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历程
——西北龙在隐归堂的回忆
作者/西北龙
1966年我出生在陕西省铜川市王家河煤矿的斜井公房，那不是棚屋，是一排排的红瓦房，公房前边的沟里有一条小河，后边是黄土坡，每家门前都有一个自己盖的小院子。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钱营乡草各庄村 。父亲兄妹七个，全都是党员，实打实的红色革命家庭。父亲小时候在唐山草各庄村当过儿童团团长，抗战年月里站岗放哨、送鸡毛信，也算资历比较老的革命者。二十多岁父亲学徒有成，考入北京市大黄庄干部学校。1958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贬到陕西省铜川市矿务局王家河煤矿工作，他是一名电力工程师。由于被贬，文革的时候，父亲从不参加各种派系斗争，情绪上也比较消沉，至那时开始，他写的古诗，就一直围绕自我抒怀，诗的格调就没有再高过。
母亲的祖籍是河北省保定市新城县方官乡八堵墙村，成份不是很好，中农。在支援大西北之前，她在北京市儿童医院工作。旧社会姥爷曾在北京香山附近开过煤球厂，姥姥家曾经在北京市北五老胡同的山西会馆大楼里有两套楼房，文革的时侯被充公一套。文革期间闹的凶，成份不好是很容易遭到迫害。姥姥命不好，姥爷去世早。姥姥的妹夫是国民党投诚的高级将领李姓少将，她妹妹去世后，她与妹夫结合，过了一段比较舒适的日子。姥姥的妹妹，我想年轻的时候，应该与我姥姥一样漂亮。文革开始后，我姥姥与李姓少将被迫分开，怕受到牵连，离开了北京十年，到陕西省铜川市投靠我母亲。儿时记忆里姥姥比爷爷疼我，我更喜欢姥姥。姥姥在铜川一呆就是十年，由于四舅当时才十三，岁数太小在北京不能工作，姥姥就把四舅带了过来，导致四舅再也没有回北京的机会。我回到北京经商的时候，姥姥和三舅还在北五老胡同里住，那时三舅还在北京制笔厂工作。我记得，姥姥家出门就是北京新世界大商场，购物很方便。
爷爷也在铜川呆过几年，和姥姥见过面。他个子不高。虽然不像姥姥疼我，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爷爷会教我小九九、鸡兔同笼的数学题，用树枝在地上书写演算。那时我最喜欢学的，就是爷爷走路的样子，弯着腰，不急不缓的迈着八方步。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溺爱我，我吃奶吃到五岁多。文革时期，斜井公房，两排房之间的空场里，母亲在灯下被批斗，以及姥姥带着我到铜川市机砖厂找正在工作的母亲给我喂奶，在两行晾晒的土砖胚的行道里，铺着草帘子。这些场景，可能一辈子也忘不掉了。大了才知道，母亲被批斗的原因竟然是，在铜川王家河矿妇女连当干部。后来，随着局势的缓解，母亲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以致调去王家河乡机砖厂当厂长、改革开放后被选入首届铜川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常务委员。
我在斜井公房里长到两岁多，因为母亲老家的侄子投奔过来，人多在一起不方便，住的地方太小，父亲就又申请了一套房子，母亲、父亲、我们姐妹兄弟就迁到了王家河老矿部河西公房住。小学就读王家河矿子弟小学。学校里有一个叫“雷平寺”的寺庙，我和同学一有空就爬到庙的屋顶，采摘一种长在青瓦缝隙里的多肉植物，绿色的，有点像莲花，味道甜甜的。我想我五十三岁创作的新诗《五十七多莲花阿弥陀佛》，就有儿时的影子。
记忆里的父亲最爱古诗，偶尔也写新诗，他的钢笔字写的很好。我两岁以后，家里睡的是东北特有的大土炕，厨房烧火，里屋就暖烘烘的。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父亲睡的很晚，经常度步，边走边吟诗，推敲诗句的韵律和平仄，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听着听着就记住了。我记得父亲最爱吟诵的诗句是“一枚小扣值几何，何苦为它苦奔波。”我三岁就能对一些下句，文学的种子从小就埋在心底了。父亲唯一的现代诗歌，还是母亲晚年的时候告诉我的，应该是父亲写给母亲的爱情诗，母亲只记得“梧桐叶肥大，长在山脚下，树上栖着凤凰鸟，树下坐着我和她。”
一年级的时候，教我们美术的老师是陕北人，西安美院毕业，下午自习课活动的时间里，他就挑了两三个班级里最有绘画天赋的学生，单独留在教室里，用粉笔在黑板上教我们画画。我握粉笔的手总是发抖——不是怕，是欢喜。可父亲知道后，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我把画笔收了，画夹塞进床底。那个年代这话就是天理，刚点燃的希望之火，就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有趣的是，过几十年以后，2017年我回铜川的时候，在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上，竟然把我们小学一年级一起跟老师学绘画的女同学张萍收为徒弟了。当年那间教室里握粉笔的小女孩，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绘画的兴趣上。我记得当年在小学校的画展上，我和小学同学张萍的作品都上榜了，贴在小学校的墙上展览，张萍画的是两只小鸟，我画的是山石。
上高中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我有个女同学孙某，比我大两岁，我私下里认她干姐姐，初中毕业她就在《铜川文艺》编辑部打工。我常去找她玩，中午她在单位为我打饭吃。中年想起半生曾经被这么多姐姐爱护过，很是幸福，后来我创作的一首名为《在生命里，姐姐玫瑰一样抱着我》的诗里就有她的影子。一来二去就跟编辑们混熟了，每逢周末就泡在编辑部里蹭课。那时候编辑部有间很大的会议室，诗歌编辑刘新中、小说的编辑黄金岭、主编车周兴他们就在那儿给我们讲课。刘新中讲诗歌，黄金岭讲小小说，车周兴主编讲文坛形势与发展趋势 ，由于干姐姐的原因，他们对我十分友好。那时候作家路遥的小说正火，是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学习的楷模。作为一个高中生，能坐在编辑部的会议室里听编辑老师们当面讲怎么写、怎么改，那是真把心掏给文学了，比学校的语文老师讲的生动多了。我就尝试着写作，记得写中篇小说《残疾》的时候，在一场大雪纷飞的夜里，一宿没睡，用钢笔和格子纸手写，第二天送给编辑看，编辑黄金玲稍加删减，就同意发在《铜川文艺》第三期上，我记得当时给了八十多块钱的稿费。诗歌《北国之春》是另一期发表的，可惜没有存刊了，仅存的一本《铜川文艺》第三期还是二零一七年，张萍在我二姐承包的东风机械厂招待所里举行拜师典礼的时候，我爸爸从家里找到送给我的，这是多么珍贵的史料啊！那时候用的还是本名张旭东，没有笔名。一个高中生，地级市刊物占了这么大篇幅，在铜川文艺圈算是小有名气了。
