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生死十日谈...
孙惠芬
序 言
赵凤，四十四岁，女，翁古城张炉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二○○九年七月喝百草枯自杀。
姜立修，四十三岁，男，翁古城石岭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二○○八年六月喝百草枯自杀。
曹运宽，六十三岁，男，翁古城曹崴子乡四家子村柳店小队，二○○九年五月上吊自杀。
如果将这个名单继续列下去，会列出长长一串。从二○○六年六月到二○一一年六月，五年时间，翁古城地区自杀死亡名册上，就有五百多例，这是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中偏低的数字。这个数字最初撞入眼帘，不由得让人为之震惊。在我越来越狭窄、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的专业作家生活中，除了中东地区不断出现的自杀爆炸事件、中国南方神秘的富士康自杀事件、小人物的自杀、平民的自杀，似乎很少撞入我的视线，即使撞入，也很少被公布其具体姓名。他们就像秋天陨落枝头的树叶，飘摇着落入大地，之后悄悄地归于寂然。虽然在翁古城计生委的死亡名单上，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名字醒目，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有一天，一位已经当上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朋友问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我问，谁自杀了?我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他以为我耸人听闻，很多?我怎么没听说?
得以接近这些悄然陨落的生命，得感谢我的好朋友树华。她是滨城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这是她拿到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做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的研究。关于农村自杀死亡者及其自杀遗族的研究和预防课题，树华已做了十二年之久。她带了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五个研究生，刚入秋就深入到翁古城的村村屯屯。我，我丈夫张申，我们一同加入了这个团队。我加入，是当时我正在翁古城采风，看了太多的热火朝天莺歌燕舞;张申加入，是他当时正在寻找纪录片选题，他是滨城电视台国际部编导。自杀这个灾难性课题，他们还从未涉及过，当然也是树华一而再再而三地“诱惑”我们。
事实上，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参与调查，我在心里折腾了很久。我为此也不去采风了，回到滨城家里，仿佛只要留在翁古城，就会被拖进去。在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在跨上了五十岁这个门槛之后，我不再喜欢悲剧。曾经，我无病也要呻吟，无愁也要善感，好像不呻吟不善感就少了某些人生滋味。我善于在很小的事物上挖掘痛苦、寻找忧伤，我迷恋失眠、恐惧、深夜里的惊悸，喜欢在快乐的人群里出示沉思的表情，在光明的背面探测潮湿的阴影，似乎这才是为艺术的人生。可是变化怎么就来了，一点儿都不知道。岁月是和平演变的高手，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但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电影《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传得再好都坚决不看。如果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我一直以为我在堕落，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走向心灵的衰退，当一个人觉得健康地活着比创作更重要，那一定是心灵衰退的表现。然而我并没因此而焦虑焦灼，反倒觉得上了一个台阶，悟得了人生要义。我是说，这个秋天，要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电话动员我们，要不是张申每天回家都念研究生们发来的短信“张老师，你和孙老师啥时候来呀”，我很难跨出这一步。
二○一一年九月十号，我终于跨出去了。在走出楼道、等待张申把车开出来那一瞬，我双手合十，冲东北方向的翁古城老家伫立，我在心里说：等着吧，我们马上就到。
第一日
初入村庄
因为和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的研究生们约定七点在翁古城张炉乡会合，我和张申四点五十就从滨城出发。那时天还没亮，城市的街道上车辆很少，我们的车就像离了弦的箭，十几分钟就冲上了黄海大道。因为和张申拥有同一个故乡，这条逶迤在黄海北岸的回乡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最初是二○一国道，后来变成了高速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总是连着路的两端，要么是从滨城到翁古城，再到青堆子，要么是从青堆子到翁古城，再到滨城。在乡下时，以为这条以翁古城为连接点的路通着的远方，就是世界，可在城里住了一些年之后，猛然发现，乡村才是世界，才是世界的远方，因为在城里待烦了待久了，最想回的就是乡村。
张炉乡政府我们都不陌生，它原来叫烈士山，坐落在翁古城境内南端，属沿海乡镇。二○一国道像串糖葫芦一样把它和青堆子穿起来，每次从翁古城城区出来，必经它的心脏。这个心脏一些年来可是一直在变，先是改掉烈士山这光荣而不吉祥的名字，换成张炉，之后又把它西边的菊店乡、东边的观海乡合并到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总有人在设计着历史、改变着历史，尽管你永远无法弄清那个具体的人到底是谁。但不管怎么变，在我们心里，它都不过是个指示牌而已——当见到路两侧商业街的门楣上出现“张炉”，就知道离我们的家不远了。
然而这一次，我们不是路过，张炉，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一个熟悉却从未下过车的地方下车，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就像一个总是越门而过的亲戚终于踏入了亲戚的家门，新奇中夹杂着那么一点惭愧。倒是这里的亲戚并不体察我的惭愧，大张旗鼓迎上来，“张老师孙老师，你们可来啦!”
说起来，课题组的研究生和张炉毫无关系，他们来自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他们就因为在滨城医科大学读精神医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就和这里有了关系。不但有了关系，还是深切的、仿佛血缘一样的关系，因为当他们冲过来把我和张申围住，我已经有些认不出他们了。慕红、居颖、钱薇、王月楠，一个月前，在树华专设的送行晚宴上，她们个顶个面色白净、目光清澈;个儿顶个儿有着一头精心养护的披肩直发，那直发随她们脖颈的转动摇曳飘逸，有一种藏不住的青春美。可是眼下，她们皮肤粗了、黑了，化妆品因为渗不进去，在表面形成一层霜花，头发不但不再飘逸，且傻傻的锥子一样被束在头顶。此时的这些研究生们，如果你不细看，完全就是一副乡下孩子模样，就连唯一一个男生吕岳成，也没有了原来的清爽帅气。
当然，我没有把真实感受说出来，临行前树华在电话里叮嘱过：“姐，见到他们一定要给他们鼓劲儿，可坚决不能让他们泄气呀。”于是我说：“怎么?怎么你们都变啦，一个个都比原来……成熟啦。”可他们根本不在意我怎么说，只顾争相上来握手，领队慕红一边跟张申握手，一边郑重强调：“张老师，可不能开车下去，我们不能太兴师动众了，你把车停放在乡政府，咱们大家挤在一辆面包车上。”
如果不是有幸加入这个团队，我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车。它看上去像一只脸口很短的鞋子，它鞋身又窄又长，鞋腰也不高，可打开拉门，却能塞进七八个人。实际上我们后来走到的所有乡镇，都能租到这样的车子，它比轿车拉人多，是那种专为团体租车者准备的，按天论价。这个微型面包车让我见证了世界的丰富性，可是我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一路离开乡政府拐向一个坡路，七八个人球一样左右滚动，觉得好像坐在电影院看3D电影，某种东西开始在胃的最深处蠢蠢欲动。
然而，就在晕车的感觉从心底往外翻涌时，我一直为之恐惧的东西也在车上震荡开来。它一开始出自一个细弱的朝阳口音，之后又加入了尾音很重的铁岭口音，再之后，又加入了哈尔滨口音。一个多月，他们采到了太多的悲苦，他们没有办法不让自己释放。
一个男孩十七岁就自杀了，他念不进书，下学在翁古城木器厂干临时工，爱上一个大他五岁的女子。那女子不答应他，他就要调换工作，可回家跟母亲讲，母亲死不同意，不但不同意，还没好气地骂了他，结果，在离家返回翁古城的路上，就摸出从家里带出的百草枯，一口气喝下。在医院抢救时母亲赶到，他睁开眼睛跟母亲说了最后一句话：妈，我还能活吗?我不想死。
一个男子得了胃癌，家里没钱治疗，想服毒自杀，可是他的嗓子眼儿已被肿瘤塞满，根本喝不下药水，最后只有拖着枯萎的身子爬到山上上了吊。
一个七十五岁老头，强奸了十五岁女孩，女孩怀孕，老头没脸见人，喝百草枯自杀。
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我冲下去哇哇呕吐，我知道我吐出来的，除了食物，还有什么。一个母亲耳边每天响着“妈，我不想死”的话，还怎么活下去?聪明的慕红察觉到她们碰到了做母亲最脆弱的神经，拍着我的后背，不迭声地说孙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彻底吐出来，在一个阔大的院子里慢慢站起，才发现眼前是张炉乡张店村村委会，橘黄色二层小楼前，挂着两个牌匾，一个写着中共张炉乡张店村党支部，一个写着张炉乡张店村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小楼，下乡采风时就已见过，是二○○七年滨城市政府拨款统一兴建，村村都有。它一水儿的尖屋顶，一水儿的红色屋瓦橘黄色外墙，它区别于辽南乡村千百年来的所有房屋，在野地中央拔地而起，就像童话里的世界，十分醒目。这深扎在乡村土地上的西洋景观，使你不得不相信现代文明向乡间推进的脚步。这里，活跃着中国乡村体制中最末梢的神经。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村，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最小的政府，可是下乡采风才知道，中国最小的政府是乡镇。村级没有政府，村干部之所以民选，就因为村属于自治。而树华这个访问项目实施起来困难巨大，也因为村干部是民选的，他们不得不顾忌村民们的感受。
怕村干部敏感，慕红没让张申跟进去，我俩在院子里面面相觑时，张申焦虑地直跺脚。在他看来，即使是拒绝，拍下来也是有意义的。见五分钟过去了还不出来，我冒胆走了进去，循着楼道里嗡嗡的声音，我来到二楼。在楼梯口正对着的一个办公室里，一个腰宽体胖的大个男人正冲五个研究生呜呜嗷嗷比画。站在那听一会儿才听明白，他是村书记，他拒绝采访。他说：“什么这个大学那个大学，弄不好都是骗子。前一段来了一个豪华车队，打着国家和政府旗号，说来给中老年人检验是否缺钙，村里一听是好事，帮忙召集老百姓，由他们挨个检查，晌午还供他们饭。他们饭后拉来一大卡车钙片，大张旗鼓卖给老百姓，可是他们人还没走，公安局的车就开进村子，把他们全部抓走。俺可倒好，挨领导好一顿批。”研究生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慕红不甘心，继续解释，说我们绝不是骗子，我们既不检查也不卖药，我们只是访问自杀者亲属，做个评估，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个什么状态。
慕红避开了国家和政府这样的字眼，努力把话说得软和顺畅，可穿一身水红衣裳的妇女主任仍然不依，“什么状态?家里有人死能是好状态?状态不好政府能救济不成?再说啦，你揭人家伤疤，谁能愿意?”
