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楼记

乔   叶    

　　1. 新区

　　去年，姐姐的大女儿苗苗考上了郑州轻工职业学院，这么一来，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顺风车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联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各自出嫁之后，在姊妹五个中间，我和姐姐相见最少。原因很简单，我们五个里，唯有她现在还生活在乡村。我的乡村生活史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结束，曾经和其他三个兄弟在县城生活过几年。十年前调到郑州之后，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县城，不到清明上坟或者农历十月初一给祖宗们“送寒衣”，再或是春节走亲戚，一般不会和姐姐碰面，对姐姐的情况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着他们。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时间去特别关切谁。但是，苗苗在这里，经常见面，终归要叙些家常闲话，对姐姐的细节也就听得越来越多。听着听着，我觉得姐姐似乎是越来越陌生了：姐姐学会了卤鸡腿和卤猪蹄，姐姐从不刷牙，姐姐在绣十字绣，姐姐的小姑子因为信了邪教而住了监狱，姐姐正在给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一年多来，每次我碰到姐姐，我们之间亲热是亲热，客套是客套，但也横亘着体积庞大的生疏。我会问她：“黏玉米那么贵为啥不种点儿?”“去磨坊磨面也太啰唆了吧?”她会问我：“听说你有仨电脑，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飞机不害怕?多费钱。”我的提问，她的回答认真。她的提问，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觉得亏欠。我很清楚：无论认真还是敷衍，这些问答对我们之间的那道沟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主要原因当然在我。自从当了乡村的叛逃者之后——叛逃者这个词是我最亲爱的记者闺密对我们这些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记者闺密对此也有深入潜意识的尖刻评价：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

　　对她的评价，我只用沉默应答。

　　“明儿能回吗?”那天是个周四，姐姐打电话问我。

　　“什么事?”我问。姐姐没事不打电话，只要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还是钱的事，一般来说还不会太少。其他三个人虽然在县城，日子却都只是过得去，不如我宽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妇管着，不好贴补她。逢到用钱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两年她翻盖新房，我就贴给她了三万。

　　“没啥事。”

　　“说吧。你先电话里说说，让我有个底儿。”

　　“啥底儿不底儿的。”姐姐笑了，她这么一笑，我心里就有了底儿，“咱姨高血压犯了。这回有点儿重，半边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来看看。”

　　“咋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见面再说。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说。正好刚刚换了新车，我得尽快磨合。从郑州到姐姐家是一个小时车程，不远不近，恰恰是好尺寸。我让姐姐给我烙点儿油饼，蒸点儿馒头，再给我收一些土鸡蛋。吃过几回姐姐给的这些乡下吃食之后，我看郑州户口的这些东西就再也不顺眼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带着苗苗一起回去。从郑州出发，沿着花园路向北走了二十分钟，然后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一○五国道，在郑州市区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着一○七国道继续向北，过了黄河大桥，左转进入郑焦晋高速，再走上半个小时，从焦作口下来，就是现代路。现代路再向北大约五公里，就到了焦作市高新区。

　　焦作古称“山阳”，汉献帝刘协当年被曹丕分封至此，便被称为“山阳公”。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一张软烙饼，越摊越大。焦作也不例外。如果是郑州这样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那就东西南北随便摊好了。但焦作不行。在整个六县四区的版图里，老市区就像“凸”字的那个山峰，稳稳镶嵌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向北发展山区旅游还行，但摊大城市绝不可能。市区西面紧邻山西，东面紧邻新乡，也都杜绝了摊大的可能性。别无选择，唯有向南，向南，再向南。从市区向南八十余公里，直到黄河岸边，都是焦作的广阔领地。于是决策者们大手一挥，在老市区之南十来里的地方划出了一片高新区，几个位于新区内的村子顿时运交华盖，应声而出，荣耀登场。我的娘家乔庄村和姐姐的婆家张庄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说市里很多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高新区里圈定了一席之地。

　　高新区最大的横向路是未来路，在现代路和未来路交叉口左转，顺着未来路向西三公里，就是我的娘家乔庄，再往西两公里，就是姐姐的村庄张庄。乔庄和张庄都紧挨着未来路，在路北。未来路原名叫灵泉路。灵泉路的路名来源于灵泉河，灵泉河又得之于灵泉村，这个村在张庄西边大约十里。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说来俗套。相传这个村有一个人养了一条好狗，此狗特别灵异。某年此地大旱，庄稼即将枯死，众人却求雨不得，此狗看众人郁闷，就跑到村东某处用爪子狠挖起来，挖出了一个偌大泉眼，泉水汩汩向东流去，形成了一条河，此狗便成了灵犬，此泉便叫做灵泉。为了纪念此事，村民们便将村名改了。灵泉灵犬虽是皆有，相比之下，灵泉到底更雅致一些，灵泉村因此得名，灵泉河和灵泉路便也随之而生。

　　乔庄依河，我小时候常和小伙伴们去河边玩耍，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十七岁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回乡，从教生涯的处子秀是在张庄小学。张庄小学也紧挨着灵泉河。我经常带着孩子们从河里打水清洁教室地面，被河水清洁过的地面自有一种水草的清鲜。也曾经在放学路上被调皮的男生故意挤撞到灵泉河里，湿透了浑身的衣裳——只因他上课时揪前面女生的辫子，被我恶狠狠地体罚过——这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怎么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呢?