可我心野在文艺上。高三的数学老师王西文是个有激情，刚分配到中学教课的大学生，替我们准备了一个在中学展现文学才华的平台，编辑一本校园文学内刊。我记得八五年的第一个教师节，他和刘尚清老师一起创作并上台朗诵了诗歌作品《我与粉笔》。我和女同学吴文、李慧，男同学武文涛、李海涛，几个小青年，参与了创办校园文学内刊的事情。当王西文老师告诉我们册子印刷出来了，我们闻着油墨的香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但是这些同学随着毕业、上大学、工作、结婚都放弃了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只有我从始至终、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不断拓宽自己的艺术之路，诗书画印评全面开花。
我上初中时，在班级里就是文体委员，给我们班级的黑板报用粉笔写稿画图，我记得当时画了一头猪，猪鼻孔里插着一根大葱，在图的下方写上“猪鼻子里面插大葱，装象！”的文字，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学习文学，也让我熏染到了古代文人的豪气和正气，如李白诗歌的豪气、文天祥诗歌的正气。
那时的矿务局三中的校长是三里洞调来的，叫魏占荣，书记是韩城槡树坪矿来的，叫什么俊英，教学校长叫鲁西祥，他们都是招聘来给家属解决户口的。家里都比较穷，爱占点小便宜，原有的老师和职工就有点看不惯。记得那个书记后来又返调回韩城，用车拉走一些学校的生活用品家具什么的，被一些青年教师把车挡住了，甚至他在车上假装收拾东西，把镜子什么东西都踩烂了。
为此，我激情写下了一篇讨伐他们的文章，下晚自习以后，趁着天黑，贴在门洞里的水泥黑版墙上，第二天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到了1988年，高考屡试不中，即使补习两年，高考总差十几分。都怪我的英语很差，拖了后腿，后来想英语差也是由于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学生中有一股坏风气，大家都说，中国人不说外国话，我经常逃英语课，到学校外边去游山玩水。于是我比较灰心，再也不想补习，再也不想万人争过独木桥。回北京之前，我特意征询了辅导我小说的黄金岭老师，他说：“好的作品一定是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后产生的，我赞同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下海吧！”。于是我就背着一个破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边还放着高三的课本，兜里揣着四十多块钱，毅然的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铜川。我记得当时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废都》卖的很火，我坐着绿皮火车读了一宿。
一个人离家回北京，这件事我是瞒着父亲、母亲偷偷做的，等家里人发现了，我已经到了河北省保定地区新城县高碑店镇。其实父亲是想让我接班的，当时为了解决职工子弟的工作问题，王家河煤矿特意开办了机砖厂和水泥厂。在那个年代，接班算正式工，而我的理想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不想搭他老人家一辈子人情。不想在这个偏远的小城市窝一辈子。当时铜川市电大刚刚成立，已经把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家，我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放弃。
大哥是在北京出生的，七八年政策原因，当兵转业后，落户北京并工作。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崇文烟酒批发公司，对我们开买卖有一些关系便利。到了河北保定高碑店，我和大哥合着开了一个食品批发部，大哥在单位负责张罗要处理的货源，我负责运送，大舅一家来帮工，生意干的红红火火的。后来由于政策原因，干了33个月，就停止了。这33个月可谓是收获满满。那时候的钱真值钱，河北保定高碑店的一套六十五平米的房子，才一万六、一万八，我一口气买了两套。结了婚，娶的是个定兴乡中学的数学老师。她是河北涿州师范毕业的，他的父亲是中学校长。租给我们门脸的房东，是她表姐丈夫的姐姐，当时她还在上师范，我一看人不丑，还挺文静，我就发挥了文艺青年的优势，相亲之后，又写情书，又到师范学校找他，弄的她都不好意思，她对她同宿舍女生说，我是她表哥。结完婚以后，过了几个月的安宁日子，处理了一下批发部留下的剩货，手里存着几万块钱，跟爱人过了一段比较悠闲的时光。
几个月以后，我又受大哥的邀请，开始在北京市丰台区海户屯、大红门那一块考察食品批发业务。我大哥给人家那个批发部投资了5万块钱，当时我就是以一个打工人的身份，给人家做帮工，做销售，实际是看着我们的投资。当摸清了门道和北京食品市场的规律，我们自己在大红门街道办事处租了一个大集体执照，起名叫江丰批发部，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艰难创业。那时候，我就像骆驼祥子一样，蹬着一辆大板车送货，每次拉上近千斤的货物，酒、方便面、小食品等，从海户屯一直骑到北海后边，挨个去小卖部推销、送货。
我记得中南海跟后海中间有一座大桥，很清静，我的大板车停到桥上，我就非常有感慨——这边是中南海，那边是北海，一个是中央领导居住、办公的地方，一个是平民百姓游玩、娱乐的地方。当时激起了我在北京再苦也要混下去的勇气。
我在北京一干就是十年，生了一儿一女，又在北京大兴西红门买了北京的第一套房子，算是挖到了人生的第二桶金。1999年，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海户屯村进行拆迁改造，京温大厦建成服装批发、集散地。因为我们租的是大红门街道的门面房，拆迁不考虑商户的损失，我们只能停业了。从那以后，1999年到2006年，开了三年小超市，我开了几年出租车，几乎没有挣到什么钱，生活总是紧紧巴巴的。《和石头对话》、《忧郁的清晨传来了小提琴的声音》、《二环路上洒着一些玫瑰花》、《丝瓜把它的花朵挂上了秋天的阑珊》这四首诗歌，就是我在开出租车的时候创作的。那时候，整天开着出租车在路上跑，脑海里时不时就会闪现一个问题——除了挣钱，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刻反省。儿时的记忆、青春的回忆，关于文学的梦想，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2002年前后，我开始接触"第三条道路"诗歌群体——由谯达摩、林童、庞清明组织的诗歌流派，我迅速加入，写作、组稿、编辑、写诗歌评论，很有热情。《一个男人扛着出发了》、《我有一所会开花的房子》、《黑衣人》、《蝉是否可以抱紧木质的爱人》等现代诗歌，就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一经在网站论坛发表，就引起了轰动，后来被收录在各种全国公开的刊物和书籍里。