走访了一个多月，这种情况慕红想必见多了，她并没因此退缩，依然和风细雨，“以后，国家会给一些救助政策，比如心理疏导呀，干预呀，这都得有个调查评估，访问每个人所耽误的工夫我们还给四十块钱误工费，如果有情绪问题我们可进行很好的咨询和疏导，因为我们都是国家高级职业心理咨询师和精神心理专业研究生。”
“它不是钱不钱的事，你是在揭人伤疤。”
虽然年轻的妇女主任一再强调不能揭人伤疤，可当听说每个被访者要给四十块钱，她还是闷住了。顺着闷住那股气儿，她看了看村书记，并接过名单，慢慢坐到椅子上。后来我知道，这四十块钱，不但是得以走近被访者心灵的秘密通行证，也是争得村干部配合的重要条件。因为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了解四十块钱对灾难家庭的重要;也没有谁，比他们更知道在这秋收的大忙季节找人有多困难。尾随着四十块钱开辟的道路离开村部，我感到有些心虚，目光长时间注视张申，那一瞬，我觉得我俩是在狗仗人势，是在入伙抢劫。因为我们不但没有一个正当的身份，我们的理由却是从他们重新撕开的伤口上寻找财富。
可是已经来了，已经没了退路。
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
在这个金灿灿的秋天，我们撕开的第一道伤口在张店村西柳屯，目标人是一对婆媳，她们于二○○七年五月，双双自杀。在研究生们的专业术语里，称自杀者为目标人，能采访到的自杀者亲属为被访者。那一天，我们真正接触到被访者，都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自二○○六年到现在，张店村的自杀名单上共有五人，四人服毒，一人上吊。可是要找到目标人的亲属，确实如妇女主任说的，非常困难。他们不是到外地打工去了，就是上山干活去了，而上山干活，你又不知道他在哪一片山上。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总要活着，循着奔生计人们的踪影，面包车在乡野上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
这是一座外表相当挺括的房子，青石灰瓦，院墙高筑，它坐落在一片野地中央，被一片摇晃在风中的苞米秸隔着，远远看去，显得生机盎然。不知是在乡路上转得太久，急切的心情一点点消耗了某种恐惧，还是眼前充满生机的房子具有某种镇静作用，绕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走近死过两个女人的家门，我居然毫无紧张感。
一切都再平常不过，妇女主任在门口二叔二叔大喊两嗓子，一个男人就从院子里的苞米堆前站了起来。上午第一个联系的就是这个男人，小队队长说他上青堆子赶集去了。他个子不高，肩膀微微前倾，灰色的头发贴在头皮上，给人逆来顺受的无奈感。可是他拉开铁门来到摄像机前，目光扫向我们，却顿时有了精神，仿佛早就知道在某个时候，他就该是一场戏的主角。这令我深感意外，尤其在慕红向他讲述找他的理由，说国家关心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时，他手往院子里的苞米堆一指，示意张申说：“照吧，就照苞米堆，今年大丰收，俺收了二十多车。”那样子好像他会给国家交一个完美的答卷。
实际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被访者，他们深陷灾难，却并没被灾难击垮，只是他们为什么没被击垮，各有各的原因而已。套用托尔斯泰那个著名的婚姻论述：灾难到来是一样，承受灾难的能力却各有各的不同。
一院子的苞米，扒出来的堆在左侧，裸露出金黄色的米粒，还没扒出来的堆在右侧，就像一群等待飞翔的鸥鸟。看到它们，我备感亲切，童年时，只要到了秋天，就跟着秋收的大人，天天滚在苞米堆里，在那些从苞米身上扒下来的叶子下面，我听到过来自遥远世界最奇妙的声音。只要你回到乡村，总能感受到生活中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这东西不是别的，是收获的喜悦。然而现在，在这个孤寂的院子里，我不但感受不到秋收的喜悦，且听到了一声惨叫、一曲哀怨、一个让你久久不能释怀的伤痛。
他叫于吉良，今年五十四岁。为了不耽误被访者干活，慕红把妇女主任和其他研究者打发去另一家，坐在苞米堆上，就开始了访谈。虽说他不是个善于表达的男人，说话时舌头在嘴里打卷儿，可是讲起那一天的事儿却极其流利，好像他在内心里已经讲过多少遍了。“那是多会儿?是前年五月，记得打芸豆架了嘛。那天头晌，媳妇上河套洗衣裳，把孩子扔给俺老婆看，媳妇从来不干活，一干活就躲，俺老婆性急，干起活来不让劲儿，上园子里打芸豆架去了，把孩子自个儿扔在炕上。可俺媳妇来家一看，孩子在她屋里，抹了一炕屎，立马就火了，指着地当央的狗骂老东西。俺老婆一辈子没叫人骂过，哪能听得媳妇指鸡骂狗，就从园子里回来问媳妇骂谁。媳妇本来就要尖儿，哪经得住问，疯了一样扑到俺老婆怀里扯巴她衣裳。俺老婆一天三顿饭侍候她和孩子，什么活都不用她干，她还冲她动手，一气之下，就上柜子摸出一瓶百草枯喝了。她喝完，怕媳妇喝，还把家里所有农药都倒了。谁知俺媳妇看婆婆躺到院子里，吓得嗷嗷叫，一边叫一边找药，到底在灶屋后窗台上找来一瓶卤水，就是点豆腐的卤水……”
“百草枯太厉害了，邻居上山把俺喊回来，俺老婆已经死了，俺儿把媳妇送医院抢救，活了七天。”
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这听起来实在不可思议。在于吉良简短的讲述中，蜷伏了许多隐秘的皱褶，就像我们曾经见过大山的皱折，那里生长着各种野草和树木。只不过在婆媳这两座大山的皱褶里，生长的不是野草也不是树木，而是情绪，过日子日积月累的情绪。媳妇从来不爱干活儿，婆婆一干起活儿来就性急，这是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河水，冲撞到一起，必有浪花。上河套洗衣裳虽然也算干活，可同是干活，和打芸豆架比，精神内核有着本质区别。芸豆是夏天青黄不接时农村最重要的蔬菜，许多从辽南农村走出来的人都有一个抹不掉的记忆，就是在大铁锅里炖土豆芸豆。打芸豆架一般都在五月，农时不等人，尤其对一个把过日子视为生命的女人。而上河套洗衣服，则是躲避活路的最好方式，我少年时就以此为由躲避过推碾推磨各种活路。眼前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身后是荡荡刮过的轻风，时而地，停下手里搓洗的衣服，盯住河水，那亮晶晶的水里，还会映现出一个又一个波光潋滟的梦想。一个刚嫁过来的二十几岁女子，未必嫁人就断了梦想。
我的联想很快得到了证实。那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好像早已经来到院子里，“小死鬼儿太不是东西了，一天到晚搽脂抹粉，除了上河套洗衣裳就是玩电脑，你不干活就不干活，俺姐说了，家里没有闺女，就把她当闺女养活，可是你还耍脾气，你还动手打人，你说气不气死个活人!俺姐为什么喝药，不就是想看看我死了你怎么过么?俺姐把药都倒了，就是不想让她死，叫她过过看!谁知她捡了便宜，也撒了手。你说俺姐怎么就没想到后窗台还有一瓶卤水!”
