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舟
我思忖，那一辆微型皮卡在疾驰的过程中，一准儿发生了什么。搭载在车厢顶上的那只纸箱子，心存二念，潜伏日深，此刻觅见了一个机会，遂带着叛逃的快意，踮起脚，小人得志地晃了晃脸，不告而辞——我懊悔不迭。剩下的，只有猛抽自己，把肠子彻底悔青。
搬家的动议提了许久，总一直拖宕着。
母亲说，给我留一些时间吧，我要跟老街坊们告告别，说说话，不能一走了之啊。都几十年了，熟得跟亲姊妹一样，这么唐突搬走，会让人戳脊梁骨的。再说了，也是给你们儿女们争脸，在一只船街道上画个句号，没旁的意思。父亲也别有理由，总说那套新房子有甲醛味儿，养过花，搁过洋葱头，天天开窗，点过蜡烛，还放过烧败的煤砖，但老也吸不干净，头晕。前一个理由无可挑剔，任由母亲乐颠颠地去说长道短，带一脸的泪水回家。后一个却站不住脚，妹妹请了专业的检测人员，三拨儿，一次一千多块，二比一，白纸黑字盖红戳，证明宜居，对人体基本无碍。但一直这么拖宕着，暗中抗拒着，彼此都快烦死了。
我们大院整体搬迁，位列市政府的一个宏伟规划。满街挂满了红幅，喇叭阵阵，身穿制服的动迁人员时时上门做说服，早迁者奖励，怠惰者扣款。某日早起，有晨练者忽然发现街口上停了几辆重型挖掘机，像怪兽一般踞伏着，利牙嶙峋，不动声色。于是大家口口相传，知道日子近了，真的近了。
果然，连街口那几棵阔大的左公柳都被伐倒了，枯木横陈，落叶萧瑟，仿佛大家共同的老祖父。街坊们的心里都揣了一团乱麻似的，个个阴郁，人人自危。那一段，唯有河州来的小贩们幸灾乐祸，收破报纸烂书本，收旧家具，收钢门钢窗，收废铜烂铁，一只七成新的冰箱作价五十，一台老电视出价三十，一辆崭新的小童车只值五块。小贩们的脸上说，乖乖，看把你能的，你还舍不得这一堆垃圾么，你往哪里跑?
黄昏降下了，母亲和老街坊们手攥手，心牵心，站在悠长的夕光下，依依惜别。每个人的嗓眼里都凝结着“珍重”这个词，却吐不出口。偶尔，会有某个家庭整建制地站在街上，拍照留念，笑意皆无。后来，出现了有心人，半夜三更地踅出来，口衔手电把子，踩在梯子上，拿起改锥，将红底白字的门牌号码撬下来，收归己有。嘿嘿，这是文物，“一只船街道”呀，将来留给孙子们吧。
其实，我也懈怠着，不愿自己被连根拔掉，失了乐园，丢了理由——有一个算命的瞎子曾说过，呔，那是你的福地，别忘了你姓字名谁。
我叫叶舟，所以先来说说一只船街道吧。
它距黄河三四里，东西向，长不过七八百米，宽约十来步。我出生时，那里布满了高干宿舍、平民院落、柴油机厂、矿机厂、煤场、食品公司、花圈铺、酱油店、国有理发馆和一家牛肉面馆，顶头则是赫赫有名的兰州大学。街旁有几棵阔大的左公柳，冠盖茂密，凛凛有型，给夏天的娃娃们扔下阴凉。街上只有一户人家姓叶，我父亲便给我取个“舟”字为名，做了个顺水人情。后来，这条街道遭到小规模的篡改，玻璃大厦和各种K房、火锅城、高档海鲜餐厅错杂其间。一入夜，满地的霓虹让人想起旧时代的标语。
但这条街却大有来头，实在不敢小觑。
当年，清廷重臣左宗棠抬棺西行，率领湘江子弟，跨越黄河，准备入疆平叛时，路经兰州城外，见此地风水甚佳，忍不住赞美了几句。此后，前线战事吃紧，一批批阵亡的将士被送下来，日曝风吹，无法安置。左大人批了条子，令在兰州旧城东门外修建一座义园，以便暂厝亡灵，打算日后扶榇归乡。
说是义园，其实就是烈士陵园。它的主体建筑是一艘航船的模样，高高的船艏朝向南方。庙顶的形状酷似一根桅杆，夜夜升起一盏引魂的桅灯。它被列为禁地，擅入者斩。当时兰州的土著居民们不明所以，在围墙外的草地上赶大集、做买卖、小吃大喝，还统一了口径，称呼它：一只船。一百多年了，义园被风雨剥蚀，早就荡然无存，难觅旧迹，但这个诗意的名字却延续了下来。我私下里忖量，它一直在等我，为我施洗。
我母亲之所以拖宕，恐怕还有另一番用意。
几十年了，街坊们的孩子一茬茬长大，结婚，生子，高飞，远走，但民间的记忆始终鲜亮。他们常常咂舌道，一只船街上出了三个好娃娃，一个是王志刚，现在是著名的雕塑家;一个叫蛋蛋，如今是银行家，省上一家银行的行长;另一个是大头明明(我小时候的绰号)，叶嫂子的儿子，出息成了作家和诗人，乖乖，老看见他在报纸上的文章。