　　车上了未来路，我摇下车窗，放慢车速，仔细慎重起来——否则就会迷路。最近几年，每次去姐姐家，我都会迷路。能不迷吗?馍要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一句豫北乡下的俗话。乡村变新区按说也该如此。但其实不然。这吃馍的口张得巨大，吃的速度也快得让人震惊。头一口就是修路。如果说田野如一张地毯，那么，现在这块地毯已经被路裁剪得横七竖八了——不，七八太少，应该说是横九竖十或是横N竖N。单单一条未来路上岔出来的路口就有多少个啊：神州路，民主路，太行路，世纪路……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路名呢?熟悉的陌生人，忽然想起这么一个词组。不，也许把“陌生”和“熟悉”这两个词倒置过来更恰当吧，毕竟曾经是熟悉的，熟悉在先——尽管已经是面目全非，但仔细观看，也还是可以看出过去的影子：灵泉河虽早已销声匿迹，但尚有隐约的凹陷印证着原来的河道。也在未来路边的高新区管委会，显然是昔日的乡政府鸟枪换炮的硕果。原来错车都很困难的灵泉路，即便已经摇身一晃成了未来路，即便有了豪华的六车道，即便它绿化带、慢车道、红绿灯、减速带、警示标语等一应俱全，即便不时有联通、移动和房地产公司的巨大广告牌为它化妆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尚风范，但它总还是东西向的，总还是要通向乔庄和张庄的，我只需要认准了这一点儿，心里就基本踏实了。何况在那些巨型广告牌的间隙，还不时闪现出一些村庄民居后墙上的乡野广告来为我垫底——“耿村金成响器”、“李万李三蒸馍”、“范庄高铁锤种猪”等等，地点人物业务内容皆有，四角俱全，且一个字都不浪费，朴素简白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官方的一条安全行驶的警示语几乎就婉转到了《红楼梦》里“覆”和“射”的程度：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开车接打手机，那您以后很可能就不用再交话费了。

　　路太宽，车太少。即使有意克制速度，也很容易让车跑得像飞起来一样。前面就是乔庄。我把车速放慢，再放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路似乎是一样的路，仔细看却还是有些不一样：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想了想，明白了：这边还没有修建慢车道和绿化带。

　　我默默地看着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乔庄，没错，就是这里。村里的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空空落落，再没有了牛，也没有了马。远远望去，乔庄小学的红旗依然在飘着，飘着——它在村里的二道街上。紧挨着未来路的那排房子倒是有些热闹：有几家在盖房子。我搜寻着记忆深处，想着都是哪些人家的房子：五婶家，七叔家，生产队长家，大队会计家，小学同学秋香家……而在未来路的南侧，与这些人家隔路相望的地方，原本该是春绿秋黄的庄稼地，现在已经成了正在火热施工的楼盘。两家，一家是“忆江南”，还有一家是“曼哈顿国际花园”。我不由得微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曼哈顿，当然也好，省了多少昂贵的国际航班机票钱啊。

　　没有伤感。见得太多了，哪儿还伤感得过来呢?

　　路面很干净。苗苗告诉我，她一个初中同学辍学后就在这条路上当清洁工，也就是扫扫地、捡捡碎纸和塑料袋什么的，一个月五百块。

　　很快，姐姐家到了。

　　2. 高血压

　　姐姐的房子位于张庄村的最南排，也紧挨着灵泉河，和张庄小学都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灵泉河的话，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当然，这种情形想象起来虽然诗意，但住起来恐怕就只是湿意，令人沮丧。在灵泉路尚未拓展成未来路之前，这房子是坐南朝北的阴宅，还把着村边儿，房后还是河，又阴又潮又不安全。要依我们豫北乡下平常的标准，这宅子算是很次的了。好宅子自然是阳宅，坐北朝南，光照充足，且在村心儿里，人住着既踏实舒展，走东串西听音传话也方便。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福藏祸，祸藏福，谁也想不到灵泉河会被填，更没人能想到原来可怜巴巴的灵泉路有一天会变成一条金光大道。两年前，市政的规划图一下来，未来路主道一通，张庄就要被整体搬迁的传闻一出，有先见之明的姐姐立马便用上了所有的积蓄，又朝我借了三万块钱，把自己的主房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方向，将它翻成了坐北朝南的两层新楼房，一楼自住，二楼出租。后来，她又一点点地在房前空地上加盖起了储藏室、厕所和厨房，最终形成了一个十六米宽六米长的院子。自此，原来那座简陋旧小的阴宅瓦房就连蹦带跳地升级为一栋完美的阳宅楼房。每当走进姐姐家，看到院子里种的各色茵茵青菜，我就不由得想篡改海子的诗句：面朝大路，春暖花开。

　　姐姐正在大门口等着，看见我的车，脸上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怪快呢。”

　　“咱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停好车，我从后备箱里取出点心水果，和姐姐朝姨妈家走去。

　　“为盖房子。”

　　“不是盖好了么?还盖什么盖?”我纳闷。

　　这个姨是我们的三姨妈，我母亲的三妹妹。她也是张庄媳妇，当年就是她做媒把姐姐介绍到了张庄。不过她回来住却是在两年前退休之后，她退休之前的身份是市轧钢厂的后勤科长。她的老宅和姐姐一排，在姐姐家的西边，隔着两户。虽然贵为市民，但她的老宅这些年一直没有丢下。两年前她光荣退休，姨父也患脑溢血去世，她和小儿子两口住在一起，因为性格暴烈没少和小儿媳妇闹矛盾。后来她便回到了张庄。回村后她做的首要大事就是把老宅“阴阳”转变，盖楼加院，和姐姐的做派一模一样。

　　“看到乔庄那几家盖房子的没有?”姐姐说。

　　“看见了。”我说，“咱姨不会是还想盖吧?”

　　“让你说着了。”姐姐笑了。

　　“往哪儿盖?”

　　“就住这院子再往前盖啊。”

　　“那不是盖到路上了么?”

　　“到不了。离路还有八九米呢，是绿化带上。”姐姐笑道。

　　“这怎么行?无法无天。”我没好气地说。本来么，加盖了院子也就罢了，还要再往前加盖房子，这就太过分了。盖院子是平面行为，盖房子是立体行为，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人可以过分，但不可以太过分。

　　“要说，也行。”姐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反正慢车道和绿化带都还没修。乔庄那边就都盖在了绿化带上。”

　　“迟早会修。”

　　“不是迟早，听说眼下立马就会修!”姐姐两眼放光，看着我的脸色，又把光收了收，“所以咱姨才想要盖。这一盖，上头一拆，钱一到手，多好。”

　　“又是听说?”我道，“听谁说?你当初盖楼的时候不就是听说要拆迁么?都两年了也还没个动静。”

　　“一码是一码。整体拆迁是大动静，到底慢。这个，肯定快。确实得了准信儿，说这边的绿化带很快就会开始建，只要在绿化带上盖房子，肯定最先得钱。”姐姐笑道，“用现在流行的词说，更给力!”