关于《我有一所会开花的房子》的诗歌还引起了一段笑话。我爱人当时在西红门生物制药厂当会计，老板是一个女的，她们两个算是闺蜜，无话不谈。当她看到这首抒情诗歌的时候，忍不住和我的爱人开玩笑说“高军，你是不是当时脱光了，坐在床上，他看着你写出来的？”后来，我的爱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无言以对，只是淡淡一笑。其实，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本身就包含着多方面的审美趣味，只是每个人的欣赏水平、学术修养、社会经历不同，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形成的镜像不同罢了，无可非议。现在，我把这首诗歌原文贴出来，谈谈你的看法。
我有一所会开花的房子
我有一所会开花的房子
半透明的妻子，用裸露丰满着嘴唇
她的每一个结都挂满了歌声与铜铃
那暗红的古铜，是鸟的身影
那些响着的铜铃，我词语一样的住着
像很多年的粮食一样
那些绿的透亮的叶，破碎的海与太阳
让一颗心覆盖着另一颗心
这里的生命都充满了生长的欢乐
在门之外、在海之外、在阳光之外
蹄印一样的花朵长满了太阳的海
那是孩子们灿烂的微笑
我的爱人居住在歌声与铜铃的边缘
她奔跑的乳房将不再拥有乳房的形状
是梦、是梦的描述、是梦的呻吟
是激情汹涌的波涛
我那用酒做成的孩子
沉湎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沉湎于曾经牢不可破的词语
此刻，我看到它正在火的翅膀里熔化
那些流动的，蓄满了我晶莹的泪水
歌声一样的古铜
石头一样的坚硬，石头一样地飞
那一颗用温柔做成的世界
那个时候，我的新诗创作近乎疯狂，经常参加香山、后海举办的诗会活动，认识了不少朋友，像是郁金（已去世）、莫卧儿、王爱红、窦利亚、张富英、箫宽等。
我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是萧宽先生——号称“百变鬼才”，他在新华社有个画室叫卧牛斋。我和箫宽先生的认识，是诗人沉沙、于贞志在后海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当时我朗诵的新诗，是我刚创作出来的《蝉是否可以抱紧木质的爱人》。我朗诵完毕后，现场的诗人们都很兴奋，一个叫乌日了春香的美女冲着台上大喊“诗人可以把诗稿送给我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箫宽先生的弟子。
自那以后，我经常出现在箫宽先生的“卧牛齋”，以及他在双桥的艺术工作室，北京站附近的艺术工作室。他是一个集诗人、书法家、画家、雕塑家、策划家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我想这就是他“百变鬼才”的来历。在我的介绍下，他参加了"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认识了第三条道路的创始人谯达摩先生，并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大我十七岁，在艺术圈辈分比较老。
萧宽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是挣不到钱的，养不了家、糊不了口。你可以试着给一些书法家、画家写一些评论，以你的文笔应该没问题。"“跟名人打交道早晚都是名人！”认识萧宽之后，又认识了他的徒弟杨秀英。她原来是老师，后特聘在司法部一个三产单位当领导，她非常欣赏我的诗情才艺。通过她又认识了国资委的赵荣水先生——中国专业人才库管理中心的主任。有一次在萧宽双桥工作室聚会，杨秀英问我："你现在搞什么呢？"我说开出租车呢。她说："不行，我给你介绍个适合你做的行业，开出租车也不是个常事。我在国资委认识一个机构的领导，推荐你一下。那是一个给艺术家颁发证书的机构，很不错的，适合你的才华。
2009年，我正式进入这个国资委职业教育培训行业。这个单位在西单国资委45号院。下辖两个部门——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管理中心和中国专业人才库管理中心。刚开始我进去的是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管理中心，管艺术家考核的工作。我在西单一号楼407办公室，那里成了我的艺术阵地，人家的办公室只有办公桌，我的办公室还有一个作画写字的大案子。戴泽先生、吴进良先生、李国明先生、田伯平先生在这里搞过笔会，给单位留下了笔墨。
有了身份以后，我开始活跃起来。2009年年末就开始筞划《中国诗书画印》首卷的编辑工作了，从单纯的写诗、诗歌评论，正式跨进了诗、书、画、印综合艺术的大门。
其实，在进入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管理中心之前，2008年我就给秦汉先生和张旭光先生以及他爱人乙庄写过艺术评论。第一个评论是给秦汉写的，他和我是唐山老乡，文章的名称是《诗情画意品秦汉》。第二篇评论就是给张旭光先生写的《胸之诗意，笔之书法——走近张旭光书法的精神世界》，后给张旭光的夫人写“《水流云舒卷，石破山自然》________读乙庄绘画作品”，这三篇评论文章都发在了《中国企业报》上，还差点撮合成乙庄女士和秦汉先生的艺术合作，当时我出主意，由乙庄先生画大写意花鸟，秦汉先生画工笔小虫，他们当时都高兴的答应了，后因为各自都有事情，比较忙，不了了之。
进入国资委的培训机构，我就更顺手了。接下来由于编辑《中国诗书画印》第一卷的需要，我就请张旭光先生写了书名，拜访戴泽、雷正民、米南阳、贾玉山、薛林兴、吴进良、许四海、伊杰夫、秦汉等艺术名家，采访并写评论，算是正式开始了我的书法、绘画、艺术评论，以及其他领域的艺术生涯。
因为给名人张旭光先生写评论，我比较重视的，不能搞出外行写评论的笑话，于是查了很多资料，尽量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去写。那时候探讨关于书法、绘画的技法，这一切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我不写书法，对书法的技法还不懂，总感觉隔了一层纱。你想，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如果按我现在对笔墨、对帖学、对线条的理解，再审视他当年的东西，也许我会挑出很多毛病来。可那时候，我只是在赞美他们。不过也不算违心——那时候他的确都火得一塌糊涂。
这里面还有个关于北兰亭的小插曲。当时北兰亭还在北京东坝。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张旭光先生的徒弟周铁球带着去的，结果张旭光先生临时有安排，没遇到，他的另一个徒弟在场，大家都叫他王小辫儿——梳一个小辫子，他是张旭光工作室的助理。我看着张旭光大红木案子上摆了一首没有落过款、没盖章的诗歌书法作品，我就问王小辫儿："这是谁写的？"他说："是我老师张旭光先生写的，给香山大觉寺方丈的，怎么都觉得那里不对劲。"我粗略的看了一遍，就看出了这首诗的问题所在，什么也没有想，提起毛笔用拙拙的字，有点像古代某人的字体，我当时也不清楚究竟像谁的。我写出来以后就放到了案子上，说：“张旭光先生回来，你先让他看看怎么样？”然后约好了第二天再去。