其实我清楚，他们指的是特定的那一篇。那年，市上即将召开一次会议，要将十几条街道改名换姓，还吁请省内外的大企业来积极投标，换上乱七八糟的产品名称。“一只船”也赫然在列，岌岌可危，大有天下将亡的架势。街坊们说，简直穷疯了，见过败家子，没见过这么大的败家子，这里头肯定有腐败问题。流言甚嚣尘上，一度传说，已经有一家制造痔疮膏的企业实地考察，相中了一只船，将来呀，这条街会叫“?菖?菖?菖肛泰大街”。一时间，街坊们没了胃口，脸色蜡黄，如丧考妣，对这则传言笃信不疑。
我结婚后另过，但隔三岔五回去一趟，看看父母，取回自己的邮件。一只船街上的邮递员恪尽职守，也与我颇为熟稔，即便邮件写错了编码和门牌，但见到我这个卑微的名字时，仍会准确地投递到“北街一○八号”。有一回，我碰上他后，他诡秘一笑，说小叶你趁早换地址吧，改你自己的单位。否则，肛泰大街，呵呵，会让你外地的朋友们笑话死的。我想，我手中还有一杆笔，我该反击了，不仅仅为了这条街的煌煌历史，为了街坊们的心情，还要替自己着想一下。我不能被连根拔掉，变一只丧家之犬吧?这是私愿，但光明，且正大。
我跑进图书馆查资料，访问了地方志办公室，又走访了几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终于，我找见了这条街的今生和前世，听见了这条街的湍急心跳，我夜夜梦魇，情不自禁。于是，我拉大旗作虎皮，将左宗棠老人家推向了前台，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作酵母，发酵不平，酝酿庄严。那时，我供职于一家省级报纸，我的文章发在副刊头条上，用一种抒情的笔调，痛陈历史，泪水滔滔，像一个顽劣之人在回忆说，我家从前也曾经“阔”过。不用说，街坊们传阅着那一张四开的小报，给我竖过大拇指，对我很是刮目了一阵子。我母亲也渐渐培养出了一丝丝骄傲感，特露脸。
当然，我不相信金石能开，为我动容，也不会断言那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有救世的药效。我宁愿相信那一帮委员们冥冥之中，被左大人摸了顶，赐了福。委员们一夜之间幡然醒悟，但姿态忸怩。
街道终究改了名，曰“甘南路”，但“一只船”这个悠久的称谓幸免于难，从此蜷缩在马路两端的小社区里，蓬头垢面，如王宝钏和她的寒窑一般。
但这种危机感并未消退，时时针扎着我，就像我预感到，一辆辆疯狂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迟早会来，“一只船”这个名字会被搁浅，雨打风吹去，晾晒在记忆的深处，终至泯灭。我渐渐变得一根筋起来，牛筋，死不改悔。我想，我必须为它做点儿什么。我写了一首长诗，用了挽歌的形式，提前为它谢幕。我还用札记的方式，梳理了这条街道上的旧黄昏、旧歌谣、旧址、旧日人家。我慢慢相信，是的，唯有旧日子才能带给我们温暖。后来，我更欲罢不能，我将自己的小说强行安置在这条街上，让一些虚拟的人物含着斑驳的笑容，走在晨昏当中，徜徉于各自的天命之水上，随波逐流。我记得，许多年前，一个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者去了古巴，访问大胡子的卡斯特罗，开口问：
“您要是不做革命的领袖，您最想干什么?”
老卡说：“哈哈，那我就去找一条街，待在街的拐角处。”
我热爱的诗人叶芝也说过：“归根到底，能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都已经扎根或决定扎根的某一条街，某一个社区。”于是，我明火执仗，替天行道，越来越一根筋地想写下一只船今生的表情，并勾连出它前世的履历，立此存照，永垂不朽。
动迁小组的人员冷着脸，时时上门，我母亲从街上紧急撤了回来。
一搬家，才会明白“家”是什么。其实，家就是藏污纳垢之地，是废品集散地，是你丢失了很久的一枚钥匙重见天日，是你失散数年的一只拖鞋迷途知返，免不了灰尘扑面，撬门扭锁，翻箱倒柜一通。这时，矛盾也尖锐起来，不可调和，势如水火。父母的立场是加法，扔不得，片纸寸物都是一辈子攒下来的，一只易拉罐能卖一毛钱，一公斤报纸值七毛，板凳虽旧却坐着舒坦，机械钟太老式，可比电子表还守时……子女们想的却是减法，一减再减，恨不得将家里的老古董统统扔掉，轻装简行，一刀两断。争执，暴躁，吵架，抢来夺去，将整个家变成了一场局部战争，看不见的硝烟经久弥漫。父亲气馁地坐在板凳上，唉声叹气，说我也老了，老古董了，享不了那个清福喽。母亲也附和说，我们碍眼，干脆把我们也扔了，扔了你们就省心了。妹妹在一旁嘤嘤啜泣，委屈极了，一个大受气包。