　　“那姨妈这病到底是个什么缘由?”

　　姐姐细细道来，竟是一个齐头故事：乔庄那几家开始盖以后，村里就有人来递信儿，鼓励姨妈和姐姐也盖，姐姐怕事，不敢——就是敢也没有钱，就没有什么举措。姨妈在城里待的年头长了，对村里的事情想得简单，就自顾自地挑头盖了。她刚一有动静，村支书就带着人过来把匠人们的工具给收了。姨妈跳脚跟支书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压，躺到床上开始打点滴。

　　“谁递的信儿?”我对这人很好奇。很明显，他递信儿是次要，撺掇才是主要。要不是他，我姨妈也当不了这个炮灰。

　　“叫王强。”姐姐说。

　　“他也在这一排吧?”

　　“你咋知道?”

　　我笑：“这不明摆着让你们给人家打前锋么?”

　　“那你可想岔了。”姐姐说，“人家可不盖。人家只是个好心。”

　　“为啥?”

　　“人家说，一来人家哥当着干部，人家不好拆哥的台。二来人家也没钱盖。人家只是顾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来给咱通个信儿。”

　　“他哥是什么干部?”

　　“就是支书，叫王永。”

　　什么什么?我哑然失笑。这事，有意思了。弟弟撺掇人盖房，哥哥带人来拆房，这哥儿俩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事摸不透呢，所以就和你商量啊，你不是咱的主心骨么。”姐姐甜言蜜语起来，“这房呢，咱姨肯定是想盖。不瞒你说，我也真想盖。这村里的形势呢，是肯定又盖不了。你拿个主意吧，到底咋办?”

　　“要是盖的话，能盖出多大面积?得多少本钱?按现在的政策能得多少赔款?你有谱吗?”终于，我问。

　　“太有谱了!院子是十六米宽，六米长，全盖满，还能再往外接盖四米，也就是说，总共十米长，那盖满了就是一百六十平米，两层就是三百二十平米。三百二十平米啊，按国家新颁布的政策，赔偿要参考周边的商品房价格，现在咱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到了三千多了。就算咱违法，在国家的地皮上盖了房子，可说到底房子是咱盖的呀，国家的赔款就是给咱打个对折，或者再低点儿，一平米也能给个千把来块钱，就能赔三十来万。盖呢，只需要花六七万，完了拆了的材料还是咱自己的……再说本儿，”站在姨妈家门口，姐姐跟我算起了细账，“下地基，石头地基，五千多块，外墙砌成三十七砖，啥是三十七砖?就是三十七公分宽的砖。一个砖二十四公分宽，十二公分厚，三十七宽就是一块平砖加一块立砖，对，这是三十六公分，可还有灰呢。再加一层灰口，也就三十七公分了，所以叫三十七砖。内墙一般都是一层平砖，是二十四公分宽，二十四墙就是这个意思。咱不用二十四砖，用十二砖就中了，就是立着起一层砖。内墙是界墙，不承重。用二十四砖一来太占面积，会少赔钱，二来也费砖，得多花钱。用十二砖的话一反一正能多得一笔。这么算下来，得六万块砖。旧砖两毛一，新砖两毛六分五，咱用旧砖。哪儿来的旧砖?都是南水北调拆迁的家户剩下来的旧砖，有专门倒卖旧砖的，他们一毛六买到，刮一刮，美美容，拉到这里，是两毛一。买砖这一块需要花一万五。第一层得是圈梁再现浇，得一万，第二层用水泥板就中了，得六千。还有水泥，三百六十块钱一吨，得十五吨，也得五六千。钢筋是麻花筋，也就是螺纹钢，十三块一米，得两千多。另外还得四架大梁——把这院子搭盖成房，不用大梁哪儿中?三根七米四长的，一根四米二长的，得四五千块。还有工价，工价是房价的大份儿呢。找熟人去说，再好的关系，也得六十五块一平米，将近两万。还有门窗……”

　　姐姐给出的数字是六万五到七万。

　　倒真是划算的买卖。六七万的成本，二十四五万的纯利润，确实让人心动。

　　“让我先打个电话吧。”我沉默片刻，道。

　　我拨通了一个公务员朋友的手机。此公务员任职于市住建局——全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了原来的房管局、建委和城乡规划局等几个单位的行政职能，是个炙手可热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身处易燃易爆单位，需要驾驶消防车上班。这些年来房事是社会第一热点，他又分管城乡建设这一块，就更是热得过火，整天像是在油锅里跳舞。和他认识也是不打不相识：记者闺密接到举报从郑州过来找他的茬，因对焦作不熟就命令我陪着。在找茬的两天里，此公务员殷勤有礼，小心相陪，巧舌如簧，倍有诚意，说到为难处几乎声泪俱下，终于让记者闺密芳心恻隐，收了个红包将他饶过，此后还替他挡了几桩省城媒体的纠缠，成了关系切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自然得问他。

　　我问他了两个问题，一、未来路的绿化带是否真的很快就要开始往乔庄和张庄这边动工?二、在绿化带上盖房子最恶劣会有什么后果?他很爽快地回答我：未来路的绿化带确实马上就会向这边动工。至于最恶劣的后果么，他在电话里嘿嘿一笑：“要看站在哪个立场去说。对盖房子的人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一分钱都得不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是违章建筑嘛，它本身就不合法嘛，就不能享受合法权益嘛。对政府这边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高额赔款——上头逼得紧嘛，老百姓难缠嘛，又怕上访嘛，只好花钱消灾嘛。再说法律上也有漏洞：建筑虽然违章，但是建材却是盖房人的合法财产，所以给予适当补偿也说得过去。”

　　“那一般来说呢，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奉行中庸之道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一般来说，一毛不拔和一步登天这两种极端都不容易实现。”

　　“一步登天?”我困惑。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指望着这个脱贫致富么?说出来吓死你。”他呵呵一笑，“最通常的结果是，政府会赔点儿，盖房子的人会赚点儿。互相别太难为，彼此理解万岁。”最后，该公务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在这事马上就会提到议事日程，最晚一两个月后就会实地拍照量定。要盖房，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不然等量定了就晚了。

　　“呵——”姐姐抚着胸舒了一口气，“看来人家王强给的信儿是真的。”

　　我无语。进门看姨妈。姨妈正在床上躺着，看见我，挣扎着要起来。我按住她，寒暄几句便说到房子，姨妈态度很坚定：“盖，一定要盖!为啥不盖?不盖多亏!等过两天好了，我还要盖!”