结果第二天去，我一进他那个大院子，就听张旭光在工作室里喊："谁他妈的来了！"我就说："我他妈的来了！"我大步流星的进去以后，张旭光先生早在工作室里头早把茶给我沏好了。我们俩相谈甚欢，他说："你改的诗歌非常非常好，这个东西我用了，你可不许再用了啊。"又说："你是不是练过书法？你这字写得那么漂亮、那么拙。"我说："告诉你张老师，我从来没练过书法。"
其实我想张旭光对我那么热情是有原因的。后来我听他说，他亲哥哥叫张旭东，他叫张旭光嘛。他说："你他妈用的我亲哥的名字！占我便宜"。我说："我用的不是你亲哥的名字，我用的是西北龙。"他就哈哈大笑了。
2008年左右，我就认识了作家郭谦。郭谦跟萧宽关系也不错，当时跟我住一个小区，应该是在萧宽先生那儿认识的。他当时也搞艺术评论，书画也是刚接触，开始跟我一样的身份——主要写艺术评论，后来转为书法家、画家。我们在张家湾同一个小区住，和老画家韩宝华、木结雕艺术家张迎、画家胡新利、秦汉、徐明远，以及在中国作家协会当编辑的女作家安然走的比较近。
2010年，我和韩宝华老师一起参加人民代表报社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的书画活动，还出了一个小故事。我和人民代表报报社的一个编辑主任关系不错，他安排我们在贵宾室和著名军旅书法家李铎先生见一面，我前一天夜里构思创作了一幅《美人福》，那是用胭脂色写的一个行草的大福字，然后在福字的缝隙里面写了一首诗，画了一只女人的眼睛。结果第二天，在北京政协礼堂的贵宾室里，荣幸的见到了李铎先生，他坐在沙发上，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秘书，报社编辑主任介绍以后，韩宝华先生把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蓝底、用金粉金粉写的心经递给李铎先生看，李铎先生看了一眼，摆了摆手，没有任何表情，就算过去了。当我的四尺斗方的美人福一展开，李铎先生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对他的秘书说收起来吧，这让大我十七岁的韩宝华先生很是尴尬，不知所措。贵宾室外边想见李铎先生的人太多了，安排的顺序比较乱，错过了和李铎先生拿着那幅美人福作品合影的机会，很是遗憾。这种作品我只创作了几幅，其中送给中国专业人才库管理中心主任赵荣水一幅，送给著名画家吴进良先生原配夫人一幅。
从2009年正式开始，我就放弃了开出租车。之前的几年，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写诗，一边写艺术评论，很疲惫。这下好，终于结束了这种神不守舍的生活。那时候的工作挣一份钱，我自己编书额外又挣一份钱，名家给的字画变现、为了出书变现也需要一部分钱。因为当时《中国诗书画印》，单位是不给这钱的。可能是觉得这个行业水太深，不愿投资，所以我自己出钱搞。至此，基本上就是走向了正轨。
2009年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健在，母亲一生都是闲不住的人。在北京的二十来年一直帮着我们做买卖，带孩子。我搬到通州张家湾的时候，算是刚刚走出人生低谷，没有了房贷，我也有了稳定的收入。母亲在我家一楼开了一个便民商店，馒头作为北方人爱吃的主食，卖的很好，每天能销售二三百块钱的。那时候，我正沉迷对花鸟技法的研究。一个礼拜天，正好我休息，在家里创作一套四尺四裁的梅兰竹菊四条屏。刚刚创作完成，送馒头的供应商隔着小卖部的窗口看到我正在绘画，就进来欣赏。他先看到我们家墙上悬挂着的箫宽先生写的一幅的书法作品，是杨慎写的词、三国演义开篇词，很是喜欢，问能不能卖给他，多少钱？我说那是大名家的作品，怎么也要几千块钱，他流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为了避免尴尬，又问你画的这个四条屏多少钱？我说不值钱，你如果喜欢，就把欠你的馒头款，和今天送的馒头款折了账就行。他非常高兴，因为箫宽先生的书法作品是四尺对裁，我的绘画四条屏比他的书法作品大了一倍，他很喜欢。后来我一琢磨，赚了，两天的馒头款足足不到四百块钱。
这下可好，从临摹秦汉的花鸟，没几个月就开张了，而且后来在宋庄画廊里挂得那幅模仿秦汉的“农家三味”也被一个美国客人，以几百块钱买走。至于卖福娃作品那是一年以后，在宋庄的“林雅轩”画廊，女老板叫林楠，她组织了一个小型画展，参展的人员有箫宽、王琰、书法家顾典章、诗人评论家沈阳等。在这个画展上我的一幅荷花福娃图被中国书画家收藏协会的一个领导收藏了，林楠给了我五百块钱，说是关系户，不能要多。不管怎么说我的福娃作品也算是旗开得胜，给刚进入书画圈的我，注入了很大的信心与动力。
在研习绘画书法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问题。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去写书法跟国画的评论是很单薄的。因为诗人的知识面是有局限性的，他们们更注意的是文字语言本身的广度和深度。书法和绘画则是另一套语言体系，比如书法讲线条质量、浓淡深浅，字体讲结构、布局、大小错落、阴阳对比关系等等，绘画要讲究颜色搭配，构图等等。诗歌虽然和书法、绘画有一些共通之处，毕竟不能等同。我刚开始能写评论的原因，等于取了巧，我直接用诗人的审美角度去写书法、绘画，文采虽然美，很有激情，但是在纯技术的层面上还是不够深入的。一如2003年左右，我受诗兄王爱红之邀，在“文艺报”副刊上给名家石齐、宋涤的国画作品配诗歌的味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采访书画家的过程中，开始了偷偷的学习，古人说:学艺不如偷艺吗？每个书画家的长处学一些，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画语言，哪怕在别人眼里看着总是存在一些缺点，也是一种进步。我一边绘画、一边练书法、一边写评论，买了一些专业书籍，开始攻读中国美术史、中国书法史，包括一些历代名家书法帖子、文论，等于说一切从头开始。甚至有时候我把那个大学的美术教材都买回来，我要看大学教授、老师用的教材是什么风格、什么语言、什么观点。为了让我写的每一篇艺术评论更精彩，更贴切。
更重要的是，那几年我手里过的都是书画家们的原作。给戴泽、雷正民、张旭光、贾玉山、米南阳、关鉴、肖有凯、薛林兴、徐四海、秦汉、李耀奎、伊杰夫、江山等人做采访，写评论时，不是看印刷品，而是当面看画、看他们怎么运笔、怎么设色、怎么构图，原作往桌上一摊，笔墨关系一眼就透，哪里是书写性的线条，哪里是涂抹；哪里墨分五色、哪里是平涂死黑、那里是败笔，有他们的原作在，笔墨关系，一下子就看的明明白白。至此，我的绘画、评论有了长足的进步。我这一生比较遗憾的是对著名书法家沈鹏、张海两个先生的采访机会错过了，张海先生是因为法门寺艺术馆的聂宗科先生礼品没有到位，一个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和人正在喝酒，通知的又太突然。