新房是妹妹给父母买的，乃市内最幽静、最高档的一个楼盘，毗邻黄河，绿树成荫，装修上花了十来万。妹妹不甘心，总不能在蓬荜生辉的新房里，再抬进去一些款式丑陋、咯吱乱响的旧家具吧。妹妹下了最后通牒说，该扔的都扔，一个脑袋两只胳膊，大家净身入门。于是又颠来奔去地四处刷卡，将簇新的平板电视、冰箱、空调、各种灶具、床、沙发搬了进去，连门端的脚垫和拖鞋都未撕开包装纸，款然静候。一番冷战中，父母渐渐退缩了，偃旗息鼓，看着那些使惯的家具和器物递进了小贩们的手中，又开始狠狠地讨价还价，一分一厘地涨，似乎只有从价钱中，才能收复失地，得到些许的满足。母亲的表情像一块咸菜，苦涩，发黑，阴沉，大有和它们生离死别的样子。
妹妹找来了十几个新纸箱，装满一箱，胶带纸便封存停当，垒在一旁。
现在好了，父亲在拾掇他的一堆花草，修剪，喷洒，用报纸给花草穿上衣服。母亲安静下来，翻遍了每个抽屉，针头线脑，铅笔擦头，鞋带纽扣，味精调料，汤勺筷子，一寸土地都不愿放过，篦子一般的细心。后来，母亲居然像吸尘器一样，从抽屉、箱底、书本和一个个犄角旮旯里，找见了无数的照片，大大小小，形状各异，色彩斑斓地堆在了床上。母亲说，别动，都别动，我自己来整理。
每捡出一张，她都要睁着老花眼，仔细回味一番，然后用一张棉花纸包裹起来，叠得四方四正，挨个儿捋顺，压平。单独一个新纸箱，照片们规规矩矩地躺进去，互不摩擦，不掉色，不起皱，仿佛一座古寺里珍藏了千年的贝叶经。差不多用了一个昼夜，母亲终于将所有的照片安顿妥了，才合上箱盖，用胶带封好，停在家里。这一箱照片鼓囊囊的，几乎胀破了箱盖，流溢出来。那一刻，胶带也在暗中缄默地怠工，咝咝啦啦直响，只是谁也没能听出这种危险。这下，母亲踏实了，准备拔寨走人。
父亲却道，怎么搬呀?谁来搬?
气话。街上早就停满了搬家公司的大卡车，蚂蚁公司、喜乔迁公司、新三力公司，大多是市里最有名的搬家企业。父亲问，搬一次家多少钱呀?妹妹道，整车搬运，一个来回三百块，工人们技巧娴熟，训练有素，绝不会磕磕碰碰的，速度还快。父亲说，咱家需要几个来回?妹妹回说，就这点儿破东烂西的，一趟就够了，还富余，人家是集装箱的大卡车。父亲阴下了脸，赌气说，太贵了，我的钱又不是用弹弓叉子从树上打下来的，太宰人了。父亲还说，咱们自己搬吧，你的丰田威驰里天天塞一点点，蚂蚁啃骨头，花不了几天的。妹妹快哭了，执意不肯。父亲灿烂地说，哦，那我雇一辆三轮车来，我自己能行，我来搬。
奈何不过，妹妹遂派了公司的一辆微型皮卡车，外加四五个职员，整装待命。清一色的小伙子，身穿制服，别着公司的徽章，戴着金丝边眼镜，斯文，干净，嘴甜，一见面就喊叔叔阿姨。父亲乐了，一一询问完名字，又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像老政委一样，告诉他们先搬哪个，后搬哪个，小心轻放，别太劳累啦。母亲去了一趟商店，买了一大箱冰镇饮料，果粒橙、绿茶、红牛、脉动，另有一盒巧克力，随时能够补充动力。这时，父亲忽然想起了什么，打开一个包袱，摸出一条软中华(八成是妹妹的)。父亲那时戒了烟，撕开后，一人塞一盒烟，还谦逊地说，不知好不好，你们凑合着抽，解解乏。
叶家终于开始行动了，街坊们闻讯后蹒跚而来，跟母亲问长道短，有没有可以帮的，就这么走了呀，再待几天吧。父亲蹲在楼下的阴影里，仿佛片场的老导演，看着小伙子们奔上蹿下，从六楼陆续搬下了他一生的家当，心里逐一清点，算计无误。来兰州快五十年了，父亲娶妻生子，供养这个家庭，个中的难心和坎坷难与人说，始终不发一语。但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我猜，已迈入耄耋之年的父亲，一定没有糊涂。
下班后，我也成了一只蚂蚁，加入了搬家小分队。
微型皮卡装不了多少货，车斗浅，箱板低，一次只能带几件行李和纸箱。跑了两个来回后，适逢饭口，车子刚进一只船街口，就被父亲拦了下来。走，快进餐厅去，吹吹空调，把肚子填饱了再搬，不急。我私下里问妹妹，这几个小伙子什么的干活?一个个腰来腿不来的，下了这边的六楼，上那边的三楼，竟然喘个不停。妹妹白眼说，你当他们是搬家工啊，人家都是坐办公室的，白领。我金刚怒目道，吃个牛肉面或者刀削面就成了吧，难道非得大餐伺候呀，这不是豆腐搅成了肉价钱么?早知如此，搬家公司最便利了，一次性搞定，还不需贿赂。妹妹也恼了，嗔怪道，你以为都像你们小记者一样，走哪儿吃哪儿，吃了不算，还拿人家的，你还有没有人情味呀。我哑了，埋在餐桌边，尽量掩饰自己。心说，妹子呀，从购房、装修、搬家这一条流水线上，你才华卓著，功比日月，愚兄自知理亏，这厢有礼了。该顿饭，愚兄买单，给你捧个人场吧。
