地都是，臭气能把人熏死。他得把屋子里清扫了，再去校园的保管室里找来石灰（幸亏那间保管室从没关过），尽量把臭气除掉，才敢躺上床睡觉。他离家千多公里去读了四年大学，仿佛不是去学知识的，而是去跟麻将声和酒臭作斗争的。毕业多年，他独自待在书房里，一只打火机掉到地上，他也以为是麻将声，禁不住心跳加速。半年前，前任院长跟老婆闹得很僵，僵到几近离婚，心情不好，约几个关系好的去农家乐散心，摆谈一阵，前任院长提出打麻将，在场的只有四个人，他要是不上，场合就兴不起来。他那时候的心情很难受，要是不同意打，就对不起院长，说不定还会失去他的信任，问题就严重了。可是他不会打呀。他就这么说了。院长说不会打可以学嘛，这玩意儿又不是高科技，学几圈你就会了。于是他开始学。那是冬天，几人坐在院坝里，天上虽有太阳，但太阳很白，白得像是没有，个个冻得鼻子通红。这么冷的天，他竟然把汗水学出来也没学会。他不是没那个脑子，而是没那个心。
可现在他刚刚坐上院长的位置，他要力争把工作干好；何况“周先生”的身份他是知道的，对这样的主顾更需好生侍候。于是痛下决心：把麻将学会，并且亲自把周先生的母亲教会！
这时候他才发现，学麻将真的不难，只用了半个钟头，他就知道该怎么打了。
那天他把杨大珍请到活动室，另外还找了三个人，他自己则坐在杨大珍的身后，教她怎样砌牌，怎样碰。但杨大珍的手一动不动。那情形不是他在教杨大珍，而是他自己在打牌。
他去拉杨大珍的手，结果杨大珍反手给了他一耳光。
杨大珍说，我没犯法，你们不该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回家！
院长摸了摸脸，又空着手甩了几下，像要把委屈从脸上抹下来，扔到地上。
然后他带着笑脸说，老人家，这里就是你的家。
放屁！这不是家，这是牢房！你说这是家，咋不见我的贵子？！
她把蒋贵叫贵子，人家都以为这是周世京的乳名。
那次，蒋贵去看了他母亲，而且跟母亲说了话。
他对母亲说，这里的人对你好，你放心住，我会经常来看你。
就为“经常来看你”，杨大珍安下心来，而且很快学会打麻将了。
但她输不起。院里的老人，麻将都打得很小，手气再霉，一天下来，也最多输十多块，可只要输上五块，杨大珍就赖着不给，还骂人。不久，院里没有人愿意跟她玩了。
蒋贵知道了这件事，不定期地给院里会打麻将的老人数上一两百块钱，对他们说，我谢谢你们，你们别跟她计较。老人们高兴，争先恐后地去陪杨大珍，连那些只对下棋感兴趣的，也改作打麻将。杨大珍输了耍赖，老人们再不红脸，而是嘻嘻哈哈地说，好好好，没人找你要。
她这样应该过得很开心了，可她并不开心。
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候——这时候很可能正玩得起兴——她会突然间停下手，嚷着要见儿子。
蒋贵并不如自己所言经常去看母亲。他去的时候很少，非常少。
杨大珍见不到儿子，就开始装病。她的胃不好了，腰不好了，腿脚麻木了……有一次，她说自己眼睛瞎了，啥也看不见，院长顺手拿起枕头递到她面前，问她，这是什么？她翻着眼皮，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挥舞两只手乱摸。看来她真是瞎了。院长打电话给蒋贵，蒋贵说他有事，派助手去了。助手刚在养老院露面，距守望的杨大珍还有二十多米，她便走过来，急切地问，你来了？我贵子呢？
助手回去，把这个细节老老实实地说给老板听了。
蒋贵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他的母亲杨大珍没有病，眼睛也没有瞎。
真的，杨大珍的身体实在太好了。
尾声
蒋贵现在跟我住在一座城市里，我决定去看他。
去之前是否先预约，让我很费踌躇，不预约，显得我没教养。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害怕蒋贵认为我没有教养。预约吧，我该说我是谁呢？不如实相告，是欺骗，如实相告，他肯定会拒绝。我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并不知道我童年的故事，很不理解地说，为什么不能说你是谁？你们不是老乡吗？我当是什么复杂的事呢！看上去的确很简单。我也只能按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幸好我没耍花招，蒋贵对声音的记忆力是天生的，我还没报名，他就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
我说蒋贵，我也住在成都，要是你有时间，我想跟你喝喝茶。
我应该依照他早就在社会上通用的名字，称他周世京或周先生，可我叫不出口。按年龄，我也应该叫他蒋贵叔，至少该叫哥，但这一辈子，我从没这样叫过他。村里的小孩，谁也没这样叫过他。