　　回到姐姐家，站在院子里，我沉默了很久。姐姐很知趣，只管给我端茶递水，再也不说话。我默默地看着姐姐活络的身影。姐姐比我大八岁，比我长得秀气，也比我心灵手巧，在长辈中非常得宠。可以说，我是听着家里人对她夸奖长大的，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对她夸奖最好的陪衬。

　　“看看你姐，多讲究!”

　　“看看你姐，多干净!”

　　“看看你姐，多聪明!”

　　因为聪明伶俐，姐姐的学习成绩一向不好——太过聪明伶俐的人，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去下笨工夫。尤其到了高中之后，据说是因为谈了恋爱，她的成绩更是差得厉害，考了两年没有考上，就回家了。因为父母对她的娇宠，回家后的姐姐几乎成了我们乔庄村的一个话题。她很少下地，去地里一般都只是送饭。她也有着农村姑娘很少有的独立闺房，干净芬芳的闺房里有着各种城里姑娘才用的化妆品。她从不缺少零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爸爸妈妈和她说话的时候，都温言款语，生怕吓着了她。在婚姻大事上她也比别的农村姑娘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不，简直可以说是绝对的自主权。她心高气傲挑三拣四骄横任性反反复复，甚至惊世骇俗地在半年之内退了两次婚，可都被父母无条件地担待了。在我们豫北乡下，主动退婚对女方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是必须把男方的所有彩礼包括年节时的物品往来都结算清楚的，姐姐退婚两次的结果，是她的衣服格外的多——每次订婚，男方都会给女方买许多衣服。

　　时年二十五岁的姐姐最终成了乔庄的头号剩女——在乡村，二十五这个高龄早超越“剩斗士”和“必剩客”的段位，足可荣升“齐天大剩”。幸好在这一年，她由三姨妈做媒，嫁给了姐夫。姐夫家条件很差，可以说就物质上而言，什么都没有。后来姐姐告诉我，她之所以喜欢上了姐夫，一来是因为姐夫每天练毛笔字;二来是因为姐夫会弹吉他。对了，她还喜欢姐夫的自来卷儿，洋气。然而事实证明姐夫的毛笔字、吉他和自来卷儿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毫无用处，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姐姐不可避免地陷入拮据深处。现在，姐姐三个孩子，苗苗上大学，二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都是正花钱的时候。姐夫在村里摆个肉摊，一月只能挣千把块钱，日子非常紧巴。如果这一回能赚个二十四五万，他们就等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最起码四五年内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我也去了个接济的负担。老话说得好：长贫难顾啊。

　　“那就盖吧。”我说。

　　“中!”姐姐闻声应和，笑容绽放。仿佛我的话是一滴水，她要不赶快接住，水就会掉到地上，覆水难收。但她的笑容马上又收敛了几分，“可是……”

　　“钱不是问题。”我说。

　　“有你在，钱当然不是问题。”姐姐笑道，“问题是谁去领头盖。”

　　“你放心，肯定会有人领这个头。”我说，“你先把王永和王强的情况给我简单说说吧。”

　　3. 情况

　　姐姐说，王永是上一届的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这一届才又兼上了支书，成为了“一肩挑”。上届支书姓张。在张庄村，张是第一大姓，占全村人的百分之四十，王是第二大姓，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他杂姓占百分之三十。姐夫姓李，便是杂姓之一。上面为了让村里的政权力量不至于“一头沉”，就平衡掌握着让两个大姓搭着班子轮流坐庄。要么是张书记搭配王村长，要么是王书记搭配张村长。不过因为张姓的势力大，总的来说还是张书记多王书记少。两个大姓的纠葛从没有断过。为了减少村长和支书之间的内耗，这一届选举，高新区对张庄的精神便是“一肩挑”。这个词让两家大姓的竞争更是水深火热。到了什么程度?参选的双方在选举前的几个晚上都派人在村里的每个街口轮流彻夜值班，怕对方去跑票。

　　为什么这个“一肩挑”这么诱人?“主要还是因为新区建设一直在咱这里买地，咱村有地，有地就有利，有利就有人争。”姐姐说，“无利不起五更!”

　　选举结果出来，王永当选了村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支书，成了大权在握的“一肩挑”。姐姐说，要说张姓的选民比王姓多，应该占优势。但是，张姓支书在位的时候失了不少人心。

　　“太贪了。”姐姐说，“大钱小钱都贪，只要能过他的手，都贪。”

　　“新农村建设，上头让村里修自来水管道，让群众去挖，上头给村里的价是二十块钱一米，村里给村民的价是十五块，那五块哪里去了?村里总共挖了一万米，那就是二十万，四分之一的利润，二十万就抠下了五万。谁不会算这账?”

　　我笑。抠，这个字，姐姐用得真好。

　　“咱村一进高新区，上头就把咱村的宅基地给卡死了。私人宅基地的买卖就成了风。谁来买?市里人呗。村里好多人的房破旧了，没有钱翻盖，市里人就来买他们的地皮，或者他们分给市里人一半地皮，盖房的钱让市里人全出，等于是割让出一半地皮换了新房。这些事村里多了去了，啥手续都没有，就让那个书记吐口就算成了。”

　　“到时候要是有啥事，谁去应对呢?比如碰到拆迁赔款，能扯清吗?”