妹妹捧着一本豪华菜谱，哪张相片好看，就点哪个菜，六荤六素，一半凉，一半热，端的是宴席的标准。父亲乐呵呵地问，喝不喝酒?你们喝一点儿吧，解解乏。见大家面面相觑，父亲又说，白的还是啤的?对了，白酒伤肝，就喝一点点冻啤酒吧，还凉快。开席了，父亲又做了一回老政委，以茶代酒，代表叶氏一门隆重致谢，左搛菜，右斟酒，忙得像个古代的知客。一顿饭吃得山高水长，等众人走出餐厅后，几乎快忘了是来搬家的，还以为是做客的高朋呢。
买单，我数出了五张，没找零，也没要发票。
母亲站在台阶上，指挥着又装了一满车，被子、衣物，还有脸盆、椅子和瓶瓶罐罐等。后来，母亲将一箱子照片挑出来，叮嘱道，一定搁在最上头，千万别给压着了。圆鼓鼓的纸箱砌在车厢顶上，被绳子齐腰拦了几道，捆结实，安妥了。那一刻，日光沸腾，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一切尚未露出破绽。
我坐在副驾驶位子上，心思浩淼，坐卧不宁。后排的小伙子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嘴里是周杰伦，又掐又闹，显见是酒精的作用，让他们在暑天变作了大螃蟹。司机刚开始还老成，现在则处于醉驾状态，一忽儿将车子开成了小舢板，一忽儿又熄了火搁在路上，站在树丛里扯裆撒尿，天开地阔，目中无人似的。我挂了电话，向单位告假，私下里将这一趟搬运任务大包大揽在了自己身上。恰值中午，路上没多少车辆和行人，怕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睡着，我递烟送茶，还指着窗外的风景说故事。
喏，这是省政府礼堂，七十年代叫反修馆。
啥玩意儿?
反对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政权。呵呵，那时候，你还没降生呢。
我又说，那里以前是个跳伞塔，空军天天在塔上练习，挺好看，天空中挂满了彩色的伞，像一堆堆大蘑菇。
司机的眼睛像中了毒，基本上开着盲车。
我再说，瞧，这是宁卧庄宾馆，省上的国宾馆。我上小学时，还戴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衫蓝裤子，举着一把塑料花，在门口欢呼雀跃，迎接过柬埔寨的宾努亲王。对了，陪同宾努亲王的是叶剑英元帅，和我一家子，他也姓叶。
你也姓叶?
靠。我彻底死了心，一鼻子的灰，快被窗外岩浆般的日光晒化了。我不时偷觑着司机的动静，以便在紧要关头拨乱反正，救亡图存。司机的眼皮像一副赌场上洗动的扑克牌，随时都有出老千的情况，马虎不得。
那时，兰州大学北侧的中心花坛尚未拆迁，所有车辆按逆时针方向运行。巨型花坛，垒成了一座宝塔形状，层层叠叠地砌满了花盆，花叶无精打采，蜜蜂和蝴蝶停在空气中，类如标本。拐弯时，微型皮卡竟然控制不住，斜刺里杀了过去。司机从梦里惊醒，慌忙拨转方向盘，手忙脚乱一番。车子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弧形地绕过了花坛，刹车声响亮。响声停落后，车头端直冲向了天水路北端的黄河岸边，若离弦之箭，慢慢望见了目的地的大门。司机嘿嘿几下，得意非常，将软中华叼在嘴边，一半濡湿了，另一半像狼烟在告警。
那一刻，我错失良机，一直蒙冤至今，不得辩诬。我家的历史，被一只卑鄙的脚尖霍然改写了，擦掉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埃利蒂斯曾用诗歌诅咒一只脚后跟，我亦是。我曾无数次地在梦里携一把板斧，闯进了牲口圈，砍下一大堆小蹄子，连同它们脚下的油门。无奈，这纯属精神报复。
所以我一直思忖，那一辆微型皮卡在疾驰的过程中，一准儿发生了什么。在那座中心花坛附近，一定有一个蛮力之人，匿形，矫捷，迅疾跳上了车厢，撕开装满了照片的纸箱，天女散花，将我家的历史纷纷扬弃在了风中。前世无仇，今世无冤，这家伙究竟是谁?