死，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这里蕴藏了婆媳之间怎么样的纠结，真是难以想象。被身后粗哑的声音吸引，大家纷纷侧过身，张申也转过了镜头，可是这个包着翠绿头巾的女人却像只机敏的燕子，迅速躲过镜头，一边吵吵白(别)照俺白(别)照俺，一边跳到房屋门口的台阶上。
为了不影响慕红继续采访，我把自己分离出来，也跨上台阶，用目光阻止她介入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意和她多聊聊的愿望。其实我更想从她那了解一些有关婆媳关系的细节，因为很明显，她对这个家庭的事情了如指掌。
如果不是这个绿头巾女人半道加入——她是于吉良老婆的妹妹，家就住在前街，我不知道会不会就这么不设防地走进一对亡灵曾经生活过的屋子。走进屋子，才想起树华常说的一句话：女人家女人家，没有女人的家简直就不是家。那悬浮在院里院外的生机，不过是往昔生活的再现，就像掩盖在一堆零乱的柴草、鸡蛋壳底下平坦的水泥地，一炕肮脏的被褥、衣裳底下花色漂亮的人造革炕垫，就像挂满了腰带毛巾之类杂物的乳白色大衣柜、高低柜，和高低柜上依然崭新的松下电视，电视边上已经卷曲的婚纱照……美好的往昔与凄惨的现实重叠，你不得不对不负责任的毁坏生出愤恨。绿头巾女人把罪魁祸首直指媳妇，指向媳妇的妈妈，“不叫小死鬼儿妈妈护着她闺女，这个家早分了，何至于把俺姐气死?你不知道，拌一回嘴，小死鬼儿就家去把她妈搬来一回，她妈一来就坐在炕上叫板，说俺闺女长这么大没干过活，她才二十五岁，你叫她自个儿怎么过?还给俺姐要电脑，说她闺女爱在电脑上看书。你说说，她什么好样的闺女，还看书，你能看书考大学呀，嫁咱农村干甚?俺姐也是，死要面子，听人家一说就屁都没有了，真给买了电脑，你说说。俺姐早都不想活了，她觉得和一个媳妇处不好叫人笑话，活着没意思。”
婆媳是天敌，这是千年古训，婆婆由媳妇熬成婆婆，生儿育女建立家业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家庭秩序、生活习惯。媳妇由姑娘变成媳妇，把根从娘家拔出，移植到新的土壤的同时，旧有的生活习惯受到挑战，新的梦想也受到限制。可一些年来，这个古训早已被计划生育政策颠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儿，即使在乡村，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那么也意味着一个农村家庭，再多也就只能有一个儿子。现在三十五岁以内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才六十岁左右，他们年富力强，根本不怕儿媳捣乱，如果不能把儿媳当成闺女来养，分家是一个绝对安全的选择。毕竟就一个儿子，就是买不起房子，住对面屋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个女人为了面子不去分家，却选择了死。
死要面子，这样的女人我并不陌生，我的奶奶、母亲、大嫂都属这类女人，为了外人夸一句好，她们不惜牺牲一切。生活疆域的狭窄、物质资源的贫乏，使她们的刚强不得不在虚妄的面子上凿出痕迹，就像啄木鸟在青绿的树上啄出深洞。可是，一个乡村女孩儿长到二十五岁没干过活儿，这正常吗?一个乡村女孩儿长到二十五岁没干过活儿，就不怕有失面子?
不断进出乡村，我知道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儿，这个孩儿就成了父母捧在掌心的心肝宝贝，即使有的家庭因为第一胎是个女孩又要了第二胎，勤劳的父母也要不惜代价倾身给予，如果家里生活贫穷，没有更多的物质给予，那么不让她干农活儿，就是做父母最大的给予了，尤其是女孩。所谓贵养闺女贱养儿，这一观念也病毒一样在乡村蔓延。实际上，在我后来走过的许多村庄，很少能见到这些被父母贵养的女孩子。有一个目标人，是个二十六岁的女子，二十刚出头就在滨城一家服装厂打工，有一天家里的母亲突然得脑血栓瘫痪在炕。不会做饭的父亲劝她辞掉工作回到家里，并在当地招了养老女婿，可是长这么大没做过家务、也从没准备过乡村日子的她，竟然在孩子五岁那年喝百草枯自杀了。乡村，似乎怎么都无法延伸年轻女子的希望，而这些乡村女子，但凡有一点本事，也要在进城打工之后，在城里嫁人。即使她们嫁了民工，不得不回乡安家，也绝不回到生养她们的土地，她们会要求男方在县城或小镇买楼，过远离土地的城市人生活。可以说，不干土地上的活儿，是新兴农民最大的面子。许多生了一个男孩的父母，他们终生最宏阔的理想，就是省吃俭用，到了儿子结婚年龄，一次性血本投入，在城里买楼。一年前在滨城碰到腿有残疾的邻居二哥，问他腿脚不好怎么还出来干。他说不干行吗，怎么也得挣点钱在翁古城给儿子弄个楼啊。弄个楼，这是大部分乡村父母的理想，他们一代一代住在山野，改革开放打通了山野与城市的界限，这个理想就兔子一样跳到他们眼前。只是不知这个媳妇为什么没要楼，而只要了个电脑。
当把想问的话问出去，女人晃了晃头上的绿头巾，惊虚虚向窗外扫了一下，之后压低嗓音说：“还不是那个老东西，他一辈子没住上个好房子，非要花钱在农村盖大房，就那么点钱，在乡下盖了，就买不起楼。俺姐为什么同意买电脑，不也是怕亏儿媳妇!为这事儿俺姐和老东西没少拌嘴，也活该他!这回好了，这么大个房子你住吧，叫你当爹当妈还得当奶奶。你当得起奶奶吗?当不起!看这一地鸡蛋皮，就会炒个鸡蛋，天天给孙子炒鸡蛋，把孙子送青堆子幼儿园，有屁用，你没去看看，小脸儿蜡黄，天天只吃鸡蛋不吃菜，能行?”
女人的诉说，使这个灾难家庭的伤口进一步裸露出血淋淋的现状，可是，我并没为此分散思绪，因为在一块红绒布底下，我发现了一个台式电脑，它在堆了一堆鞋袜和换洗衣服的柜角，仿佛一只遭主人遗弃的宠物。我想起一个月前跟读大学儿子的一次通话，他说妈妈太上火了，我复习GRE本来一包子劲，可是网上动不动就探出一条信息，说某某同学在哪儿唱歌、在哪儿逛街，心一下子就沉不住气了。你知道吗妈妈，你本来只在一间屋子里，是封闭的，没有背景，可网络把你放在骚动热闹的空间背景上，叫你无处可逃。这个女孩，死时只比我的儿子大三岁，我在想，在一个与城市现代文明没有一点距离的电脑上，与城市有着遥远距离的乡村，如何安置一颗青春的心?为此我认真端详着那张婚纱照中的女孩——为了不使绿头巾女人对她更强烈的控诉，我一直没有走近她。这是一张无论是技术还是造型都很现代的照片，她依偎在男人宽阔的肩膀上，一头明星一样漂亮的卷发，洁白而修长的胳臂，灿烂又迷人的笑容。在婚纱照这件事情上，可以说城与乡已经没有多少差别，差别在于，在瞬间的灿烂之后，等着女主人的是寂寞的村庄、埋里埋汰的院子、烟熏火燎的灶屋。最要命的是，就在她孤寂埋汰的生活中，有一个美丽的触手可及的世界，在那里，有热闹的酒吧、车来人往的街道、繁华喧嚣的大型购物商场，有舒适的厨房、方便的室内卫生间，有可以随时给孩子洗澡的热水器……
见我长时间看着“小死鬼”照片，身旁的女人有些不耐烦，不停地来回走动。进门先进西屋，是我有意为之，在两个死去的女人中间，我对年轻媳妇的兴趣更大，原因很简单，我已经是她的妈妈的年龄，我想捕捉这样一个现代乡村女孩的生活信息。而我深知，在乡村，户主在东，媳妇的屋一般都在西边。然而，就在我决定离开西屋到东屋看看时，女人忽地一声窜出了门槛，当我尾随绿头巾飘动的光探望出去，只见院子里多了一个一头花白头发的男人。他身边的摩托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一家三代三个男人在院子里一网打尽，张申显然有些兴奋，摄像机立即转了过去，可是这个儿子，和父亲却大不相同，一边挥手让张申停下，一边猫腰往屋里钻，竟差一点和我撞了个满怀。
那个下午，我们顺利的采访在于吉良儿子进屋时遭到破坏，他钻到屋子里再不出来，也不让他的孩子出来。那张蜡黄的小脸儿菊叶似的在眼前忽闪一下，就再也看不见踪影。树华对自杀访谈有严格规定，被访者不同意，绝不可以勉强。问题是，他不出来，他的父亲也从此闭上了嘴。当我重新回到院子里，发现做父亲的蹲在那儿，头深深地埋着，两手使劲撕扯着手里的苞米叶，仿佛他接受采访，是做了件对儿子大不公的事。和慕红面面相觑时，绿头巾女人在身旁小声说：“走吧你们，俺这外甥得了精神病，一天天也不说话，俺姐夫都愁死了。”
听她这么说，慕红眼睛顿时瞪大，轻声说：“他得了抑郁症，他需要治疗。”但是转瞬，她又摇摇头，自言自语说，“现在还不行，不能强迫他。”
日光在院子里一层层暗淡下去，房屋的窗玻璃上，透出一泓深不可测的黑影，而堂屋屋门洞开的黑漆漆的底色，衬托着一群舞在半空的蚊蝇，使屋外展现在苞米堆上的生机顿时消逝殆尽，不但如此，一种让人胸口发紧的凄楚、苍凉、死寂，无遮无掩挤压过来。此时此刻，你怎么都无法想象，在这凄楚、苍凉和死寂的屋檐下，三代男人如何打发日子。悄悄地从院子里撤退，远远地回望那崭新挺括的大瓦房，绿头巾女人送给我们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俺姐夫那个老东西呀，是个怪物，他要是好，俺姐也不至于一点没有活的念想。”
在屯街长满蒿草的小道上等车，慕红跟我说：“这老头儿是有点怪。”在这些研究生眼里，五十多岁的人都是老头儿，“他太守旧了，他家好几代都活得很卑微，爷爷要饭，父亲住了一辈子泥草窝棚，到他这辈，讨了个能干又会过的老婆，生了个肯出力的儿子，攒了家底儿，就非要盖大房伸伸腰杆儿。他说你一个乡下人混进城里就是小鱼小虾，显不着你，你在乡下盖个大房子，你就是大鲤鱼。为这事他和老婆还吵过，他老婆不同意，老婆说，在城里，你是小鱼小虾，在乡下，你就是土坷垃。他说他老婆一直迁就媳妇，就是不想让媳妇变成土坷垃，可他认为这绝对是错的，土鳖变不成蝗虫，你说有没有意思?”
