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缘何逃不出速生与速朽的宿命？

乔燕冰
　　

    教育部近日公布的《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引发了人们对民族语言保护、倡导无障碍沟通甚至基础教育减负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而报告公布的一组数据尤为引人注目。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的语言中降生了594条新词语，但造热词的同时，往年出现的许多新词语已经消失。2006年至2010年出现的2977条年度新词中，仅有41%留存了下来，34%的新词很快就从人们的口中、笔下遗忘。有专家对此的解读是，消失的新词多是根据阶段性事件产生的词语。问题果真如此简单？新词语缘何逃不出速生与速朽的宿命？在生与朽之间，我们又能读出多少来自我们这个时代和自我的东西？

　　作为时代发展与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新词语一定意义上无疑是大众生活的晴雨表和时代社会的表情图。而作为当下自媒体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媒介，以吐故纳新为重要特征的网络，自然成为新词语孕育生长的最大温床，也必然是新词语发展的主阵地。

　　从结绳记事到刻楔计数，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基本表达符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人类童年就相伴而生。肩负保存和传递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语言，经生活的历练与历史的淘洗形成了一种自然生成机制，使传统语言发展的稳定性一定程度覆盖了其可变性。而今，网络这个前所未有的巨大信息交流平台构建了一个以虚拟群体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在这个虚拟社会中，因需而生、因疏而废这种千百年来从未被打破过的语言自我调节机理虽然依然奏效，但信息极速传播、更迭和排泄，让网络社会的语言生成与消亡的节奏与传统社会有了天壤之别。以往悄然无声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产生的语言演进过程被高浓缩地集中显像了。原本让人浑然不觉的语言生发、变化与消亡的过程，因为网络信息的即时代谢而有如快进键一样强行播放在人们眼前，客观造成了语言的可变性远远超出了其稳定性。

　　就语言使用制造主体而言，工业化时代对人生存的异化本质与物化特征往往给人强烈的虚无感，让人的生存伴随着潜在的迷茫、无助、焦灼甚至恐惧，以致用主动参与来强化自己的存在感和稀释心理焦灼，成了网络使用主体最本能的表达。于是瞬间可以制造话题并习惯集体围观，让“××门”甚嚣尘上；于是瞬间可以复制字眼并善于戏仿恶搞，让“××体”泛滥成灾；于是用口语化的书面语完成全民书写的“微表达”无所不在；于是包容全球多元文化的渴望呈现出网络语言的中外杂糅，让中西结合的新词语层出不穷……在关注与被关注、表达与被表达中，自我与群体认同暂时性地安慰了人们强化存在感的内在渴望。而所有这些过程中，新词语作为有效的载体与工具，因对语境过强的依赖，并始终靠传统语言来解码而在不断被制造中也被不断遗忘着。

　　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原本来自于生活，与生活唇齿相依的语言在不断生成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内在悖反：网络的及时、适时、公开、公共等特征，让新词语的生成貌似凸显与生活血肉相连——生活中的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在瞬间以一个新词语的方式在网络上弥漫无边；然而事实上，网络使用特定群体的局限性、网络信息虚拟的特定性，以及网络话题的速易性等，都注定了网络新词与生活本质上的某种疏离。由此也便注定了许多网络新词难以永久留存的命运。正如人们寄托于此的存在感的一再落空。

　　也许我们并不是新词语唯一的孕育者与掘墓人，但我们却应在新词语的生与朽之间对望其中的自己。

                                            （编辑：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