我抱着行李和纸箱，乐颠颠地奔上蹿下，快乐如工蚁。驾驶室中，一帮子年轻人四仰八叉，鼾声大作。我不会清点数字，也疏忽了那只装满历史的纸箱何去何从。我扛着一件件家当，竟觉得“家”是那样的轻，那样的不值一搬。犹如一枚锈钉子，本觉牢靠，却轻易地从墙上起了出来。
如此往返了几次，父母在一只船老街上的“家”终于搬空了。父亲和母亲退在门端外，趴在门框上张看，呀，四壁发黑，光线不足，地砖剥落，呈现出一幅丑态。他们始终哑默不语，在对方的脸上寻求着鼓励和信心，小心落脚，手抚空气，又仔细视察了一遍。空了，这下好歹搬空了，父亲道。母亲却说，别落下什么吧，我老觉得还落下了个什么。父亲嘻嘻说，魂儿，落下了，那也拾不回来喽。父亲从裤兜里掏出链子，认真地卸下了一枚钥匙，交给动迁人员。母亲像往日里出门似的，关紧了水龙头，闭上了窗户，插上插销。防盗门“哐当”一声碰上的刹那，我看见母亲的肩胛一搐，受了惊似的。
这时，我母亲搂着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孙子，挥别了街坊们，钻进了妹妹的丰田车里。我儿子贴着玻璃，唤我上车，但我拒绝了。
傍晚时，我走到楼下，将挂在墙上的塑料信箱检查了一番，空无一物。沐浴着夕光，我站在废墟上，最后一次等邮递员的到来，他却爽约了。我在心里，冲着一只船街上的“家”弯下了腰，深鞠一躬，有一种悼念的感觉。
我知道，这是一个秘密的仪式，代表家人，代表了藏在暗处的斑驳光阴。
母亲像住店一样，极不习惯。
她在这里摸摸，那儿瞧瞧，这个门进去，那个门里转转，终于认出了壁柜、玄关、几只遥控器、各式开关、钥匙、楼层和大小门，渐渐有了方向感。适应下来后，母亲又像只老练的鼹鼠似的，打开了所有的纸箱和包袱皮，忙着将她积攒下的破东烂西各归各位，藏在不同的旮旯里，还在心里画了一张藏宝图，秘不示人。母亲坐在新沙发上，像走亲戚串门子，一不敢动，二不敢躺，身体绷成了一张弓，眼神无助。当时，我儿子还小，调皮捣蛋惯了，是个上房揭瓦、大闹天宫的主儿。我母亲见他又开始胡作非为起来，便气恼恼地追撵上去，将巴掌落在了小屁股上。孙子摊在地板上哭，奶奶也在一旁抹眼泪，下话说，小先人，这不是爷爷奶奶的屋，是你姑姑买的，哭不得哟。孙子嚷嚷说，我要回家去，我不在这个破地方玩，囡囡不在，虎子不在，尕北娃也不在。奶奶劝慰道，我要能回去，我早回去了，用不着你号丧哇。一时间，母亲的脸淹在泪中，可怜兮兮地说，难民，不是逃难的难，难心的难哟。
入住的第一天晚上，父亲锁闭了几扇门，但总听见楼梯间有人在走动，在叩门，在悄语。母亲搂着孙子酣睡，家中再无旁人。父亲心生忐忑，攥着一把改锥，时刻提防着不测，怕外人侵入(周围有很多正装修的人家，雇来的民工形容可疑吧)。天亮后，妹妹来取落下的包，一打开门，见父亲已穿戴整齐，正趴在窗户上发愣。妹妹问，你做什么呢?父亲抬抬腕子，指着手表说，唉，这里天太迟，都六点半了，连太阳都没照起来，路上连个打牛奶、卖露水蔬菜、做操跑步的声音都没有，空荒荒的，不踏实。
几天后，父亲的注意力转移了，他的花草一病不起。
父亲内向，一辈子同事多，朋友少。年轻时，父亲稍稍喝点儿酒，怕贵，干脆给戒了。也曾抽过一段时间的烟，特劣，一两块一包，气味腥辣。有一次我在家里蹭饭，左手刚搁下饭碗，右手便点了支烟，吞云吐雾起来。父亲剜了我一眼，我还振振有词地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父亲不语，将自己的烟和火柴盒捏扁了，站在阳台上，愤怒地扔了下去。父亲声称，今天起，我彻底戒烟了。父亲是老共产党员，“文革”中的苦辛都熬过来了，遑论戒烟。这次，父亲想给我做一回榜样，硬挺着。烟瘾犯了后，吃过大豆，嚼过花生米，含过糖块，终究烟戒成功了，却养成了吃糖的毛病，幸无大碍，随他欢喜。退休后，父亲不爱下楼遛弯儿，不喜串门逛街，更瞧不起一群老头儿半夜三更地围在路灯下，为一盘象棋争得面红耳赤，脏话四溅。父亲成天闷在家里，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读书，二是电视。
每晚七点，家里的荧屏绝对固定在央视一套，他是《新闻联播》的铁杆粉丝，即便孙子疯闹，要看动画片什么的，他也决不让步，死忠到底。片头曲播放前，妹妹总要揶揄道，你今天要接见谁呀?父亲很笃定地说，今天该罗京和邢质斌了吧，或者说，今天轮到李瑞英和康辉了。一猜中，他便呵呵一乐，环视家里一遭，像检阅着他的人民和疆土一般。看新闻时，父亲笑眯眯的，耳听八方，心忧天下，嘴里还夹杂着解说，瞧，主席咋咋咋的，会议太多，鬓角的白发都生出来了嘛。又说，总理今天又忙，脸色咋咋咋的，该交代下去，别亲力亲为喽。先国内，后国际，父亲对外最关注平壤、东京和白宫的消息了，看有没有对咱们不利的新闻，无则喜，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急得直搓手指头，狂喝茶，频上卫生间。约摸半小时后，遂偃旗息鼓，干脆忘了这茬。