一个男人的终生理想是有个大房子，在中国乡村，这不算守旧，却有点自私，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一个大房子已经装不下家里所有人的愿望;一个女人的终生理想是不让另一个女人像自己这样成为土坷垃。在中国乡村，这不算自私，却有些落伍了，毕竟环境变了，你不知道你能遇上什么样的儿媳，可是在这什么都在改变，唯天高地远的空旷不变、寂寥漫长的日子不变的乡村，谁又能知道他们内心的皱褶里，会长出什么样的野草树木呢?
上车之后，为了向我灌输于吉良的古怪，慕红继续说：“这老头儿太有意思了，那么守旧，认为农民的身份永远不可能改变，可他家出事儿，登了沈阳的报纸，有人告诉他，他到处找沈阳的报纸看。两个月后，一个在丹东打工的村里人回来，说在丹东一带的马路边，写着‘远离毒品珍惜生命’八个大字，他居然坐大客上了一趟丹东，专门去看，你说有没有意思!报纸可能真登了他家的事儿，可丹东墙上的八个字绝不是针对他家的，那肯定是一个远离毒品的公益广告，毒品，不是毒药，可他就认为那是因为他的老婆和儿媳才写的。”
这时张申接话：“对呀对呀，他当时的表情太奇怪了。”
我陷入沉默，一个同时死了妻子与儿媳的人，会坐上大客去丹东看墙上标语，其原因是误以为遥远的外面跟自己有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会是真的吗?
回到张炉招待所，我让张申回放采访镜头，不是不相信慕红和张申的表述，而是想补上下午漏掉的信息，可张申把摄像机的接口接到电视上，通过快进，居然直接找到那一段。“俺老婆和儿媳妇喝药第二天，省里报纸就登出来了，好多人都看见了，咱村在沈阳干活的人都给俺打电话，过后俺上村里找报纸，没找到，咱村只订《滨城日报》。没过俩月，丹东高速公路口的一面大墙上，写出八个大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刘仁环来家告俺，俺还不信，后来俺坐大客上丹东去看，真就看到了，真的。”
虽然于吉良的语音呜啦呜啦不很清楚，可它一字一顿撞击耳膜时，我止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镜头上，他的表情实在太异常了，前倾的肩膀渐渐扬起，贴在头皮上灰呛呛的头发微微发颤，尤其一直躲在眼窝里那两束暗淡的光，它们像点燃的香火遇到狂风，一闪一闪发亮，他那样子，就像他老婆和儿媳妇终于让他出了名……这时，我不禁想到下午刚进院时，他那仿佛早就知道自己该是一场戏主角的姿态，卑微的生命通过亲人的死得以在更广大的世界张扬，是不是也因此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呢?他要在乡村盖大房，不愿意上城里去做小鱼小虾，是否也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弱小的生命得到更强劲的表达呢?
不得而知。
能知道的是，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都无法入睡，一些场景和人不断来到我的眼前。睡不着，又怕弄醒张申，就坐起来看着窗外，那里，月牙儿在远天高高地悬着，暗淡的光因为不足以照亮大地，使后边二○一国道上飞奔的车灯不时地撞进暗影，像一团团梦幻在大地上流转。借着一团团飞速流转的光，我一遍又一遍重复看到两个人：一个，是于吉良的儿子——那个不曾说上一句话的抑郁者;一个，是刘仁环——那个不曾谋面的从丹东回到家乡的传话人。抑郁者静静地伫立在黑影里，就像一棵伫立在远方的树;刘仁环则坐在流转出灯光的车辆上，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在过去一天访谈的故事里，这个抑郁者是个空白，父亲坚持自己的理想是要在乡村盖房，他怎么想呢?他有理想吗?坚持过吗?那个刘仁环，在丹东当民工，他凭什么就认为丹东的标语跟家乡有关?他把一个远离毒品的广告当成了远离毒药的广告，是无知，还是在喧闹世界的孤独行走中产生的幻觉，抑或联想?
长夜无语，只有一团团梦幻一样的光在窗外飞速流转……
第二日
徐大仙
刚刚有点睡意，耳畔就灌满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花布窗帘已经爬上熹微的晨光。失眠者永远觉得自己一夜未睡，其实意识已经在混沌中得到休息，因为张申什么时候离开房间我根本不知道。爬起来和研究生们一道排队洗漱，一道下楼吃饭，昨天的事情仿佛隔在栅栏外面的事物，影影绰绰已经不再连贯。在昨天的晚饭上，钱薇就像失去阿毛的祥林嫂，不断叹息：那个男人太可怜了，太可怜了，老婆有病自杀，又娶个老婆，结婚时还好好的，婚后半月不到，发现她有癫痫病，动辄就抽风，采访现场就抽了起来，你说可不可怜?现在，钱薇捧一碗苞米粥在那儿静静地喝，似乎可怜的人已经离她而去。这正是黑白交替的作用，当新一轮阳光逼退黑暗，新的现实也就逼退了黑暗中的思绪。这新的现实，不是别的，是今天去哪个村，那个村会不会像昨天那样总是拒绝。慕红早早就放下筷子，和司机商量今天的路线。
今天的路线，当然还在张炉乡，研究生们在这里访问了五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只不过今天去的村子是海边，在二○一国道南边。那是一条宽畅的大道，就在从北部山区流出来的英那河的边儿上，河水波光潋滟，岸边柳枝摇曳，而河的远处，是一片开阔的金黄色的原野。我的故乡翁古城，最诱人的地方就是有山有海，往山里走，体会的是安详，往海边去，体会的是开阔。因为我的出生地离海很近，我对开阔比对安详更有感觉，尤其当司机告诉说前边不远就是大海的时候。
翁南村就在离海很近的河汊子口，不知道夜里慕红做了怎样的工作，我们没有先上村部，而是在路边接上妇女主任，直接开到小王屯徐大仙家。就像打牌时头几张牌就能看出整体的牌局一样，一早迎着开阔的河和路，就已经预感到今天事情的顺利了。这是一个破败的小院，在一条短街的最里边，它的左前方是一个土冈。翁古城沿海的开阔，并不是一马平川，偶尔的，就有这样隆起的小土冈，它在让村庄有了某种安全感的同时，也让人对隐在外边的开阔更加心驰神往。
院子虽已破败，没有院墙，苞米秸穿起的院门仰躺在大街一角，可是院子里却有一群白花花的鸭子，它们呱呱呱冲我们飞起来时，整个院子就是一个声音的王国。随着这声音，一个穿着紫红毛衣的女人从屋里迎了出来。她眼窝发乌，眉心和脖子被揪得通红，嘴唇上有一串亮晶晶的燎泡，好像正被一股无名火纠缠着。
“来啦，进来。”
她虽话音很低，但明显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因为妇女主任停在门槛外，寒暄几句就拽着张申和另一些研究生转身离开，她没有丝毫挽留。
不让张申留下，是这之前就已说好了的，妇女主任说这女人会跳大神儿，外号徐大仙，要是见到摄像机，她断不会接受采访。
进了堂屋，进了里屋，一股酒气扑面而来，好像走进一个酒窖。屋子里非常拥堵，炕上看不出哪是被哪是衣服，零乱不堪，地下高低柜的门不但开着，一个个包裹滑在地上，像在准备一场逃荒。沿海乡镇的女人一向不愿收拾家，这我是知道的，开放的大海使她们的心也是开放的、野的，她们宁愿在外面聚众拉呱，也不愿待在家里整理家务。可徐大仙却在为眼前的零乱开脱，“可别笑话俺哪，俺闺女夜个回来了，给俺要她穿过的秋裤，俺找了一夜也没找到。”
我不禁头皮起栗，她闺女夜里回来了，那不是见鬼了吗?她的闺女两年前就喝药死了，我们正是为她死去的闺女才来的。我看了看慕红，她立即靠紧我，之后轻声道：“阿姨，你是说你走了的女儿吗?她怎么会回来?你是不是太想她，有了幻觉?”
女人没有接茬，她怔在那儿，就像被水噎着了，脖颈抻得老长，突然，那噎在嗓眼里的水喷将出来，洪涛一样浩浩荡荡滚过屋子。“啊呀，我的闺女呀，你为什么要难为妈妈呀，俺找翻了天也没找到那件衣裳呀——”
因为毫无准备，我和慕红都吓坏了。慕红一边在后边捋她的后背，一边安慰道：“阿姨阿姨别哭啊，你有什么委屈跟我们说，你可千万不能伤自己身体啊。”
就在这时，里屋的屋门哐当一声大开，随之，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手握酒瓶子走了出来，“哭什么哭，再慢慢找找呗，有什么东西还能瞒得了神仙?”