关于我是怎么开始画福娃的，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有个画家跟我住同一个小区，他租房住的。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当时我看了他的水平，老觉得他的美术家协会不是正规渠道来的。他的艺术理论和绘画的东西，我一点都看不上，传统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你比如说他画福娃，把脸上的线条弄得跟身上衣服褶子的线条一般粗，都跟筷子似的。几个福娃在一个画面里，都是一个姿势，要么都蹲着，要么都立着。我当时正在攻读各种书法、美术类理论书籍，一眼就发现了他画的毛病，有点学范杨。因为这个，我们俩喝了一回酒，还吵了一架。我没给他写评论。他当时很生气，我就说了一句挑战他的话："不行我给你画一幅福娃看看。"结果我第二天在家闷了一天，把福娃画出来了，非常漂亮。这样我第一幅福娃作品就诞生了，虽然显得青涩，但还是合法度的，被当时在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太玉园东区开木结雕艺术馆的张迎老师收藏了，他儿子在艺术馆里搞装裱，对我说：以后你的装裱费可以不收了，想来就来。他们把这幅画装裱好了，挂在了艺术馆里。
从此，我在采访画家的时候学的更是用心。比如说采访秦汉，看着秦汉的写意花鸟非常有个性，属于大写意的花卉，配上齐白石式的工笔蝈蝈、小虫、蝴蝶、蚂蚱、蟋蟀，画面显得非常灵动，在画花鸟作品的艺术同行里，品味明显要高一筹，也很美、很有卖相，毕竟他的老师是师张立辰先生，“名师出高徒嘛”。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希望。当时秦汉老师送了我一幅萝卜白菜，题“农家三味”，我珍藏至今。这就是我后来模仿他的萝卜白菜在宋庄卖出去的原因。
后来我在宋庄又结识了很多画家，欣赏与创作的眼界更开阔，他们对色彩的运用、对现代材料的运用都各有所长。现代派的代表，比如画家王琰。但是我还是偏向于喜欢传统，愿意从古代的名家作品里，多吸收一些东西。在宋庄接触底层画家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了艺术道路的残酷性，两级分化比较严重，名家的作品供不应求，生活很富裕、滋润，而那些生活在艺术底层的书画家们生活拮据，精神萎靡。但是比起诗人来讲，书画家的生活还是要好的多。
我抽时间把杨柳青年画的风格临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到杨柳青买一些年画作品，认识一些年画工作者，了解年画的制作工艺和传承。我采访宋庄书画家的时候，在宋庄的地摊上买到了一本《百子图》，高兴的不得了，作者是李伯实，他是婴戏图类别绘画的近代主要传承者，祖籍河北三河人，我参考他的画册反复练习，几年下来，册子都翻烂了，仔细揣摩，从线条到色彩，打下了很深厚的国画功底。据说他退休后，在河北三河养老，本来想去拜访他老人家，可惜一直没有机缘。
画画不难，从纯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如果不笨，一两年就可以售卖自己的绘画作品。我学画三个月，就可以卖了，我的徒弟张萍，半年也可以卖了。我的福娃开脸跟其他的画家基本都不一样。因为学画晚，又没有拜师傅，不能从工笔画开始，直接从小写意入手。我的福娃开脸，是用大白调别的颜色，借用大白的浸染性，把福娃的脸先打湿，然后一遍两遍地上色，再利用生宣纸吸水的特性，显得非常湿润透亮，和活着的娃娃皮肤一样。从揣摩古人、到自己研究，终于形成自己的独特韵味，我管它叫"水润法"。后来，我在陕西铜川陪女儿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住我二姐家也，没有闲着，教徒弟张萍画福娃的时候，手把手的教。所以，她可以胜任“亲传弟子”这个称号。
说起画人物画，就不能不提四川乐山的李耀奎先生。他是我在成都路边的画廊里面捡来的。有一年，我到四川成都出差，去看望四舅和四舅妈，四舅很喜欢我的福娃作品，并大加赞赏。我的四舅和我感情很深，我出生的时候他才十三岁，跟着我母亲在铜川王家河煤矿生活。我小的时候，他不是抱着就是背着我，几乎形影不离。他告诉我他家附近有一个画廊里挂的作品不错，我们两个就骑着一辆电动车去了。一进画廊，地面上摆了很多茶叶，墙上挂了几幅人物绘画，大写意的弥勒佛、老子出关、童戏图，一看就是高手。通过和女老板聊天，知道她叫邓惠之，是李耀奎老师绘画作品的经纪人。她介绍，李耀奎先生是四川乐山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并和我约好第二天去乐山拜访李耀奎先生，从此和李耀奎先生结下了笔墨情缘。以至于，在一次我组织的铜川财政局的笔会上，同是佛教画家尹杰夫，说“一看李老师现场作画，我都不知道咋画了！”，看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句古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有据的。后来通过李耀奎先生来京办事，我在宋庄认识了马海方先生，同是画民俗题材的人物画，他的绘画作品没有李耀奎先生的画喜庆、有趣味。记得那次李耀奎先生的地方风土人情画册刚刚出版，这是山东出版社搞的全国性的系列丛书，全国一共选了八位，其中有马海芳先生。李耀奎先生是受出版社的委托，专程来北京告诉马海芳先生，关于丛书的一些出版事宜。
书画代理人邓惠之跟我的第一幅书法作品拓片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记得有一次我去成都洽谈培训合作项目，那是2011年夏天的事情，邓惠之说有一个皇城酒业的老总要见我，很喜欢我的书画作品。在四川省政协宾馆已经给我开了一个包间，陪我玩（耍）几天。结果，一帮老板、小妹妹陪着天天喝酒唱歌，我此时大有李白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总觉得心里过于不去，不想欠人家太多的人情。据邓惠之后来说，为了接待我，老板花了大概两万多块钱。于是在去陕西法门寺艺术馆会见聂宗科先生之前，也就是离开成都的前一夜，我让邓惠之转告老板，买上半刀纸，买一箱听啤，给他留点书画作品。在我住的房间里面有一个麻将桌，就当是书案吧，我一边写书作画一边喝啤酒，当我写到最后一张宣纸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佛心如字天地飞，但愿众生紧相随。历经沧桑求善果，堪舆日月比光辉。”的诗句，顿时浑身战栗，泪水情不自禁的流淌，提笔一气呵成，竖着写在了四尺的宣纸上。待我情绪平复下来，怎么看怎么不像我写的。我没盖章，小心翼翼的叠好，放在了行李箱的衣服夹层里。
第二天坐飞机到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艺术馆，法门寺艺术馆的聂宗科先生隆重接待，酒席间我提到了最后一张书法作品创作的事情，正好咸阳兴平的刻碑高手白赠正先生在场，他说我能否欣赏一下。我说没有盖章，你们一起看看。结果，白赠正先生说，我刻了一辈子石碑，什么样的字、字体没有见过，形神具足，堪称绝品，如果你不介意，我免费把你的作品刻在石碑上。我说你看着办，这一篇书法就送你了。酒过三巡，大家又开车去白增正先生家里，看到许多古代、近代名家作品的拓片，现代的他还没有复制过，我应该是第一个。后来，我在电话里跟张旭光先生和米南阳先生提起这件事，他们说，当时通神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毕竟他们岁数比我大十岁二十岁，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石碑刻好了，拓片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送给了两位书法前辈，他们看后，说我太有佛缘了。