美国大选时，我站在麦凯恩一边。父亲指着屏幕上狂说的奥巴马，直脱脱地道，嗐，这小伙子像个领导干部，口才好，能说。我反驳道，选总统，不是选你们单位的科长呀主任呀，再说，你听不懂英语，你知道小伙子在讲什么?父亲勃然大怒，总统没有领导干部的样儿，还叫啥总统，你太幼稚，你真该学学。后来的结果大家都明白，父亲也没寒碜过我一句，仿佛奥巴马是他远房的一个侄儿。另一回，父亲神秘地问我，咋好长时间听不到南斯拉夫的情况了?铁托走了，谁在南共当一把手?我回说，早散摊子了，分成了好几家，谁也不尿谁，还内战了。父亲又问，阿尔巴尼亚呢，地拉那呢，那可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啊。他的问题层出不穷，比如西哈努克亲王，比如齐奥塞斯库，比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比如金正日等等。
父亲爱读书看报，一得了空，就盘腿坐在亮处，戴上老花镜，逐字逐行地一读到底。家里订了本地的许多报，读完了不许扔，整理好边角，捆扎停当，他要亲自卖进收购站，换来块儿八毛的，才觉得妥帖。书也不精致，口粗，经常是我买的一些传记类的、历史类、养生类的，摸到啥读啥。偶尔，我还捎过去一些文学杂志，不知他老人家批阅过没有，但统统不卖，齐整整地站在书架上，陪他过夜。其实，这些都稀松平常，多见不怪。但现在，我要说说父亲的一个惊人禀赋——或许，他是兰州城里最后一位会查四角号码字典的人。
他有两样阅读工具，一只老花镜，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字典。字典跟随了他多年，没皮没脸，只剩下瓤子，乱七八糟地贴满了狗皮膏药。既看不出版本，也查不出出版年代，总之很旧。我们兄妹在求学时，一般使用拼音或偏旁部首的方式，但父亲很不屑，觉得太费事。一遇到生僻字，父亲便像麻眼的算命先生，微阖上眼皮，在指头上掐一下，果断地报出数字。按这四个数字去翻字典，那个字果真就藏在里头，准确无误。我猜想，后来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或许是受了四角号码查字方式的启发，才得享盛名，风靡一时的。父亲掐字时的神态，仿佛老僧入定，使我佩服连连。但我一直规避它，始终不肯去学，甚至有点儿鄙夷。但这并不妨碍我将他的这一绝技，写在了一篇《所有的上帝长羽毛》的小说中，对他发自肺腑地赞美一番。
蹊跷的是，父亲从来不读我的文章。诗歌自不必说，和他隔得太远，但一些散文和小说，他也尽力回避，一问三不知。每回，我将一些样刊送给他，私下里巴望着他会夸奖几句，但父亲迅速插在书架上，归档了事。那层架子，是专为我的作品设置的，未经允许，家人不得擅动。这点儿隐秘的曲折，后来被我发现了，此乃别话。
扔下书本，关掉电视，父亲的唯一嗜好是养花草。花草极其普通，臭绣球，仙人掌，文竹，吊兰，海棠，月季，等等的。妹妹送过几盆君子兰，挺名贵的，还教导说周总理最爱此花了。父亲喜兴了一阵子，喂啤酒，灌营养粉，浇淘米水，天天松土，时时侍弄，统统给养死了。父亲道，还是普通的好，命贱，跟人合拍，绿得自然，和我一个档次。在一只船街上时，父亲的花草占据了大半个阳台，他移栽过许多盆，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送遍了。送去的花，后来都被扔进了垃圾箱，害得我挨个儿上门去求饶，又是笑脸，又是作揖，哀求说你们多费心，要扔的话，就扔远一些，别让老爷子瞧见，伤了心。
现在，半屋子的花草病了，父亲只得先做个表率，迅速适应这处新居。
见父亲蹴在地板上，铺开摊子，一门心思地开展抢救运动，母亲顿时安静了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母亲系上围裙，在明亮的厨房里，擀了一顿长面，蒸了一次馒头，即刻熟门熟路起来。那个下午，母亲将自己像鼹鼠一般藏下的包袱和零碎取出来，开始悉心整理。衣归衣，裤归裤，被褥毛毯各自分开，存放在不同的柜子里。料理完毕后，母亲坐在沙发盯着天花板，开始翻起了白眼。
母亲念叨说，差一样，绝对差一样东西，死脑子，硬是想不起来。
魂儿丢了，丢一只船了。父亲道。
那一段，妹妹在电话里商量说，该暖暖房了，给二老一些喜气，叫他们高兴起来才是。否则两张皮，看着就难受，他们就像住宾馆一样，战战兢兢的。结论出来了，我喊一帮朋友，加上妹妹的一帮朋友，在家里开宴，美美地闹一通。我通知了母亲。母亲说，好哇好哇，你带个照相机，拍下来，留个纪念。念想至此，母亲忽然惊叫了一声，凄惨地说：
丢了，全丢了。
我愣怔，丢了啥?
一家子人的照片，搬家时全丢光了哦，老天爷。声音越发凄切。
嗐，人在就行，照片没什么嘛。
母亲断喝道，你嘴上别奸臣!