　　“谁卖地皮谁应对呗。总不能白拿人家钱。拆迁赔款两家都有利，均分呗。”

　　“哦。”我点头，略略有些讶异。忽然闪出一个念想：我当初怎么就没动这个心思呢?这种干法固然是高风险，但高风险有高回报啊。

　　“宅基地划不成了，集体的地他可不少打主意。咱村集体还有一点儿地，就在咱姨家西边，村边边儿上，是好地，口粮地——什么是口粮地?就是耕地，是国家明文规定要保护的地，十来亩呢。按规矩是预备着哪家娶媳妇添孩子再分给人家的，他不分。那一年，有一家不知道是他的啥亲戚，来咱们村承包地，说要建养殖小区，养猪。给书记说好了，就把地圈起来。开始还装模作样养养猪，后来就看不见猪了，就盖成了房，一半是厂房，一半是住宅。厂房是两层的，都出租了。住宅是四个两层小院，听说都卖给市里人了，卖两百多万呢。管?谁管?书记给人家许了一百年!”

　　“还有鱼塘。村北边有几个鱼塘，一二十亩。也是书记当家给租出去了，听说两百块钱一亩，也许了一百年!对了，还有王强家东边那块地，他下台前许给了同仁医院，才两万一亩!上头?上头再压他也得他同意才中!他那人，没有好处咋会同意!”

　　“谁想干个啥都得给他上货。只有上货才能干成。咱的小学门口原来是个操场你记不记得?不知道人家怎么给书记上的货，操场也没有了，全盖成了私人的房子!学校原来不是有六栋平房么，现在盖成了一座三层楼，不对，是四层，腾出来的地方也全都盖成了房。学校旁边原来不是还有个土地庙么，也盖成楼了。庙?拆迁了!迁哪儿?上楼了!迁到学校的四层楼上了!不信你去看看。对了，那年咱姨想把市民户口转成农村户口，需要村里证明，书记硬是不给出证明，咱姨没办法，只有给他上货，货一上，第二天他就给办了。他就这么现成!为啥转成农村户口?咱姨听说以后村里的福利会好，也想吃一份儿呗。”

　　“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自己乱，村里人也跟着乱。他自己不清白，去管人家谁?你去村里逛逛，到村北头倒数第二道街街口，看见有个房子占了一半大路的，那都是乱盖的。那家人原来有两块宅基地，自己住了一处，几年前卖了临街的这一处。当时卖了两万，卖过之后，宅基地升到了八万，他嫌亏，后悔了，又挨着当初的宅基地盖了八米宽，把歇善占了——歇善就是村路边种树的地方，相当于绿化带，还占住了一半路。都是那个书记带的好头——不过，话说回来，咱姨跟咱这一排有几家敢倒方向盖房，还敢占公家地方圈出个院子，也是趁那时候的乱劲儿。呵呵。”

　　“肥啊。能不肥吗?弟兄三个都肥!每家都有私家车，老大是雪佛兰，老二是比亚迪，老三是一辆德利卡，还有一辆桑塔纳两千。书记把家里的房子全部翻盖成了三层，第三层的顶子上还架了彩钢呢。每家还都买了挖掘机，上头不是开始在这里做工程了么?不论是修路还是建厂，只要占了村里的地，人家弟兄们就得揽下点儿工程，只要出工就都是钱，就连给村里拉一趟垃圾都要六百块。人家媳妇们都放话了，说反正一届是三年，谁知道下一届能不能干成?不捞白不捞，能捞多少是多少!”

　　“就他这样，他就是干不到下一届。跟他一比，王永就快成神仙了。啥光都没沾——可能也是沾不上，反正是没沾。别的不说，单说村南边的市防疫站，建成以后，那个书记把他们弟兄的媳妇们都安插进去当了保洁工，一个月八百块，只上两个小时的班，跟拾钱一样，王永兄弟的媳妇们，一个都没进去!最可恨的是这书记在任的最后那些天，攒了一堆票据叫王永签字——上头有规矩，王永不签就不算，王永看那票不合理就死活不签，结果书记就叫人在夜里打了王永一顿，王永住了半个月医院，瘸了俩月腿——不用报案也不用破案，这事，村里人人都是警察，心里都照着呢。谁不知道?谁不清楚?就这，咱们杂姓的票几乎就都给了王永。王永就上去了。”

　　厚道人有厚道人的好处，但是，厚道人也有厚道人的坏处。就拿土地来说，王永上台之后就开始以身作则，严格控制村里的土地，只要涉及到土地的事，他都说要按规矩来，要让土地最大程度地为村民们造福。所以自他上台以来，村民们除了在自家的宅基地翻盖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太越格的动静。

　　“除了王强，这一排就没有别的人能领头了么?”

　　“没有!”刚刚进门的姐夫闻声说话了，“我跟你姐早就寻思了千百遍，你看，这一排总共十六家，除去王强，还有十五家，有三家老穷，门势弱，不提。有七家中不溜，过得去，可也不顶啥事。剩下五家，一家跟王强家当年为浇地打过架，有仇，他就是再有心思也不敢领这个头。剩下四家，就是咱跟咱姨，还有赵老师弟兄俩——对，赵老师你认得吧，你在这里教学的时候他还没有退，跟你共过事，他去割肉还常问起你呢。就咱这四家，谁去领头?赵老师弟兄就是有心盖，咱姨被打击了这一下，他的心思也就死了一大半。教书的，本来也就胆小。所以，说来说去，要是王强能领头，是最最好了。可人家早就说了，不会去盖。”姐夫脸上满是失望，“说这种事不符合上头的章程，他哥不能落人把柄，肯定不会放话。还说没有钱。”

　　“王强家情况怎么样?”