到了二零一七年，我又与咸阳的白增正先生合作了“九体心经石碑”的项目，由我徒弟许世章出资。参加这个项目的九位艺术家分别是米南阳、张骥、彭国信、箫宽、韩宝华、朱西林、来永传、康登科、薛林兴。如果加上刻碑的白增正先生，正好十位，我不在其内。在等待刻碑的日子里，我每天读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心经等，要么书写心经画禅画。有一天起得早，书写大悲咒的时候，忽觉得慈悲心升起，不免流泪。一边流泪一边擦泪一边书写，第二天将大悲咒送给我徒弟的时候，他说师傅你写大悲咒的那个时间段，我感应到了，我听完一愣。我偶尔问一下白增正老师，心经石碑进度，他说早着哩，我就忙别的事情去了。突然，有一天在我出门的时候，耳朵里传来了美妙的佛音，但我从来没有听过，因为我家里常年供佛，有听经机。这美妙的音乐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才渐渐散去。我正纳闷哪，白增正老师的电话打过来了，说“九体心经石碑”刚刚完成。这下我才明白了佛经里面为什么总说“妙不可言”。
心经石碑共九块，我和徒弟们开着金杯面包车从北京到咸阳兴平去迎接，回来后放在顺义后沙峪罗马湖大青鱼垂钓园里的清源书画院里，由白增正先生教我徒弟高月拓片，广结善缘。为此我自己掏钱又印刷了“九体心经石碑”的宣传册，广泛宣传这些参与者的功德。我和通州皮村居士林的王林长是佛友，聊起来我听到美妙佛音的事情，他说你和佛的渊源很深，那是佛祖的西方乐队，在你组织刻九体心经石碑完成的时候前来祝贺，表扬你的功德，虽然这里面没有你的作品。
再后来我更多的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广结善缘，拓宽眼界，观摩借鉴各种技法，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基本上我的绘画以福娃为主，以人物为主了，花鸟只是给我的福娃作品当配景，这叫“工有所专”。
确定了自己画福娃的主体风格以后，包括山水、树木、花鸟、动物，其实样样都要涉猎的，这叫“全面涉猎”。你要想画面更丰富、更整体、更生动，就必须把各种技能巧妙的揉进进画面里，使各种要素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于是我一点破全面，全面涉猎，学习山水画法、山石画法、树木画法、各种动物画法。题款知识，也买了杨再春先生的书籍。这些进步，在我的十二张一套的十二生肖图画系列、十张一套的百子图系列画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十二生肖福娃系列，因为每个生肖图都要配一个动物，都要反复构图、反复研究、反复揣摩。百子图系列就需要补上一些和儿童相关的玩具、石块、栏杆、雪堆等能配景的东西。
后来随着对艺术的探索、研究越来越深——画家的、各类题材的，什么画龙的江山、画佛像的、李耀奎，伊杰夫，包括唐卡的桑杰本，还有各种书法、变体书法，我对这个艺术圈就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是江湖的，什么样的是传统的，什么样的是有个人特色的，什么是出不了帖的，什么是行画，我基本都明白了。
艺术的终极是不是信仰，我不敢下定论。但我最后的诗书画作品开始靠近信仰，接近禅味。自古有许多艺术家的作品都有禅味，像唐朝画家王维，唐末五代的贯修画的罗汉，唐代怀素的书法，近代弘一法师的书法等。我也许是岁数的原因，也许是信仰的驱使，自从采访过禅画大家张大华以后就下意识的开始了。看到过他的禅画真品，简约、空灵，这在他的花鸟，人物作品中处处体现。但他好像不练书法，他的禅画上从不题诗或跋文。他只是用极简的笔墨关系表现禅画。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再修习书法，那书法家就没有饭吃了！这也许是个玩笑，仔细品味，还真带禅味。
受到他的启发，我当时给他写完评论，似心有所感，就画了一幅《小僧放筝图》——一个小和尚拉着风筝线。顺便提了首诗：
只见小僧不见僧，天涯茫茫一红绳。
莫惧孤舟世情冷，黑中有白是人生。
推辞排句是雕龙，掩兵布阵成惶恐。
如若他年随风去，化作此诗满星空。
当时把这首禅诗提到画面上，一气呵成以后，我突然感觉到整个人空了，有了一种空寂的感觉，我就是那个正在放风筝的小和尚。我感觉，这才是艺术的空灵美。我把画发给张大华先生后，他十分赞赏，说画面和诗都有禅味。后来，造成了《九体心经》石碑后，我与书法名家米南阳先生都用拓片的残片方法，创作了一些书法和绘画作品。
随着对艺术各领域的不断深入，我看到了诗歌、书法、绘画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幅好的绘画作品，你画得再好，落款题字不行，这画很容易失败。按世俗一点讲，叫没有卖相，要按文人墨客来讲，就是不够高雅。这样呢，我就开始练书法。当时买了很多书法理论的书，基本上喜欢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怀素、王宠的字帖、然后在网上再查一些资料，开始慢慢琢磨这些东西。张旭光先生送我了很多他的教材和个人书籍，我当时还欣赏不了，因为书法相对于绘画难的不是一星半点，学绘画一两年也许就可以卖钱，书法没有十几年的功底，你都不好意思让自己的作品亮相。但我是有自己提高书法水平的办法，集字！就是查书法大字典。把我认为好、喜欢的的古代名家的字，一个一个都集中在我的古体诗歌里，然后书写成篇，这个办法虽然笨拙，但很实用。以至于有一次在四川成都武侯祠举办的画展里，一个女领导很喜欢我的四个大字的横幅，问：您的书法简直绝了，把王羲之、怀素、米芾、王宠的风格都带上了。其实，只有我知道，我是没有系统临过贴的，最多也是看，揣摩，意临。属于纯粹的拿来主义。
这样呢，我的书法和绘画，以及古诗都渐渐跟上，基本上诗书画印可以一起融入同一张绘画作品里了。因为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一个单写书法的书法家，如果功力不是太老练、没有绘画功底，他跟你合作这个书画的时候，你画画他写字，就是两张皮，风马牛不相及，怎么看怎么别扭。所以，我经常给宋庄的徒弟高月、邹双桃的牡丹和剪纸作品题字。
二零一二年左右我和箫宽、王子美、杨秀英等人，参加春泥在北京电视台主持的《五星夜话》栏目，头一天箫宽先生就跟我说，这期栏目的主题是“中秋话月”，嘉宾有于丹、濮存昕、周聆等人，希望我写一首关于月亮的诗歌，安排现场即兴朗诵，我当晚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写了一首《中秋梦李白》的古诗。第二天晚上没想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春泥在我朗诵完此诗后，快步奔到我的面前，举着一杯黄酒，说：“太棒了，来，让我用这杯酒，敬给伟大的诗人”。