好的好的，听了我的话，蒋贵连忙说，我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就有时间，就三点半吧。
他的爽快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反而让我无所适从。
茶楼是他定的，我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成都最贵的茶楼。这与我从侧面对他的了解极不相符。更让我不解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又无私密话要谈，他却要了个收费很贵的包间。
他与电视上的周先生差距很大，电视上的他虽有几分倦怠，却沉稳，自信，健谈，也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而面对面地看他，才发现他那股江湖气荡然无存，且明显见老了。他穿了一套崭新的名贵西服，长及颈部的头发显然也打理过，但这掩饰不了他的老态，眼袋凸出，脸上也有了明显的皱纹。他松弛的腮帮轻轻地荡，像在用了劲咬牙，这证明了他的焦虑和紧张。他在焦虑什么？又为什么紧张？或许，在他眼里，我不是现在的我，他也不是现在的他，我们都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半山腰那个阴冷的小村里……
有年春节我在老家碰到桂东风——他后来调到了市川剧团，在全省唱腔比赛中，得过第一名，但依然混不下去。很少人看川剧了。市里有人婚丧嫁娶，偶尔会请他们去唱几段，得几个小钱；再后来，他离开剧团，做起了保险推销——桂东风说，蒋贵发大财了，也出名了，但只要他回到村里，他就依然要听我们的。说完这句话，桂东风问我：你信吗？当时我没回答，因为我并不相信。
此时此刻，我信了。
两人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他简单地问了我的近况，我也简单地回答了，彼此就陷入尴尬的沉默。
我不能傻乎乎地去问他的近况，他是名人，这样去问，是对他的不尊重。但我总得说点什么。
在我自己都没想好的时候，就冲口而出：杨娘娘呢？她还好吗？
我真不该问这件事，在来茶楼的路上，我就提醒过自己，不要去问他的母亲。
然而，那是我最觉惊异的地方，我不能不问。
果然，蒋贵不回答我。他的目光晃来晃去，仿佛在寻找出路。他是一面被围堵得严严实实的湖，天上的雨水，地下的泉水，都往那湖里装，可他却找不到出口。他需要一个出口，不然就会溃坝。他不能去别的地方找出口，唯有母亲能够帮他。母亲这时候不是母亲，而成为他的出口，难怪他认不出母亲。我的这番猜想，究竟有几分接近真实，我不知道。那个记者的那篇文章出来后，有好事者辑录了有关蒋贵的若干资料并做出分析，认为他后来对母亲的态度，是对母亲的报复，因为母亲破坏了他的婚姻。没有蒋贵，母亲就会枯死，因此她不允许另外一个女人插进来，其中还以小彭为例，说小彭跟蒋贵的那些日子，母亲给了小彭不少小鞋穿，小彭是被母亲逼走的。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有两个事实必须指明：一、蒋贵冷淡母亲的时候，还不认识小彭；二、如前所述，小彭给蒋贵写了许多信，蒋贵一封也没回。跟蒋贵同居过的女人，除小彭外，都比蒋贵大，哪怕只大半岁，总之也是大。这其中的缘由，几乎无人探究。我只是希望由此证明，母亲对自己婚姻的破坏，并不是蒋贵最深的痛；甚至，说蒋贵被母亲身上的气味打败了，很可能也只是表象……
我感觉到，再坐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便站起身说，蒋贵，你忙，我不打搅了，以后空了再聚。
可蒋贵并没起身，他把目光定住，看着我的眼睛。
就那么看着，一动不动。
之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悚然一惊的请求。
他说，我给你动动耳朵好吗？
我骨头发麻，默默地坐下去。
他走到我身边，把长头发撩开，把耳朵露出来，侧面对着我，哼着王大爹的梆声，让耳朵跳舞。
左边的耳朵跳了一阵，右边的耳朵接着来。
我笑了。
他也笑了。
两人开始笑得有些矜持，后来越笑越响亮。
我们开怀大笑！笑得眼泪流了一次又流一次，两人才分手。
他是自己开车来的，他非要把我送到我居住的小区门外。我让他去我家坐坐，他说今天有事，以后会来的，一定会来。然后他倒车迅速离去，但没朝他家和公司的方向开，而是上了另一条道。
我不知道他奔赴的是不是他母亲居住的养老院的方向。
〔责任编辑 邱华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