他的话还真好使，女人的哭声戛然而止。这时，慕红见缝插针，简单介绍了一下来意，说到了国家对这个群体的关心，说到了四十块钱误工费，之后，转入正题：“阿姨，女儿叫赵凤对吧，她是属什么的?”
女人没吱声，男人在一旁接过话，“属什么，俺也不知道，反正走那年四十四岁。”
“你知道什么，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她属什么?不是属龙吗，要不属龙能是这么苦的命吗?”
那天，如果没有男人的错误加入，真不知要绕多久才能打开女人的话头儿，而这个女人，一旦打开话头儿，便再也止不住。事实上，后来接触的许多被访者都是这样，他们好像早就盼望有一场透心彻骨的倾诉。发炎的伤口长期封闭，脓水早就在那里暗流涌动，只是这个外号徐大仙的女人神神道道，说不上两句，就探头往窗外望一下，惊虚虚的样子好像她的女儿就站在窗外。
赵凤，一九六四年生人，属龙，十九岁嫁给基建工人杨柱。杨柱后来当了工头，在城里养了一个女人生了儿子，从此再不管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不管不要紧，还把性病传染给她，她想不开时触过电跳过河，都没死成，最后喝了百草枯。她的故事并不奇特，属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常见的那一种：男人有了钱抛妻舍子在城里包养二奶，可恨的是男人把对家的情感带走了，却把城里最现代的病留下了。当然，最倒霉的是，这个不幸的女人，家里有一个大仙的妈妈。
这是我所听到的最让人郁闷的倾诉。所谓郁闷，是说她把闺女的死归于黄泉下的冤魂。“俺闺女为什么死，叫冤魂盯上了，那冤魂是俺叔公公，他那年在雨天赶马车，走西河岔一下子翻了车，叫马踩死了。俺闺女结婚那天就路过西河岔，魂儿是叫她叔公公抓去了。她叔公公光棍儿，一辈子没结婚没生崽儿，俺闺女一小他就稀罕，那不是，她死在俺家偏厦里。她死过三回了，都是回娘家。女人结了婚就是婆家的人了，想死你不死在婆家为什么要回到俺身边?就是俺叔公公闹她。”说到这里，她目光又向窗外闪了一下，仿佛她的叔公公也来到了窗外。慕红往我的身边贴得更紧。
“知道她不想活，她爸从来不敢把农药放外边，可死鬼自个儿揣的百草枯，你说这不是祸害俺吗?你祸害俺，还不听俺的，俺叫她一年给她叔送一百个金元宝，她就不送。都是假的，纸叠的，也不用花多少钱，可她死倔，她说活着的人她都管不好，哪管得了死的人，没办法俺给她送。俺是俺的，她是她的，她叔这不是挑理了，到底把她领走了……直到现在，她还来家缠着俺，夜黑儿晚上十点，俺刚闭眼就看见她，她就站在俺头上，握俺一只手。她说：‘妈，俺病好了，俺想穿干净衬裤，没结婚时有条紫红色秋裤扔在家里，你给俺找找。’你说这不是难为俺么，她结婚快三十年了，儿子都二十多岁了，上哪儿找呀?俺说给她买条新的，她来了倔劲儿，松开俺的手，影儿都没有了。”
童年里，我见过好多大仙，她们都是女的，都是在得了一场病后，神仙附了体，从此给人算命治病。我五岁那年得了荨麻疹，发烧好几天不退，父亲就抱我去土门沟找大仙看过，病是否看好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女人披头散发，眼睛直勾勾的，喝起酒来咕咚咕咚，样子很吓人。现在，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大仙不但从没在乡村消失，且愈发地兴盛普及。前些时下乡采风，就遇到过两个，一个是狐仙，一个是长(蛇)仙。它们是大地的精灵，深藏在大地之下，掌握通晓阴间往生鬼魂的所有秘密。它们因为掌握通晓阴间往生鬼魂的秘密，就通过人的嘴，来给阳间的人传递信息、答疑解惑。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鬼魂，人间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世界，但我从不质疑大仙儿的存在，因为我知道人都有无助的时候，科技也总有解不开的秘密。可是，女儿嫁人活守寡，又得了说不出口的性病，做妈妈的不但不去关心女儿感受，不去问为什么想死，还把想死的原因归结为阴魂，这不能不叫我心里发堵。关键在于，女儿来到母亲跟前寻死过两次，明显是渴望救助……
“你是怎么知道你女儿得了性病的?”为了不致错怪母亲，我主动向深处打探。
徐大仙捏了捏手指，眼神向窗外一扫，神经兮兮说：“这闺女也不知怎么了，她有话跟她二婶讲，不跟俺讲，她二婶那张嘴是什么，是小月孩裤裆，开的口儿，你问咱屯谁不知道?都知道了，就俺不知道。还是出殡头天，俺不让往家埋，叫送回婆家坟地，‘除黑先生’(在辽南乡村，人死埋葬时，都要请一个专门驱鬼魂的老人，这老人就叫除黑先生)才来告诉俺，说她得了见不得人的病，要是埋到婆家，婆家人嫌弃，闺女活着没过好，死了还过不好。俺一听，什么都明白了。”
一个人一旦离仙近了，离人也就远了，想一想，她的女儿不把隐情告诉她也算正常，可是一个现代人，把性病看成见不得人的病，并且不去设法治疗，就有些不正常了。为了了解更多人的事而不是鬼神的事，也为了不影响慕红的访谈——课题研究访谈，针对被访者身体和经济状况等学术内容，都有一个规定程序的问卷。我推开屋门，进了里屋。
可我哪里知道，这里的气息离人更远，这里有一个专为大仙设立的堂位。一张高桌上，摆着香蕉、梨、苹果一些供品，供品前边，是一个香炉，里边盛满烧过的香灰，高桌对着的后墙上，贴了一张大红纸，上边竖写着歪歪扭扭的黑体大字：狐仙狐天豹在此保平安。
见我进来，正在摆扑克牌的男人露出警惕的眼神，好像不情愿让我看到这一切，但他并没拒绝，赶紧下地，浑身一股冲鼻的酒味。
“对不起大哥，打扰你了，我就是想知道，闺女得病，就没上外面治治吗?”
男人佝偻在那儿，手拿起炕沿边的酒瓶子，闻了闻之后，又慢慢放下，一看就知道是习惯性动作。他喝酒成瘾，一定跟女人是大仙有关，人们答谢大仙的物品大多都是酒。他身后的炕旮旯，就有一堆酒瓶子和十来个透明塑料酒桶。他说：“治什么治，男人不给钱哪有钱治，再说，她也不来家吱声呀!”
他说话的声音咝咝啦啦，好像嗓子眼儿里有永远吐不完的痰，说完这句话，他眼睛瞅着墙上的红纸，陷入可怕的沉默。不知是屋子酒气太足，还是大仙的堂位散发一种气息，就觉得这沉默是一个向下延伸的隧道，你被裹挟其中，看不到通风的窗口。
“你女儿，是不是太要强了?”我试图在隧道里挣扎，却仍然看不到光亮。
许久，在我决定放弃时，一丝微光朝我掠来，“怎么说好，俺这闺女，太傻了。”说着，他拿起酒瓶，咕咚了两口，“孩子八岁那年，杨柱就把家扔了，当时她婆婆还在，叫她上滨城去找、去告，那时屯里人都传讲他住在滨城老虎滩，她不去。不去不要紧，还捂着，谁都不让知道，就一门心思在家等。婆婆死那年，杨柱回来了，以为这回好了，她能当人面骂他闹他要他个说法了，可俺这傻闺女，怕人笑话，没打也没闹，结果，杨柱甩了两千块钱，一走十几年再没回来。前几年修滨海路，听说他领人在那儿包地段，让她去找，她坚决不去，她头发等白了，身板瘦成瓜瓤儿，天天真魂不在身了，可人到了眼前，她就是不去，你说飙不飙!”
“是不是就这次男人回来染上的性病?”
“谁知道呢，她婶这么说，说当时领她上翁古城医院看过。”
“她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她妈是神仙，她不信她妈，她妈天天鬼呀神呀的，闺女不信。”
“闺女念过几年书?”