——夏末的黄昏，一家人颓坐着，像坐入了冰箱里，冷然，眼生荆棘，默默无助，连空气里都布满了一种默哀的情绪。我儿子个人主义严重，不停耍戏着，摸摸这个的头，揪揪那个的脸，一点儿没有加入进来的意思。一纸箱照片丢了，此刻在母亲的眼中，比丢了孙子还难过，背转了身子，偷偷地抹眼泪。我本觉得小事一桩，芝麻大，但被父母的情绪笼罩后，渐渐滋生出了一种罪孽感。我将那个午后的运输路线细细捋了一遍，终于敲定了其中的那一趟醉驾。没错，在中心花坛，一次危险的急刹车。登时，我的脑海里纷纷扬扬起来，不是被刮散的照片，不是暗沉的云，亦不是崩塌的天空，而是这个小小的家庭日积月累的历史，遭到了猛然一击，变成了齑粉，扬弃在风中。
我开始哄母亲，说笑话，扮鬼脸，跟儿子一起逗她。但母亲的脸阴霾四布，很吓人。父亲也坐在一堆泥土和花草里唉声叹气，加重了危机。一连几天，这个家失了三魂、丢了六魄，怏怏的，冰锅冷灶，茶饭不思。我给母亲宽心，说等秋天，黄河岸边层林尽染，风景绝美，多给你补拍一些吧。母亲懈怠地说，唉，我以前的样子都没有了，补拍什么，能补拍出我扎大辫子的那时候么?我玩笑说，那给你借一套假发吧，麻花辫。母亲郁闷地说，没了照片，我还怎么给你儿子讲家史、说过去呢，口说无凭嘛。我苦笑一番，又去给父亲游说。父亲默然，阖上眼睛，掐着指头问，丢了几天了?有一周么?我回说，差不多吧。父亲忽然睁开眼，灿烂地说：
凡拾到交还者，我重金奖励。
母亲也精神起来，搭话道，对对对，反正到了别人手里，也是废纸一箱嘛。出钱出钱，买回来总可以吧。
没辙，得我去跑腿，大海捞针了。我给交广台的头儿送了烟，哥们儿拍着腔子说，老爷子的事免单，连播三天，一小时一滚动。果真，我坐在出租车上，司机们锁定的频率里，男女主持人磨破了嘴皮子，详解了这一箱照片对一个小家庭的深远意义，同时播报了台里专设的招领号码。一个司机说，八成是贪官的，箱子里有受贿的钱，要不不会这样子，跟着了火似的，烦死了。我恶向胆边生，甩门下车。更多的司机则充满了人性，嘀咕道，要是成捆的人民币，绝对早丢了，一箱子照片么，谁要呀，还不是垃圾嘛。那一刻，他们并不明白，身边坐着的这位，就是可怜巴巴的苦主，正一筹莫展。
兵分几路，我草拟出一份寻物启事，打印了一大摞，带着几个死党出发了。我用了一点点文采，语气恳切，言简意赅，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述了一番。我写下手机号，标明了奖金额度，黑体字，四开，像一份精致的非法印刷品。那一瞬，我浑身的血都滚沸了，像站在易水之畔的荆轲，大有身赴虎穴、引颈就戮的苍凉和怆然。
午夜时，中心花坛附近夜幕沉沉，人烟渐稀，恰是“作案”的大好机会。前后左右有人把守望风，我拎着排笔刷子，抹上一层层胶水，将一张张启事贴在了电线杆、阅报栏、公交站台、广告牌、邮筒和每家商店门前。我和兄弟们绕了一大圈，越干越顺手，越贴越来劲，将中心花坛附近挨个儿涂遍了。我拍了拍脏手，掌声响亮，自觉胜券在握。
想象中，翌日清晨，等所有的路人睁开惺忪的眼睛，踏进中心花坛附近时，他们会“哇”地惊喊一声，人头攒动地拢过去，像阅读一则重大新闻一样，替失主担心，为这个不知名的小家庭捏一把汗，祈祷连连。
第二天上午，一个兄弟短信密告，他在上班的路上瞧见，所有的寻物启事，都被环卫工人用铁皮铲剔干净了。你买的特制胶水不错，很难刮下来啊，像牛皮癣。他讽刺完，又警告说，小心停你的手机，城管和工商执法部门正在追查非法广告呢。要不，你先去自首吧?
于是，消息树孤立寒秋，枯叶飘零，仿佛第一场寒风，提前吹掠而过。
我没去自首，手机也健在。有人讲，市内的城隍庙每逢双休日，都会有大批的小商小贩兜售各种旧物，琳琅满目，花色繁多，去去那儿吧，兴许会撞上大运。我被点化了，大有醍醐灌顶之感。我去过北京的潘家园，见识过那种嘈杂的场面。旧货市场，不就是历史的大扫帚一挥动，将旧日子扫进了尴尬的一隅，蒙尘之所么。在这个意义上，旧货市场其实也是一座教堂，静候着一些觉悟者去忏悔、去革面、去洗心，继而幡然一笑，接续前生。我迷信起来，虽千万人吾往矣。
好歹熬到了一个淫雨霏霏的假日，我揣上一沓现金，带着证件，钻进了那一条隐蔽的战线。城隍庙里灰尘扑面，雨燕穿梭，大大小小不同质地和造型的观音像站满了走廊，戏剧脸谱和傩面具挂满长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列队待命，市声沸腾，切口四起，令人恍惚来到了清末年间的一天。我绕过玉石摊、旧币摊、唐卡展示、宗教法器、文房四宝、葫芦微雕、刘牡丹、骆驼王、老虎陈、马公鸡和金鱼欧阳，来到了后庭。果然，旧书刊、旧报纸、老照片、老明信片、家书、废旧档案、袖章、帽徽、残存的大字报、“仅供批评之用”的内部材料、歌谣集、古诗词和各类经书铺天盖地，码满了门廊走道。那一瞬，我像进入了一座颓废的后花园，笃信我家的那一箱子照片，一定龟缩在某处，等我召唤。
我问遍了每一个摊位，递烟，赔笑。我虚心说，约摸一周前，家里的一箱子照片不慎遗失，所以……摊主们口径一致，急睃睃地问，啥年代的?祖上几辈子的?卖多少个元?他们的失望疾速而果决，且面含愠怒，一派不屑的歹徒样儿。我说，我是来求购的，将家里的照片赎回去。我还比划说，那是一只新纸箱，这么高，如此宽，大概有数百张吧，每一张都裹上了一层棉花纸。我坦承，最早的一张应该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黑白照。那时，我父亲刚刚落脚在此，右上角有一行白字：“大光明照相馆”。其余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拍的，彩色居多，等等。摊主们纷纷蹙起鼻子，掷下意见说，不是大人物的，年成也不够，像那样的玩意儿一般不收，卖不了几个小钱。
年成不够?