　　“这小子脑瓜倒是挺活的，也肯干。可就是时运不好。结婚后生了俩孩子，一儿一女，负担重，他就去山里的水泥厂倒卖水泥，挣了些钱。好不容易缓过了手，不知道怎么的他又赌上了，欠了些赌债。为了还赌债，他还去日本打了两年工。回来有两三年了。他在日本挣的工钱除了还债还余了一些，都用在了翻盖房子上，这一排最东边那一家，跟咱们翻盖的房一样。不过他手头肯定是紧，前年翻盖的房，只装了一楼的玻璃，二楼还用塑料布糊着呢。”

　　“他们弟兄关系怎么样?”

　　“就弟兄俩，爹早死了，老娘跟王永过。在王永跟前，王强轻易不敢犯犟。一来王永是老大，二来也有大样，再说还是个干部。主要还是他里外都直正，站得稳。”姐夫说。直正也是豫北方言，就是正直的意思，但我们这里就叫直正。

　　“说到底，邪不压正啊。”沉默了一会儿，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

　　邪不压正。我念叨着这个古老的词。细细品味起来，这个在理论上成立的词其实意味的是一种多么勉强多么脆弱的平衡啊。甚至可以解释为：邪虽然不压正，但正其实也压不了邪。正和邪从来就是势均力敌，厮杀至今。认真算起来，似乎还是邪更厉害些。毕竟正打起仗来须得西装革履有规有矩，而邪呢，狂野自由，无拘无束。终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我想多了，也想邪了。

　　等到姐夫洗过油手换过油衣在院子里坐定，我们三个便开始具体分析对策。对付谁?当然是王强。我的目标很明确：攻下王强，必须的。谁当主攻手?赵老师年逾花甲，教了一辈子书，德高望重，村里人好几茬都是他的学生，只要他愿意，由他说服王强，最恰当不过。

　　我当即起身去赵老师家。

　　4. 村景

　　赵老师的家紧挨着学校。当年我在张庄教书的时候也才不过十七岁，赵老师那时有五十岁左右，他最长，我最少，他就整天逗我。每到中午，赵老师就会喊我去他家吃饭。当然我很少去——有姐姐在，我去他家干吗?于是，每次见到我去姐姐家，赵老师就会奚落我：“还是你姐姐家的饭香啊!咱咋能做出恁香的饭嘛。”不过，也去过一次。那天突降大雨，我没带伞，走不了。赵老师就从家里拿了把伞，硬把我叫到了他家吃了一顿捞面条。

　　我在张庄教了一年小学，后来调到乡里教了三年中学，这期间还不断地见到赵老师，后来我工作调动到县里又到省里，转眼和赵老师已经十七年没见了。记忆中的赵老师白皙瘦弱，见人就笑，言语讲究，态度谨慎，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赵老师家大门紧闭，我敲了半天没有听到一丝动静，估计是没人。我在村子里慢慢闲逛起来。首先还是故地重游，就近走到了张庄小学。记得校门是朝内街开的，我便绕到内街，来到校门口。果然如姐姐所言，原来宽阔的大门口已经高度瘦身，变成了一条窄窄的胡同。胡同两边全都是两层楼的宅院——原先这可都是学校的操场啊，设置着高高的篮球架，矗立着高高的白杨，有风吹来，哗啦啦作响……

　　我顺着胡同往里走，正好是寒假，学校里没有人，大门紧闭。教学楼的墙体上镶嵌着八个大字：“求真求善，求美求谐。”在大门和教学楼之间有一小块空地，应该是学校残存的唯一一片空地了。而在教学楼的第四层，孤零零地盖着一座飞檐斗拱的仿古建筑，应该就是姐姐说的“土地庙”了。当年那所土地庙因为紧邻着学校，我特意去看过，虽然规模很小，但也红柱白墙，琉璃碧瓦，古色古香，颇有风韵。庙门两边有一副小小的对联：“土发黄金宝，地生白玉珍。”对了，庙的前面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模糊不清地镌刻着修建土地庙的由来，我曾经试着顺下来，到底没有那个耐心，半途而废。只隐约还记得一句：“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那碑还在吗?也被迁到了四楼吗?土地爷何曾想到过，贵为土地之主的他老人家有一天会因为占了地方而被供奉到四楼呢?

　　沿着姐姐聊过的地方，我一一走来。在每一道街上，都可以看到灰色的水泥搅拌机在笨拙地转动着圆鼓鼓的身躯，标志着正在盖房子的人家。到处可见刚刚落成的一栋栋的两层或是三层的新房。在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乡村特有的小广告，治疗性病、疑难杂症的，更多的是和建筑有关的：“扎地基”，“现浇”，“上渣”，“专拆房”，“打梁”，“迎新春，铁大门，防盗门，卷闸门，喷漆”。把“迎新春”冠在前头，可能是优惠大酬宾的意思。还有龙飞凤舞类似医生开方体的广告：“专做水磨石地面，安不锈钢扶手，安木质古式扶手，专治房顶隔热，治漏，水泥，大瓦，彩钢……”这混乱的字体和超市般的内容里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自己所传达的信息十分被人需要，也很容易被人看懂。

　　在一条南北主街上，我远远地就看到了姐姐说的那所盖在路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占住了几乎一半路面，路上的电线杆都掩在了它突兀的身躯内。而在三道街，我看到有一所巨大的房子也将电线杆遮挡了起来，这所房子的台阶简直可以说是理直气壮地占据在街面上。

　　我还看见了一些老房子，很少，没有几座。整个村子转下来，也不过四五座。有两座被拆得衣衫褴褛，破烂不堪。有两座保留得相对好些，但看起来也岌岌可危。最完整的是一座五间的老房子，没有院墙，房子前方的空地里生长着几棵寥落的树。黑黝黝的树们默默地陪伴着这座老房子，老房子静静地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颇为安详地迎接着自己的终结之日。在周围新房的映衬下，这所我不知身世历史的老房子，居然焕发着几分让我敬畏的尊严。可能是因为它的安详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安详的事物了。这种安详让我想起不久前读杂书，读到一个老人去世的情节，书中寥寥数语：“召亲友诀别，易衣待尽。享年八十二，终于家。”读到此处，我闲置已久的泪腺突然喷涌不止。其中况味，现在仍不能解。