问这句话，是想知道她为什么不迷信。一九六四年出生的人正赶上“文革”，破四旧立四新的教育使这一代人大半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也是，只是后来有些经历改变了我。可这句话问出去，就像向男人抛出一把沙子，他的眼睛立即眯缝起来，接着，迷雾一样的东西在那里渐渐涌起，“没念，一天书没念。她妈领她来俺家那年，她都十岁了，转过年生了她兄弟，需要有人帮着看孩子，就没让她念书，那时候俺也穷。”
没念过书，这让我有些意外。我不敢说，她丈夫抛弃她与不识字有关系，但我相信，她不告不闹甘愿忍耐，与她不识字一定有着密切关系。只要鼻子下有嘴，老虎滩在哪儿，肯定能打听到，可是一个不识字的人面对深广无比的城市，一定心怀深广无比的恐惧。当然，更让我意外的是，眼前这个男人，居然不是死者亲生父亲。
“俺拿她像亲生闺女，她对俺也好，”大概怕我胡乱联想，他接着说，“她妈领她嫁俺那年，她十岁，爸爸叫得吧吧响，你想俺打光棍到三十多岁，囫囵巴有个闺女叫爸，能不稀罕吗?俺疼她呀!她是个孝顺闺女，条件好那几年，三天两头回来，一回来就买一大包东西，这些年穷了，再也不回来啦。要是有什么难事，不得不回来，怕屯里人看见了笑话，也都是夜里回。她家离咱家十几里，怕走夜路害怕，每回往回走俺都去送……俺这当爸的，没什么本事，得了腰间盘病，不能上外面打工，春忙秋忙，就去帮她干山上活儿。她为供儿子上学，种了十几亩地。她家地势高，俺每次去，走在山道上她就看见了，可她看见俺，从来也不迎出来，她以为俺没看见，赶紧钻进屋，等你进了她家院子，她再出来，这一会儿，你猜怎么样，她眼窝哭得像滴了猪血……”
男人的声音一点点低下来，我的心也越来越沉下去。此时此刻，一个被男人抛弃的女人如何年复一年打发日子，我还不能真切体会，可这对父女的深厚感情，却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当我把目光转向窗外，我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山冈上由远及近，而我的耳边，盼父亲来又不愿劳累父亲百感交集的哭泣正回响震荡。
“她穷，家里攒不下鸡蛋，俺来干活，她上邻居家借也要弄鸡蛋水。俺不让她弄，坚决不听，后来俺就从家里往她家拿鸡蛋。俺家她妈，从得了仙，天天和鬼神打交道，就不怎么顾着过日子，可就有一样好，能赚点烟酒鸡蛋，能贴补她，什么时候想用，那烟酒鸡蛋还能卖点钱，这几年也多亏她妈。可俺，俺家里还有个儿子，俺儿子在大东港干活，找了个当地媳妇，俺攒钱，是想给他买楼。到现在，俺最后悔的事儿，就是给儿子攒了点钱，没多贴点给她。说心里话，那是无底洞，你也贴不起!可俺不是她亲爸，俺没贴，留给自个儿儿子，她死后，俺夜夜睡不着觉，总觉得心里有愧，总觉得屯里人都在骂俺，俺再早爱在街上溜达，现在不干活，就囚在家里，上街抬不起头啊。”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又咕咚了两口酒，仿佛要是继续说下去，需要借助酒力。“可俺对天起誓，俺拿她当亲闺女一样，她有话不跟她妈讲，都跟俺讲。她跟俺讲不想活了，死也绝不死在婆婆家。俺劝她，看着她，那两回触电和跳井，都是俺跟在后边看到的，可你不给钱，劝又有什么用?救活又有什么用?你知道最后这回她为什么非死不可吗?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儿子不学无术，五马六混，上网成瘾，借了人家两千多块钱的债!她夜里回来偷偷跟俺讲，送她走时，俺把存折握了一溜道儿，硬是没下得了决心，你说俺……俺……不是混蛋么?你知道俺闺女在医院抢救时说什么吗?她说爸，俺要是好了，俺想要个豆浆机，俺想喝豆浆。她长这么大，从来没给俺要过东西啊。”
男人哽咽了，我流出了眼泪，随着流淌的泪水，我想起一句著名的诗句：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直到现在，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想豆浆机，俺让她那混蛋儿子上网查，豆浆是不是治病，她死后俺才知道她有病，俺想豆浆也许能治她得的病，可查来查去，根本不是，豆浆确实有营养，但它不治病。俺就想，闺女这些年，太穷了，太亏了，身上太没营养了，她是不是听说豆浆有营养啊。”
……
“她妈是狐仙豹，会看那一世的事，叫俺去给闺女用纸扎个豆浆机烧，再烧些黄豆，俺不去，俺觉得那都是糊弄人的，没有用。可有一天俺闺女上来了，附了她妈的体，哭闹着要豆浆机，说她男人在城里给小老婆买了，她也要。俺家里守个神仙，从来不信，这回，俺真的信了，为什么?她借她妈嘴说的那些事，她妈根本不知道。她说爸，俺知道你心疼俺，俺也心疼你，你身体不好，还大老远地上俺家干活，每回看见你上了山冈，俺都扎回屋哭一场。你没舍得拿两千块钱，俺一点都不怪，你有俺兄弟，俺不能向你要钱。俺就是想要个豆浆机，杨柱给城里小老婆买，不给俺买，你就给闺女买一个，你打一小就亲闺女……俺扑通一声就给闺女跪下了，俺说闺女呀爸对不起你呀，爸这就去送……”
“昨儿，又回来冲她妈要衬裤，没找着，有些上火，可俺这心情是敞亮的，你想，她来家要早年当闺女时的衬裤，肯定是她那病好了，阴间和阳间不是一个世道，俺现在信这个，俺闺女在阳间遭罪，到阴间肯定享福了……”
日头寂寂地透进窗户，在炕上，在大仙的堂位上，折射出一泓橙红色的光，那光晕不断旋转、攀升，旋转、攀升，当它笼罩了后墙那块写着狐仙豹在此保平安几个字，我心头猛地热了起来，随之，一股滚烫的东西再一次涌出眼角。
狐天豹真好!狐仙真好!离开徐家，我心里一直响着这样的声音，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不知道死者父亲的心灵，如何获得安宁。可是，村里人却不这么看。那天，因为慕红的问卷持续时间太长，我一个人在屯街上转了很久，在村口一片苞米地边，我遇到了一个正在收割苞米的中年女人。她看见我，停下手里活，好奇地和我搭话：“你们是上徐大仙家看事儿?”
我摇摇头，我说不是，她闺女走了，上边下来看看他们。我用了慕红惯用的说法。
“她怎么说，是不是说她闺女有病她不知道，那是胡扯，你不是狐天豹，是大仙吗?你怎么能不知道?全是胡扯!都是叫她给耽误了，她自个儿在家弄些药水叫她闺女抹，闺女不抹，她还骂她。闺女在她二婶跟前哭过多少回了，你上神收礼挣钱，怎么不叫闺女上外边治一治?闺女没有办法，真就抹了，可是越抹越烂，身子下边烂得不成样子，都成了防空洞，天天流血，你说她怎么能活下去?”
女人的话里充满了矛盾。前边，是肯定大仙，说大仙一定知道闺女有病;后边，又否定了大仙，说大仙的药根本不好使。但不管怎么样，其中透露的信息都不容忽视——徐大仙隐瞒了知情的真情。我愿意相信这一点，是想起刚进门，谈起闺女要秋裤时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让我很不平静。她为什么要隐瞒，是她担心狐天豹的威力受到怀疑，还是害怕遭到亲人村人责难?她是妈妈，即使逃得了村人的责难，也逃不了自己呀。当然，最让我不能平静的是，谁都知道导致这个女人悲剧命运的罪人是谁，可为什么没有人去责难他，哪怕是一句辱骂，为什么?
现代文明离乡村并不遥远，从翁南村小王屯出来，我们再次体会了这一点，车一路往南走，走不上二里地，就是豪华的滨海路。说这条路豪华，是说它宽阔又气派，它一路令三山五岭开道，劈山架桥，填海滩凿隧道。它一路环黄、渤海，从滨城到翁古城到丹东到本溪到沈阳到锦州到葫芦岛到盘锦到营口鲅鱼圈再返回滨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通过这条路，你可以到县、到市、到省，可以从葫芦岛岔出去，途经山海关到北京，它展示的是国家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据说耗资上千亿。可我们从上午的访谈中出来，飞一样跑在这条路上，你觉得它不是路，而是一个箍在海陆之间的枷锁，这并不是说它阻挡了从陆地入海的河道，而是我的眼前，始终浮现一个女子绝望的身影。二十多年，她苦苦挣扎，终是没有从贫穷苦难的路上岔出去，她死于二○○九年，那时这条路已经落成，独自回家的夜里，她走过这条路吗?如果走过，她有没有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眺望一下路的远方?如果她眺望过，是不是看到了无限美景，它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怎么办，没办法
和研究生们会合在路边饭店，大家七言八语议论的不是上午的访谈，而是这条滨海路，因为这家农家乐饭店，就在滨海路边上，正是当年为滨海路游客而办。可从营业那天起，只接待过两次客人，都是村书记领来的，经营不下去，他们早就把雇来的厨师打发了，恢复了正常日子。农家乐的好处是，它就在村民家里，没客时，它还是农家的日子。那天的饭菜，是女主人自己做的，她叫黄艳平，一脸雀斑，她为我们烀了一锅地瓜土豆黄豆，熬了一盆丝瓜汤。她边盛边向我们报怨道：“动迁那会儿说得可好听了，说将来有老鼻子游客了，屁，一天看不见一辆车，谁往这走，就是有闲人游山玩水，也游不到咱这地场!海在哪里不是一个样，凭什么到你这兔不拉屎的地场，你的海又钻不出海龙王!”