《中秋梦李白》诗歌原文：庭院深深夜浩淼，凝露青青石径了。暝目思故乡何处，呼朋唤友尤觉少。饮酒望月月自高，观花赏影影妖娆。风流莫需恋春晚，有志时时看今朝。
再后来，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两个比较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还是值得一提的。
二零一二年左右，受社会活动家刘汉锴之约，参加毕福剑先生主持的《星光大道》栏目，坐在评审团的席位上。记得在和毕福剑先生在台上对话的时候，毕福剑最经典的话是“你是西北龙，我是东北虎。”刘汉锴先生因此送了我一幅毕福剑先生的书法作品“福”字。
二零一零年，受社会活动家刘汉锴之约，随国礼画家吴进良先生出访白俄罗斯，受到隆重的接待。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丁诺夫，以及工商联教育界的人士隆重接待。
其实这些年，我如果想入美协、书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是和这些单位的领导有交往，二是诗兄王爱红当时就在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副刊做主编。受诗兄王爱红的邀请，我当时给宋涤先生和石齐先生的绘画作品配过诗歌，发表在文艺报上。因此宋涤先生还在雍和宫的二环外一家大酒店请我和诗兄王爱红吃过饭，我记得有诗人、艺术评论家沈阳作陪。诗兄王爱红就是在文艺报副刊做编辑的时候入的中国作协、书协、美协。
后来，石齐先生在宋庄搞绘画培训，我的好友画家胡长江带我见石齐先生，一提起这事，石齐先生忙说记得、记得。受胡长江之邀、，本来还想给石齐先生写一篇艺术评论，结果写着写着把石齐先生写成反派人物了，我哑然失笑了，只能就此作罢。
当然，我对花钱进协会、花钱搞包装那一套是不屑一顾的。当时那个年代的宋庄，书协六万，美协三十万，明码标价，只要有关系有人给你办，基本都能进去。花钱到国外获得一个什么奖，回国炒作的事情，屡见不鲜。可挣了大钱的艺术家依旧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像是在玩一个自得其乐、自我陶醉的游戏。可我觉得花钱进美协、书协不叫有本事，花钱去国外领奖，更是荒唐。有多少人为了入美协、书协，出国买获奖资历，把自己搞得穷困潦倒的，把家庭搞得支离破碎的。我对这种喧嚣，一直保持比较警惕、谨慎的态度，也可能是受戴泽先生学院派、雷正民先生官方正统派的影响，觉得自己的艺术水平还有待提高，过分的包装，会给自己的艺术生涯留下污点，这种情况我就不直接点名了，比如说“什么齐白石的再传弟子，米芾、王羲之、张旭、怀素的多少代子孙，什么刘大为、石齐、张旭光的入室弟子”，以后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诟病。
我以艺术评论家的身份进入书画艺术圈以后，随着绘画技术、书法水平，以及综合修养的提高，有许多人拜愿意我为师，其实我心里知道，许多人拜你为师傅是因为我在中国专业人才库管理中心和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做艺术培训部主任的缘故，他们大多是为了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这其中不乏一些老板。真正想跟我学书法、绘画的也就那么几个，比如张萍画的福娃、邹双桃搞的剪纸书法、高月画的金牡丹。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多是我该提醒的提醒一下，告诉他们怎么发展自己是对的。我曾告诉邹双桃，要想剪纸卖的快，一定要在装裱完了，题上书法。告诉高月你的牡丹要卖得快，就要学习琢磨在蓝色纸上，画金色牡丹，结果高月很聪明，一下就琢磨出来了，订单量大增。真正手把手教的，学到了我画福娃精髓的，也只有陕西铜川的张萍，他一路从模仿我的福娃到自己创作，大概用了九年的时间，画出了自己的风格。
再谈一下古诗和现代新诗的事情和趣闻。
小时候虽然我跟父亲、听父亲吟诗作对、平平仄仄，其实我小时候写诗歌也是打油诗，对这个平仄关系和韵脚还是没有太多的概念。就是因为成年开始搞了艺术评论，逼的我又开始钻研古诗，看一些关于古诗创作规则的书，创作一些古诗，主要以古风为主，我还是喜欢李白诗歌里的大唐盛世的豪气。因为我写新诗跟古诗是不矛盾的。新诗是从近代开始，白话文抒情，直白、简洁、明朗，但是古诗呢，严谨、对仗、韵律感极强，它与书法和绘画的关系比新诗要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关于学习古诗歌还有一个经典的传奇故事。
我曾经要编一个《中国新诗书法作品九十九首》的书籍，邀请张旭光先生书写一首徐志摩的新诗，张旭光说："我不写，这个没有韵，我写不出来。"。当时，文怀沙、谢云老先生都题了书名。米南阳先生、雷正民先生、贾玉山先生、戴泽先生、薛林兴先生、张清智先生、王爱红先生等等，他们都写了一篇新诗投了稿，刊登在《中国诗书画印》第一卷，只有张旭光没有写。他说他找不着韵脚。我现在想明白了，当时不理解。自从我开始练书法，研究书法理论，才渐渐明白，对一个没有新诗基础的人，用书法表现新诗是一件很困难得事情，它比较考核一个人的综合修养，否则怎么写怎么别扭。我曾经和张旭光先生开玩笑说：“在书法界，您就是《水浒传》里的八十万禁军总教头，林冲！”。
最早我编辑的这本刊物不叫《中国诗书画印》，叫《中国现代诗歌书法作品九十九家》，就是张旭光先生拒绝书写新诗以后，我考虑到书法界的现状，改的名字，因为不改，征稿工作太慢了，改了也好，《中国诗书画印》更宽、更广。
由于官方身份的便利，让我接触到了更多名家。我的书法、绘画艺术走上了一条比别人更便捷的道路。你比如说我亲自看戴泽先生那个把油画的绘画方法怎么转变成在宣纸上水墨画的感觉，在我拜访戴泽先生的时候，看他亲手作画，给他写艺术评论或随笔的时候，反复琢磨他的技法，我有很深的心得体会。包括他怎样积墨积色、笔法怎么用，怎么题款盖章，加上我有他的原作，他的积墨法、积彩法，我是比较了解的。按照戴泽先生的国画创作的方法，我依此试验，画了一幅《孩子的渴望》的重彩作品，被学院派画家评价很高。这样的状况持续多年，对我的绘画艺术水准提高很快。因为手里有他们的原作，不是印刷品，也不是去展览馆隔着玻璃看的，是亲手拿到手里，可以反复观察、揣摩、抚摸，这样就能学到真东西，而且学得很像，不会走偏。
其实艺术是相通的。它是一个综合体。每一类跟每一类都会产生交集关联。你比如说诗歌和音乐的关系——我喜欢弘一法师那首编成歌、流传百年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在我的新诗里头也融入了乐感，比如说我的《五十一朵莲花阿弥陀佛》，就是乐感打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艺术是需要通感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乐感，它都是互相相通的。一个成熟的作品，它会体现出各个艺术门类的串通。其实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归结为炼金术。我记得早年我在《论纯诗的品质》一文中说——