　　我在老房子面前站了很久。

　　在村北，我看到了那片被承包了一百年的鱼塘。一百年有多长?把鱼塘填平了，都盖成房子卖出去，住上七十年之后再拆掉，也还有三十年的租期。这块地方真大啊。承包人显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养鱼，已经盖起来了很多房子，我走过的地方，塘面也已经填上了新鲜的虚土，水泥梁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几乎可以确定，这里的房子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重新回到姐姐所在的街道，在街口，我忽然看见了未来路上的一幢大楼。它和姐姐家隔路相对，是张庄附近最先盖起的大楼，也是这附近最早从老市区移民过来的政府职能部门：市防疫站。按老百姓的话说，那是公家的楼。这座公家楼像一支速度飞快的箭，以钢筋水泥为箭骨，以丰富新区功能镀箭身，以政府大印铸箭头，以射箭人的意志为原动力，就这样一头射到了乡村，扎下了自己的地盘。

　　——当然，我早就看见过它，但从未像现在所看见的那样鲜明，从乡村的视角向它遥遥瞻仰，它是那么显赫，那么豪华，简直就像是一座宫殿。我不由得想起姐姐用艳羡的口气所讲述的那件事：上任支书家的媳妇们都在里面当保洁工。

　　5. 筹谋

　　再次回到赵老师家，大门敞开，显然已经有人了。我走进去，迎出来的是他爱人赵师母。她已经不认得我了。我强迫她回忆了半天，她才拍着脑壳“哦，哦，哦”地想了起来。赵老师仍不在家，她说他可能在卫生所跟村里的赤脚医生聊天，然后当即给他拨打了手机。大约过了五分钟，赵老师回来了。看见我，怔了怔，才叫出了我的名字。

　　“还是那样。”他笑道。

　　“老了。”我说。

　　“我在这儿呢，你能说老?”

　　老师就是老师，生活品质在乡村还是数得着的。柜式空调，液晶电视，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自制的土暖气炉让屋子里温暖如春。坐下来，他给我泡上了一壶铁观音，又从冰箱里拿出花生米，还倒上了自己酿的葡萄酒，跟我上起了酿酒课，说最好买红葡萄，把葡萄洗净晾干，搓烂，然后按十比二或者十比三的比例放冰糖或白糖，之后搅拌，不能用金属器械搅拌，必须用木棍或者手搅拌，搅拌好之后装到或陶罐或瓷罐或瓦罐里，绝不能是塑料器具里。装的时候不要装满，要留四分之一的空儿。密封也不要太严，要留一点缝隙，比如用塑料袋封口的话，就一定要把口系松些，因为葡萄发酵会有气体产生。它发酵时你会听见咕嘟嘟的响声，尤其是夏天，装进不到一天，就开始发酵了。等到没有了响声，酒就差不多了。一般来说，温度高的季节一个月左右，温度低的季节两三个月，酒基本就酿好了。

　　说着闲话喝着酒，我慢慢开始向核心问题靠拢，问他有几处宅基地?他笑说就这一处。“别提了，早几年村里还给了我一个宅基地，两千五百元，我要了。后来村里有个人，和我关系不错，他两个儿子，少一个宅基地，就过来找我，说小儿子到了结婚的时候，得盖新房，让我先转让给他，等村里再划的时候他再给我——村里划宅基地都是一批一批划的。我心一软，就给他了。还是两千五百，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后来上头有政策，再也不让划宅基地了，宅基地也越来越值钱了，从两万、四万、六万一直升到现在十来万。你说我少挣了多少?傻啊。”

　　“不是有很多市里人都在村里买宅基地么?你也可以买啊。”

　　“那都是高价，也都没有手续。不保险。”赵老师笑了，“再说了，我去买谁的?谁卖给我?乡里乡亲的，价低了人家不舍，价高了我不得劲。还是算了，省口气儿准备上楼吧。反正将来村子肯定会整体搬迁，都得‘被上楼’。”

　　我笑了。

　　“可不是被上楼么?谁想上楼啊。”他道，“不敢想啊，将来整体搬迁，都上了楼，日子该怎么过?镰刀，锄头，玉米，小麦，这桩桩件件都搁在哪儿?想吃个放心面也找不到磨坊了。哪个小区会给你安磨坊?去店里买，又贵又不好。还得交水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这些农民，他这么生活了一辈子，出门就是地，是平展展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桃花源记》里的句子啊。他若不说，我早已经忘了。

　　“我说得不对?”他停住了。可能是觉得我的神情有些怪异。

　　“对着呢。说得好!”我说，“继续。”

　　“要是错了你纠正，”他笑道，“可是，你就让他这么上了楼，那不憋屈得慌?背着锄头上五楼六楼，那是啥感觉?墙这边说话墙那边就能听见，一开门，街坊邻居尺把近，那不烦人?前些时，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说是北京大兴的事，那家上楼之后，得了六百万的赔偿款，买了一个房子，这个男的自己一家四口，跟爹娘还有妹妹一家人住在了一起。那天，根本不为啥大事，他非常冷静地就把其他六口人都杀了，说就是有些压抑，干脆把全家都销户得了。当然，这个人是混账，但你敢说这跟上楼没有一点儿关系?自己家人都住得压抑，何况别人呢?”说着说着他激动起来，“你知道不知道，人家美国农村都不住楼，人家都是庄园。人家人口少，土地多，这才是一个国家富裕的表现!三十年前刚分地的时候，我们村每人两亩半地，现在你知道剩多少了?七分不到!一个国家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楼越来越高，就越证明这个国家穷!表面再富都没有用，骨子里穷!”