关于滨海路，我听说了很多，有人说这是领导工程，当年上级领导环东辽走一圈，发现守海这个优势，就发令建黄、渤海经济带，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有的说为建这条路，上边召集专家学者开过无数次论证会。一伙专家说，在滨城沿海修滨海路，和东亚经济圈连在一起，有利滨城沿海经济发展，是一个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好事;另一伙专家说，修滨海路，破坏了海洋自然生态，切断了与海交汇的河流，谁修谁在祸国殃民，谁修谁是千古罪人;第三伙专家说，要改革要开放，就要有胆量有魄力，邓小平当年在南方画了个圈，不是就崛起一个深圳!这些专家到底怎么说，我没有考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滨海路建成，翁古城穿在了这个经济带上，上边喊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在翁古城建百万人大城市。翁古城城乡总共人口九十七万，要建百万人城市，把整个土地上的农民都搬到城里还不够，所以需要发展，需要招商引资，栽树引凤，让外地人来翁古城投资居住。我回乡采风，看到一个又一个工业园区兴建计划挂在规划设计院的长廊里，静脉园区，古岭工业园区、海南头经济园区、三岛工业园区、河口工业园区，它们就像在大型庆典活动中升空的气球，多彩多姿绚丽无比。它们除古岭工业园区之外，都在海边，在滨海路附近，它们被誉为环黄、渤海经济带上的明珠，照耀着所有翁古城建设者们的梦想。填海、动迁、土地流转，可以说和翁古城百姓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曾有一个动迁户，因为房前屋后栽满枣树梨树杏树，坚决不迁，政府强迁时，他竟把汽油倒到自己和警察身上点着。因补贴不均的上访者也大有人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亘古不变的关系，也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
把滨海路和上午的案例扯上，是慕红起的头儿。那时我们已经吃完饭，坐上面包车，沿滨海路朝翁南村于东屯方向走，慕红问妇女主任，“主任，你见过大仙女婿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就对老婆孩子那么狠心?”
妇女主任沉思良久，极不情愿地说：“嗨，说法就多了，他坚决不承认他老婆性病是跟他得的。前年回来领人修这条路，他跟村里民工讲，本来想接老婆走，结果发现她下边烂了，把老婆一顿暴打，赌气一走，再就没回来。”
如果可以选择，我坚决不想知道这样的信息，这等于承受抛弃、贫穷、疾病压力的女人还要承受道德的压力。关键在于，她得性病只跟婶子讲过，名声，也许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最后也是最基本的拥有。
因为郁闷，车开进村庄在一家门口停下，我有些神情恍惚。下了车，在妇女主任引领下走进院子，觉得好像又回到徐大仙家。新的院落确实和徐家有点像，院墙破败，房檐低矮，房子的左前方有一个矮矮的土冈。唯一不像的是，这里没有飞出鸭子，而是一地疯长的大萝卜大白菜。迎接我们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背有些驼，人很瘦，瓜子脸上有一双下陷很深的眼眶，如果不是她的穿着很旧很破，你很难相信她刚刚遭遇重大不幸，因为她的目光明亮又慈祥，她微笑着看你的样子，仿佛你才是受难者，需要她的帮助。
和昨天采访的于吉良家一样，这个家庭同时死了两个人，只不过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父亲张长海，儿子张小栓。就在今年春天，儿子在翁古城家里喝百草枯自杀，三个月后，父亲在房东头瓜棚下上吊自杀。灾难也像蚊蝇，总爱聚堆儿，我后来采访的好多家庭都是这样，这跟充斥在家里的气息有关，就像蚊蝇聚集的地方总是气息不畅。
访谈在堂屋西边的屋子里进行，因为房子是老式房子，棚矮窗户小，光线暗淡，张申的三脚架在屋子里移了好多地方。老人对来到眼前的一切没有反感，也没有疑问，但绝不是于吉良那样把自己当成一场戏的主角，恰恰相反，她慈祥的目光里，有一种亲切然而遥远的平淡，就像透过窗玻璃射进来的日光。
日光使屋子里的老式柜子反射出一股陈腐气息，倒是柜顶一架老式座钟秒针嘀嘀嗒嗒的走动，使这气息有了某种韵律，当然也是陈腐的韵律。因为它把我带回到童年时代，那时，母亲的屋子里，就有一个老旧的枣红色躺厢柜，柜子上就有一架永远嘀嗒不停的座钟。在这种韵律里，慕红有些语无伦次，什么国家项目、政府救助，说起来词不达意，事实上也很难达意，因为这样的词离老人寂静的生活太遥远了。
然而，当跨越千山万水，真正到达正题，你才发现，国家、政府，这样的词离老人的生活不是太远，而是太近。这并不是说，她的房子和院子占有的是国土，她种地的税收是政府免的，而是说，当她在慕红的引领下开始讲述，她居然句句不离政府和国家。
“俺儿死那天是三月初六。他十五回了趟家，从俺这拿走两万块钱，咱翁古城政府不是在大河边盖了一片铁锈色大高楼吗?俺没看见，俺儿回来说的，俺儿就在那里买的楼，说明天再交两万，就能拿到钥匙棍儿。俺给过他七万了，他爹编筐窝篓攒那点钱全给了他。怎么办，没办法，你一个庄稼人，国家让你进城里当小工，那是烧高香了，咱赚钱不够买个楼，能给国家要吗?不能，就得爹妈想办法。可是俺这穷爹妈不舍吃不舍穿供他，他怎么就能服毒了呢?直到现在，俺也不知他怎么死的。”
“他结婚了?”慕红问。
“结了，孩子都十岁了。刚结婚时在家住过两年，俺把东屋让给他们，一开始他们在张炉街上干买卖，卖瓜果蔬菜，有了点钱，就上了翁古城……”
攒钱，父母倾其所有，帮儿子把家搬出来进城，这似乎正是于吉良家故事的另一版，可是儿子进城了，娜拉出走了，故事是怎样的呢?
“那天车把俺儿拉回来，俺问媳妇，到底怎么了，媳妇火了，说你问俺俺问谁?你说他俩是两口子，俺不问她，能问政府吗?政府许可恁俩在翁古城干小买卖，烧高香啦，人家能管你怎么死了吗?俺儿从翁古城拉来家，跟过来两个俺儿朋友，一个姓钟，一个姓王。姓钟的就说俺儿喝药是两口家闹意见，媳妇想把她爹妈搬到新楼，俺儿不同意。俺媳妇性子急刚，三句话不来就爱发火，没搬走那会儿，两口打过好几回了，这俺知道，可姓王的说根本不是为这个，是俺儿得了病，说俺儿半年前就跟他讲得了癌，他逼俺儿去治，俺儿说治也治不好，别再浪费钱啦，买楼的钱还差好几万。你说国家有的是方法，咱砸锅卖铁，咱不上楼，拿钱去治病行不行……”
说的是令人悲痛欲绝的伤心事，可老人不急不慌、慢条斯理，慈祥的目光像两束静静燃烧的烛光，在眼眶里一蹿一蹿，干瘪的嘴唇像被风吹拂的树叶一样轻轻地抖动。
“儿子回来拿钱那天，说过什么吗，有没有什么两样?”慕红问。
“说了，说等钥匙棍拿到手，收拾好了马上就接俺上楼。俺告诉他，俺死也死在乡下，坚决不上。他就是瘦，眼眍䁖着，小嘴巴尖得像刀铲儿，你想想，租个房子做买卖，没早没夜的，再供个孩子念书，再天天闹意见，上哪儿去胖!”
“你帮钱买楼，媳妇要接她父母，你怎么想?”慕红问。
“怎么想?媳妇她妈得了尿糖病。姓钟的说媳妇让她爹妈上楼，就是为了上医院方便。你说国家把道修到家门口，上哪儿不方便?可人家想更方便!怎么办，没办法。俺媳妇能过日子，会精打细算，除了性格急刚，没挑的。俺和他爹把所有家底都给了她和儿子，不是想跟他们上楼，俺就是见不得她冲俺儿发火，就是不想让儿子受气。这回好了，俺儿走了，不受气了，他们也方便了。他爹夏天上翁古城去看孙子，看见媳妇爹妈都在楼上……怎么办，没办法……”
“是不是看到儿媳妇的爹妈在楼上，大爷才不想活的?”慕红问。
“俺儿两口家闹意见，那话姓钟的没跟旁人讲，是偷着跟俺讲的，他爹不知道。姓王的讲那话，是明着跟大伙讲的，出殡那天，他呜呜嗷嗷当全屯人讲。他爹一听，可不得了，放声大哭。当爹的一心希望儿子好，儿子得了病还不知道，你说他能好受?烧头几个七，天不亮他爹就去了，在那里一哭就是一头晌，每回都是俺去拖他。他说儿子不是得了不能治的病，是没钱治病呀，干小买卖攒点钱都买了楼，手里哪有钱啊，越想心里越窄巴。俺一看不行，不能叫他难受，就告诉了他。倒好，他一听儿子不是得病，是和儿媳妇打仗赌气，不哭了，一声也不哭了，觉得都是命!烧后几个七，他就悄悄在坟地坐着，飙了一样。你说他能不飙吗?省吃节用给儿子弄个楼，叫人家住了，住也就住了，人家妈有病咱妈没有病，可是人家有闺女，咱老了有谁?孙子还那么小。俺就劝他，说政府不会不管咱，国家不会不管咱，海边的道都修那么好，地震那地场的孤儿国家都管，怎么能不管咱?”说到这里，她孩子似的朝我们挤挤眼角，“俺就是这么哄哄他，也没指望谁来管，国家这么大，管得过来吗?他是个明白人，哄也没有用，可俺没想到他能把俺扔了，去死。那天，俺在门口井边洗土豆，站起来往家走，冷不丁往东墙头上一看，挂水筲的树丫巴上，吊了一个人。俺带小跑跑到跟前，把他弄下来，他脸还是热乎的……他疼儿子，他怕老了有病没人管。走就走吧，俺一个眼泪没掉，怎么办，没办法……”
怎么办，没办法，这是老人的口头语。其实她在说没办法时，办法已经有了，只不过她的办法不是向外，而是向内，是向自己求，就像她三句话不离国家政府，却从未指望国家和政府一样。然而在老人的表述中，有一个巨大的疑点，她说孩子他爹一心希望儿子好，心疼儿子，常在坟地哭，那么母亲呢?为丧葬者哭坟，在翁古城这一带，可从来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儿子死了，哭坟的本应该是母亲，为什么不是她而是父亲呢?