诗歌有纯度吗？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承认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那么它就像金子一样有了纯度。
首先，纯诗歌的“质”是纯的。它的“质”包括制造“意象”的词语，它的使用，即词语的结合，具有不可重复性，必须有“独一无二”的霸性。词语间不结合的时候，和原先一样，一旦结合就“熠熠生辉”，使它产生的“意象”独立存在，成为“异类”。难怪古代诗人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终极。现代又何尝不是？顾城、北岛、海子、舒婷等都已经占领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他们的名字等同。
其次，纯诗歌的技巧是纯熟的。在一个“意象”和另一个“意象”的连接上必须是巧妙的，也就是要有“天衣无缝”的感觉。在“语气”和“语序”上没有滞涩的感觉，在运转和承接上没有突兀的感觉，在词语的组合上没有累赘的感觉，即词语之间的含义不会相互遮蔽。
其三，纯诗歌表达的意思，一定是高尚的，它述说的一定要是人类纯真的情感。比如说，悲剧美、欠缺美、忧郁美等等，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诗言志”。相反，淫秽的、下流的，即使技巧再纯熟，也达不到“美”的境界。
现在想来，用这个标准套用、衡量其他艺术创作，也未尝不可。
我把诗歌创作的方法用在书法、绘画作品里，会呈现出一种精简、禅意、很有味道的感觉。我本身信佛，对道家也很喜欢。我家里头各种经书，关于佛教典故的书籍都有。关于道教，我爱看风水学，各方面的经书也涉猎，喜欢访道观——你比如说青城山道长唐城青都是朋友，还相互赠了作品。一些寺庙的方丈也是朋友。我觉得宗教文化跟我们绘画是有非常不可分割的因素。你比如说一些石窟、摩崖字、石窟里头的壁画。从此，我就开始把佛教的元素融入了我的绘画作品之中，这种作品不光表现在绘画上，新诗、古诗、书法、宗教意识、都融入了艺术里。
这也是我当初编辑八本刊物起名"中国诗书画印"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完美的中国文人的形象是诗书画印全部都要精通的，它不是一个割裂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就制过一枚印，我自己雕了四面浮雕的龙，自己拿手工雕的，然后刻了三个字——"西北龙"的行草变形。这个事情应该是在1998年左右。我的那个表弟，他是搞书画的，他那有刻刀。我即兴就从他那拿了一块寿山石，用他的刻刀刻了一枚"西北龙"。但是刻完以后我觉得那个印非常有纪念价值——因为那个行草飘逸，盖在纸上以后出现了三个女人的线条图案，也不失行草的漂亮。所以说我后来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为什么出了三个女人呢？因为西北龙，西北属于乾位，阳气太刚，需要三个女人降火。"哈哈，他们都大笑，说你太有才了。其实，这枚印章我之所以喜欢常用，是它的线条透露着禅味。
关于那个"隐归堂"的来历，这也挺有意思。我在天津武清有一套三面环湖的房子，因为正值58岁嘛，马上要退休了，我就把它装修成画室了。我看到这个楼房非常好，是为儿子买的。三面环湖，环境优雅，当时我脑子里潜意识里就出现了"隐归堂"这三个字。
在这之前呢，这三个字没蹦出来的时候，米南阳老师已经给我写好了"聚龙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隐归堂"这仨字蹦出来以后，我就没有去米南阳老师那儿取那个“聚龙斋”，因为修为一到，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这跟米南阳先生的字值不值钱，我喜欢不喜欢一点关系都没。于是，在我的印章里面就多了一枚“隐归堂主”"的印章了。
另两枚印章，“天真画僧”和“天真画僧牙祭”是我在重庆摩围山写生时，拜访云居寺方丈不遇，因此写了一首《寻云居寺观摩围山石林》的古诗纪念。在下山穿越石林正郁郁寡欢的时候，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你不就是天真和尚吗？”立刻顿悟，回来了刻了两枚印章以便纪念。这两枚印章经常盖在我的禅画上。
在书画界闯荡的这些年，有许多名人收藏了我的作品。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丁诺夫先生、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代办巴巴克先生、日本著名演员中野良子女士、著名书法家书协副秘书长张旭光先生、北京市书协领导田伯平先生、军事博物馆领导将军李铎先生、著名画家中央美院老教授徐悲鸿弟子戴泽先生、陕西省铜川市大香山方丈隆道大和尚、中华诗词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少将、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夫妇、陕西省美协原书记吕正涛先生、著名画家董辰生先生、国学大家文怀沙先生、原美协党组书记雷正民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嘉木祥图布丹大和尚、世界珠宝组织联盟副主席武宝林夫妇、著名画家白杨先生，著名歌手蔡国庆先生等等。
如今，我和爱人都退休了，这时候我接到了《人民艺术家网》和《四川文化网》的盛情邀请，做这两个文化网站的特约艺术评论员，担起了采访艺术家的任务，算是发挥一下我这个退休人员的余热。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我进入了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看来，我要把服务艺术作为后半生的终极目标了，可以在一种比较恬淡，有更多时间和自由的状况下，与文朋好友一起吟诗作画，饮酒品茶，研究艺术品创作的技艺和总结一些关于艺术文化方面的理论，为社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至此，就让我用一首古诗，今天中午在张家湾公园里遛弯时，即兴写下的，作为记录总结我前几十年的艺术历程，也是后几十年艺术新征程开始的转折，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献给大家。
丙午年秋归甲抒怀
作者:西北龙
跋
丙午秋杪，行将解组归休。登览燕云，城郭渺然，回念六十余年尘踪，倏忽若驰。人至花甲，不复奔竞，少年襟怀，暮岁复还。偶拈短句，闲绪纷扬，胸中丘壑，尽寓烟岚。功名俗扰，到此释然；退休之期，心自安泰。因书数语，以志此适。
远望燕山城郭渺
秋日阳光与人老
六十年来匆匆过
如今方觉花甲好
信手提笔诗句少
思绪翻飞如稚鸟
旧日情怀迟暮到
皱纹深处烟岚绕
西北龙写于2026年11月7日星期六初稿，11日定稿于北京通州隐归堂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