　　“你去过美国?”我笑。

　　“没去过，我不会看报纸、上网?”他道，“虽然不出门，可我啥都知道!我跟你说，将来整体搬迁的时候，问题大着呢。你们乔庄去年就说要拆迁，没拆成，老百姓量都不让量!还有田庄，前几年，田庄闹了一场事，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

　　“高新区把田庄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让田庄人拆迁，田庄人不愿意，安置小区的楼都盖好了，硬是没人住。后来上头强制拆迁，把军车都开进去了。硬是被田庄人把他们统统都赶跑了，还抓了可多人，判了几个刑呢。最后那个开发商像歌里唱的一样，夹着尾巴逃跑了。那些安置小区今儿还都空着呢。房都快荒毁了。”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你要是想听，可以去田庄打听打听。到现在，上头的人去田庄还发憷呢。田庄人，不叫量房，不叫拍照，牛得很!”

　　我又问他两个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在市里工作，买了个房。女儿在北京打工，也在市里买了个房。儿子的房子他用尽多年的积蓄交了全款，女儿的房子是她自己交的首付。他每月的退休工资有一半多都在给女儿还房贷。

　　“女儿将来还不留在北京啊?”

　　“她在那里工作快二十年了，按照有关政策应该能留的。但是，北京那地方……”他很自尊地说，“我是受不了那地方。她还年轻，愿意待就待吧。将来要是回来了，也有个窝。要是不想回来了，在这里买房子也算个投资。反正首付是交过了，我手里的钱闲着也是闲着，就替她还吧。又不是别人。”

　　这么说，他的经济状况确实还不错，也有很强的投资意识。我知道自己来对了，让他当主攻手，动力足够。

　　于是我很快言归正传。他沉吟了片刻，说这两天他也正琢磨这事。前些时王强也给他带了信儿。但他一向行事谨慎，没敢有什么动静。等到姨妈的事一出，他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些天他一直在想来想去，可到底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你说咋办呢?”他问我。神情很是庄重肃穆。

　　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当年他是五十岁的温厚长者，我是十七岁的黄毛丫头，在我眼里，他的人生石头一样重，心事湖水一样深。而在他眼里，我肯定如春天的树叶一样清爽单薄，可爱飘飞。但是，现在，他垂垂老矣，懦弱胆怯，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泼皮摔打，已经变得老谋深算心机沉沉。

　　“你能代表你弟弟的意思么?”

　　“能。”他说，“我们就兄弟俩，我是老大。逢到大事，他听我的。”

　　于是，我便跟赵老师分丝剥缕，仔细推敲问题的症结：王强肯定是想盖房子的。放着这么大一块肥肉不想吃，除非有病。他说的难处应该也是实情。那就对症下药好了，其实也就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两样：一、在思想上，他即使真的顾忌他的哥哥，这种事情也完全可以做到船归船，桥归桥，锅归锅，灶归灶。兄弟之情再好，二三十万利润的威力也不容小觑。这个绝对重磅的炸弹对其兄弟之情的破坏性绝不可能没有，甚至可以说很大。他很可能只是面子上拉不开，需要我们帮着挑拨离间一下。二、钱上，他缺本金，这更好办，我们四家可以凑出来借给他。不就是六七万么，四家平摊下来，每家也不过一万五到两万。用一两万换二三十万，这笔账还算不过来?

　　这是一场拔河，王强站中间，兄钱各两边——王永的砝码旁边还有所谓的“正”，拆迁赔偿款的旁边还有我们准备好的本金在对他勾引诱惑，就看他赚钱的欲望是否能大过兄弟的情义。鉴于这么多年来对人性的认识经验，我对胜利很有把握。

　　“可是，借给王强钱……”赵老师有些磕巴，“总是有些气不顺。”

　　“小气不顺大气顺，等拿到赔偿款的时候，你心里的气就比谁都顺了。”我笑道。

　　“那，就按你说的办。”赵老师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丫头能了啊。”

　　于是，我们便议定，今天晚上就由赵老师出面摆鸿门宴，主请王强。姐姐姐夫一起作陪，我代表三姨妈也出席。回到家，我把情况告知姐姐姐夫，也给姨妈打了个电话。对于借钱的事，姨妈没说什么，只是提出要王强打个借条。姐姐倒是很有些情绪，道：“一排这么多家，又不是光咱们这四家的事，凭什么只咱们筹钱他们那些家沾光?应该家家头上都抹匀，平摊出来!”

　　“你觉得能行得通么?”我冷冷道。

　　“行不通那就都不盖!”

　　我苦笑。不患寡而患不均，宁可我得不到也不能让你得，这就是人性的黑洞啊。一瞬间，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哪里看来的故事：某人赤贫，上帝看不过眼，就每天赐他一千美金。他幸福得死去活来。后来他得知上帝竟然赐另一个赤贫者每天两千，他便又痛苦得死去活来。上帝问他：要是让你们同时失去这些外财，你愿意吗?那人欢呼雀跃道：愿意!上帝问：为什么呢?那人道：我虽然失去一千，但他失去了两千啊。上帝长叹。

　　“姐，你到底想不想盖这个房?”我不和姐姐讲那么多，直接问到最核心。

　　“想。”

　　“那就不要算这种小账!”我口气很恶。真是有些不耐烦了。

　　“这账还小?”

　　“跟你想挣的那笔钱相比，就是小。”我说，“再说，末了也是拿我的钱去借，用不着你心疼。”

　　“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听到这话，我鼻子有些酸。顿了顿，我道：“比你容易。”

　　“到时候，那些家都要跟着我们四家沾光了。”妥协之后的姐姐仍旧愤愤，“想想总是觉得亏。”

　　“吃亏是福。你能让别人沾你的光，最起码证明你的日子比他们强。”我说。

　　姐姐沉默。

　　6. 鸿门宴

　　王强进门的时候，我们全都站了起来，有些迎接贵宾的意思。赵老师最后才立身，矜持得恰到好处。王强赶上前，和赵老师握了握手，握手的姿势有些僵硬，也有些夸张。看得出，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有些特别的分量。

　　王强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出头，穿着一件大红羽绒服，浓眉大眼平头阔嘴，很精神。但羽绒服不是个正经牌子，还是旧款。他从口袋里拿出的烟是五块钱的“红旗渠”，姐夫连忙截住，递给他一包十块钱的“帝豪”，他没有推让，接住了。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