“儿子死，你也没掉眼泪?”大概和我有同样疑问，张申和我几乎异口同声。
老人理了理耳丫上的头发，平静地笑了笑，但随之，脸上的烛光暗下来，“眼泪掉干了，没有眼泪了。俺七十三岁就一个儿子，为什么，都死了。俺一辈子生了四个孩子，这是最小的。老大活到七岁，生天花死了;老二活到五岁，抽风死了;老三活到二十五岁，都考上翁古城重点高中了，书念得好好的，眼看就成了国家栋梁，可不怎么就得了精神病，跳了海……怎么办，没办法。俺整整哭了十年，整整十年，眼泪在第八年就哭干了。天下哪有妈不疼孩子，没有!”
老人的眼泪哭干了，我的眼泪却下来了，我想起我的母亲。我唯一的姐姐五岁那年吞一只鞋卡子致死，母亲就说，我哭了多少年。那时母亲还有我的三个哥哥，后来又生了我，可这个老人却一个也没有了啊。
“第十年秋天，夜里，俺做了个梦，梦见俺儿回来了，穿奶白色衣裳，围个蓝色大围脖儿。他知道俺就爱看谁家孩子围围脖儿，他看见俺，一把把俺搂到怀里，贴俺耳边说，妈，俺挺好的，俺在那边当校长了，管好几百号人，两个哥哥都在学校念书，你就放心吧。从那会儿，俺再也不哭了，俺知道那边也有国家，他在那边活得挺展耀。就是嘛，转过年春天，他五姨拉俺信基督，好心人在北大河边上盖了教堂，恁来时没看见?基督说人有来世，那一世有天堂也有地狱，做好事死了能上天堂。俺那儿子听话、孝顺。从来不会骂人，小栓也是，一句难听的话都说不出口，他为什么非要买楼，是想孝顺俺，早些年俺半夜里哭，他掀开被窝，搂俺脖子，说妈你不哭，俺一定好好念书考重点，俺就是考不上重点，也想办法挣钱进城买楼。俺儿这么孝顺，死了能不上天堂?人有来世，小栓的来世一定不会错。可他爹不信，他爹说那都是胡扯，怎么办，没办法……”
就像日暮时分笼罩在大地上的炊烟，老人慈祥的目光里氤氲着一股化不开的沉重，这显然不是为小栓，而是为不信天堂的小栓他爹。相信灵魂转世，这是自杀亲族得以自救的最好办法，只是这位老人真正皈依了宗教。因为中午水喝多了，我偷偷撤离出来，到院子里找厕所，也是知道接下来是慕红问卷的时候。厕所在房屋东头，一个土坑，上边横两根木棍，这是辽南乡村最老式的厕所。走近它让人心生忐忑，四周没有任何遮挡，除一个土冈挡在后面和侧面。蹲下来，上望，是空旷瓦蓝的天空;前望，是一地直着脑袋的萝卜白菜。眼睛在萝卜地里细细打量，那里蹲着六七只土红色母鸡。将自己赤裸裸袒露在天地之间，和植物、畜类、天空对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油然而生。因为在这空旷开阔的蓝天下，你觉得你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也不是蹲在它们中间的畜类，你是一个与外面世界、与喧嚣的人类隔绝的蚂蚁，渺小，孤独，无助。
站起来，提起裤子急匆匆离开厕所，不小心撞到一个倒挂着的水筲，咚隆一声震响后猛一转头，眼前是一根高高的树杈。就像逃出虎口又进狼窝，本是为了逃离厕所，却碰见了小栓爹上吊的树杈，在头皮起栗中赶紧掉头，只见张申扛着机器从屋里走出来。
有张申做伴，我的胆儿大多了，立马站住，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不过是一个安静的农家院子，有清新的空气、灿烂的阳光、和煦的秋风，在那风中，还有一只只奋飞的蝴蝶和蜻蜓，蝴蝶蜻蜓飞落的猪圈棚上，还有一棚黄澄澄的倭瓜。从夏到秋在翁古城采风，我接待过一拨又一拨滨城朋友，他们来翁古城寻找的，就是这样宁静的院落，他们要买下来，为未来远离城市的农耕生活做准备。他们自己买，也鼓动我，说一个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回到田园，一定能写出具有大地气息的作品。我无动于衷，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我从农村出来，我太知道人站在空旷寂寞乡村的感受。那天高地远的寂静里，蕴含着春种秋收的希望和生机，但更多的，是日月漫长的无奈和无助，就像张申此时镜头对着的挂着水筲的树杈，它仰着头，看着苍穹，它吐出的话语余音袅袅，怎么办，没办法……
办法总是有的，国家不能不管咱;国家太大了，也管不起，咱得自个儿想办法……无奈和无助中，怎么就生成了倔犟的力量……顺院子中间的小道往外走，我看到了一眼井，井水很深，外边是一个石头垒成的井台。也就是小栓爹死那天老人洗土豆的井台。一个瘦小年迈的老人，能从这么深的井里提上一桶水吗?她在这院子里生了四个孩子，如今只剩她自己，她如何打发一日又一日?她张口闭口国家和政府，是不是有意虚张声势，让自己觉得国家和政府就在身边，就像在料峭的冬天为自己笼一盆火?就像于吉良以为丹东的标语跟自己有关?
我不知道。
把三脚架放在小道边，张申让我看他的镜头，他说你看看，这老人太好了，她是我遇到的最上镜的形象。我把目光从远处调回来，调到一孔镜头上，老人消瘦的瓜子脸映入眼帘，“俺就劝他，说政府不会不管咱，国家也不会不管咱，海边的道都修那么好，地震那地场的国家都管，怎么能不管咱……俺就是哄哄他，没指望谁管，国家这么大，管得起吗……”我离开张申，没继续看下去，我耳边响起一个著名诗人的诗句：
我的肉体在爱的铁钻中锤出，
我在冷漠的大气中，
冷漠地兜着圈，吮吸星空。
……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等到慕红访谈结束就离开了张家。张申录像带不够，在拍摄途中，他给翁古城电视台朋友发了短信，电视台司机把车开到张家门口，交给他录像带。张申竟突然跳上车，我不知道张申要干什么，也跟着跳上了车。车开动才知道，张申想去翁古城拍一些高楼大厦的外景，尤其老人说的铁锈色大楼。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想楼，买楼，上楼，两天来三个自杀案例，就有两个跟楼有关。从野地上的村庄来到车水马龙的城里，这瞬间的视野转换，是我们每次回乡都要经历的事情，可现在，似乎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眼前有于吉良全家、张小栓全家，尤其张小栓，他从于东屯古老的小屋走出，经张炉乡到翁古城，终于站在一心向往的城市里、楼梯上，却被城市生生抛弃……我们没走滨海路，而是返回翁南，经张炉到翁古城，就像我们昨天从滨城出发经翁古城到张炉一样。车程太短了，不足二十分钟就到了翁古城城区。所谓铁锈色高楼，叫响水河畔，是翁古城中国著名服装企业翼羽公司开发，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没有和房地产无关的成功企业能压得住开发房地产的欲望。倚仗资金势力和人脉优势，响水河畔东临热水河，西临大黑山，有山有水，风光极好。可因为楼的颜色太重，房子造型又太像鸟的翅膀，购房者根本不认，尽管楼市价格偏低，销售却一直不好。或许，正因为这样，张小栓之类才有了机会。
来到小区门口，我们被门卫堵住，即使张申亮出记者证也不行。司机在后边解释说，最近搬来的住户为地下水的事正和开发商打官司，所以他们很警惕。不得已，我们只有站在楼外，远远地眺望着这群高楼。它中间低两边高，前边低后边高，确实像鸟的翅膀，它高的二十几层，矮的五六层，它们高低不一错落有致，和北边、东边、南边许多小区相呼应，勾勒出一幅百万人城市的雏形。小区门口除了门卫，看不到人影，偶尔的，有一辆大卡车开进来，绿色棚布下面装着满满的家具。见到有人搬家，我不仅心里发毛，他们该不是来自农村吧，他们双方商量好接哪一方的老人了吗，他们有没有在一路打拼中染上疾患和病痛?这时，兜里的电话响了，打开来一看，是树华，“姐，你在哪儿?”
“我，我在翁古城响水河畔。”
“怎么上那儿去了?姐，跟你说，可千万别在翁古城市内买楼啊，明天我还领朋友上农村去看山，咱一块在农村买山盖民宅，听见了吗，你得陪我。”
我拿着电话，呵呵着长时间无言以对。一些人拼尽了老力进城上楼，一些人却想方设法下乡买山，这就是当代的围城，怎么办，没办法。（节选）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