靠，紫禁城里的那一把龙椅够年成了，你带着脑袋去试试。
玩意儿?
对啦，如果我跟上帝说话，那叫祈祷;如果上帝跟我说话，那一定是本人精神分裂了。我赶忙踅开了，心里纠结，悻悻然。
我像一条走上了岸的鱼，嗅着空气中的水汽，茫然四顾。幸好，一位慈悲的大妈喊我过去，请我留下联系方式，私语道，我给你打望着，一旦有人来这里卖照片，你那种纸箱的，我第一个给你报信。我感恩戴德，说了不少的恭敬话。末了，大妈还说，我这里有个好东西，小老板，便宜点儿卖给你吧。什么东西?大妈嘿嘿一乐，回说，林少保的字，前些天永登的一个农民卖给我的。他祖上出过进士，林少保去新疆路过永登时，在他家蹭过饭，留下了这幅墨宝，快传了十辈子了。我纳闷道，这林少保，人是干吗的?大妈在我额头上杵了一指头，恨铁不成钢地说，还戴个眼镜儿，平光的吧?林则徐呀，民族大英雄，虎门销烟的那个，当年蒙冤给发配新疆去了。说着话，大妈摸出了一幅卷轴，款款打开：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人多眼杂，大妈只亮了一霎，就赶忙卷起来，塞进一个布袋里。八百，她伸出了指头，别还价。我嘻嘻然地说，太贵了，二百。大妈又道，你小子太狠，拦腰砍我一半，我让到四百算数。我答，取中间数吧。大妈青蛙似的抽了抽，三百就三百，可别告诉别人是这个数哟，赔死了。我再三叮嘱她，请她替我瞭望着，一有线索立时通知我。我又说：把林少保先供在你这儿，我去别处转转，回头来取吧。
我混进人群中，头也不回，离开了城隍庙。雨更大了，带着瑟瑟秋寒。这雨曾经浇透过林大人，现在也将我彻底浇透，现金付讫，一拍两散。
于是，只剩下唯一的希望了。
我带着几个朋友，去中心花坛附近仔细摸排了一遍，查找出三四家废品收购站。其中一家除了收购过期的杂志外，还收冬虫夏草和高档烟酒。像照片之类的，一概不纳。另一家倒是开源广泛，门类齐全，恐怕业务太好的缘故，收购的东西周转快，当夜就被运走了，看来没戏。后来，终于打听到了一家规模超大的站点，老板娘很客气，指着露天货场说：随便去翻，翻着了你们拿走吧。
货场凌乱，满目疮痍，几座垃圾山臭气熏天，苍蝇和蚊子结成团，扑面袭来。分了工，几个朋友各自查找一摊，我负责碎玻璃和烂骨头那一块儿。白云如带，有鸟飞过，我们则像几条暗无天日的蛆虫，往地球深处拱去。
似乎，全世界打碎的玻璃都集中在这里了，碴口狰狞，光芒嶙峋。玻璃山上夹杂了不少的纸箱子，若隐若现，哪一个都像我家丢失的。借了一把锨，我试图涉险登高，没走上几步，就被滑了下来，险些栽倒在荆棘丛中。无奈，我只得朝觐似的围着它转了几遭，一一排除了嫌疑，两手空空。我奇怪地发现，一块玻璃应该是透明的，再覆盖一块，也应该是透明的，但覆压上N块的话，它会呈现出一种幽蓝的黑暗，像此刻的我。
登顶骨头山后，我失足深陷，快被淹没了。
骇然，恐惧，慌张，越想拔脚开溜，却陷得越深。脚下是各种动物的尸骨，稀奇古怪，构造各异。我猜想，它们都是从城里的每一个餐厅逃亡至此的，从每一个食客的牙齿间幸免于难的。它们是真正的骨肉分离，生前的恩仇与爱恨均已消泯，像一个个活泼生命的现场证供，被随便委弃于此，无人问津。好了，我也是肇事者之一。我能认出牛腿的棒子骨、羊的拐骨和肋排骨，也瞧见了猪的骷髅和骡马的脊椎骨。日曝风吹，它们像劣质的石膏铸制的，在我的脚下嘎嘣一声，化成了粉末。在高高的骨头山上，的确掩埋着不少的破纸箱子，东倒西歪，龇牙咧嘴。或许，其中一只正是我放逐的?
——我扔了铁锨，喊来同伴，就此罢手。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