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亲爱的读者朋友：从这一期开始我们拟连载国学文化学习并研究者巴·钢普力布（道空）先生的关于国学的研究成果。本连载拟从第一章第一节13部“经类类”关于《周易》及其作者开始，并关于《周易》作者之一的伏羲、《周易》作者之一的周文王、《周易》作者之一的孔子及其作品《周易》本身入手，分别对三位作者生平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其后就道空先生对此赏鉴进行大体的一个荐介。客观地讲，我相信中国之大，在这方面的研究指定有超越道空先生的研究范围及其层级（我想善良公允的道空先生不会介意），但道空先生的这个研究我觉得颇为系统、颇为规则、颇为仔细、颇为认真，即使现有与史实的出入之处在所难免，但在绝对意义面前，我们都是相对的执行者，故本人以为颇值一读。道空先生历经穿插耗时23年之久的研究、整理、撰写、捣饬、维缮，从整体文本来看，先生下足了功夫，全赴了精神，耗费了心力，我纵横观察基本上做到了对历史对读者的全勤负责。这种做学问的深耕功夫乃至治学精神与态度模式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值得我虔诚地学习。
为了开篇见益，我们拟将巴·钢普力布（道空）先生的这套著作的“自序”列为开篇读物，这样大家阅读起全套12部关于《经典国学鉴往圣》可能会更加明白这套书全部内容的来龙去脉。本连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国学温习学习的长途跋涉，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互补机会，牢而握之，必获大得。并真情希望读者能从其中领略到国学的风采与精华。
编者：初科汝
【上接第七期】
第一节《国学经典鉴往圣·自序》
我为往圣立
——自序《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
巴•钢普力布
品读弟子文，芽生良多慨然：首先感谢禅觉的抬举与鼓励，其次感谢他的心细陈结之劳，再次感谢他对华夏文化诚恳的敬重态度。但平心而论，如果把我非得和“师”扯上关系，我至多算作小师，原因很简单：我离大师还有十万八千里。惟抱大愿：写铺天盖地字，做无声无息人。
公元1985年那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国学方面的书。这个想法是我在初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之时。那时节，刚刚而立：值人生体性最旺之时，值人性刚骨最烈之际，值求知欲望最盛之刻——每每凌晨伴星月，夜夜几乎丑不眠。精力澎天，事业如日，纳识如虎，声名鹊起不说，所谓的华彩文章央省地县四级媒体，铺天盖地，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所以，那个非常好的想法，三搁四拖，加上岁月过于不经抗，一晃就是七年滞止。
直到1992年，冷不丁几声山雀鸣柳，也一并唤醒了沉睡的我，那个活滴溜溜的想法，不易记忆又颇难忘却的想法再次萌动，重新回防。记得那是个曾经鸿基几时的粮食部门眼瞅着就要分崩离析之时的前夜，我终于再一次握紧尊贵的椽笔，挥毫墨纸于泛篇巨制，才有了这一套《经典国学鉴往圣》12部书的成型问世。初衷很简单，也很高贵，那就是想让国人在不久的将来迎接即将复活的国学回归热，写这么一部书，好让那些在崇敬中求念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们多一个可以翻阅的古哲依据，好让人们更加明白或更多的知道：什么是国学？每一部经典国学的作者是谁？每一部经典国学都写了一些什么，又分别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完成的等等。
《经典国学鉴往圣》是一套完整的国学方面的类似于工具方面的书籍，是一个固化的国学体系丛集，全套育书12部。这一套十二部书收录了315部国学经典里所谓的作者即古哲先贤几百位，其中有14位（孔子门下有的均为无名氏不便列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楞严经》唐代般剌密帝、《无量寿经》三国魏康僧铠、《肇论》东晋僧肇、《法苑珠林》唐代道世、《童蒙止观》隋代智顗、《弘明集》梁代僧祐、《祖堂集》五代静筠禅僧、《五灯会元》宋代普济，他们这些大德高僧译制的都是印度佛经，换言之，属印度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所以不可以正儿八经嵌入国学序列。之所以写入这套书籍，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是外来文化，但却已然中国化了，故。如果说佛学是国学的组成部分，也只能是唐代六组慧能的《坛经》作数，其余都是外来文化，可以敬重，却不可以视为国学。收录这些人物，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书名记号以及作者著述出场顺序而对作者进行罗列排序的，如逢或缺作者的典籍，只写“佚名”或“暂略”即是。该套书籍《经典国学鉴往圣》有一些共性特例，需要进一步说明，以予读者增诠解惑之便：
第一，作者重复罗列。譬如《周易》与《诗经》，这两部经典的作者均有孔子参与，但编著者并未舍弃某一部的作者介绍，而是采取了选角度、定本位、叠复介、强化读者记忆方法，给予了概念似乎重复却又别具角度的介绍。
第二,关于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1240年成书至今，已越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由于原作者失传记笔，今天本人在撰著这样一套史典时意将两位臣工人士记录烁牍，为的是弘扬之弘扬：其一，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我国文学史，有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史学者不能不提，他就是新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将《蒙古秘史》引入国家文学序列、并其后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辛劳，功垂青史，世代不可却忘。他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其二，另一位就是最早译注者余大钧先生。余先生生于1936年，卒于2006年，浙江宁波人，蒙元史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三，关于咸集史书的作者问题。关于史书咸集作者问题，是这部《经典国学鉴往圣》突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拿《旧唐书》为例：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事实未果。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即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实际上《旧唐书》的编纂者、原撰者、加之被参阅之史件的原著者，先后有24人献稿和参与，譬如：刘煦、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柳芳、贾纬、赵莹、张昭远、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王彦威、蒋乂、凌璠、南卓、薛璠、刘肃、李肇、林恩等。当然，这样的定论拢盖是否确切正规，这也仅仅是力布一家之言，尚待智识专家学者确权认同。
第四，关于存续学术争议问题。关于存续学术争议的话题，不是本著作者应该承担澄清的事项，故，不入重思慎撰之列。譬如：《穆天子传》学者姚际恒以为《穆天子传》为伪书（清学者姚际恒1647－约1715）。现在看来，姚际恒的观点有其可参考之处，因为这个人初为贡生，折节读书，涉猎百家，泛滥词章，经纶满腹，然后尽弃之，改专精经学。屏绝人事，专心治经，历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于诸经皆有论说，认为《古文尚书》亦为伪，所列之证据，与阎若璩不谋而合，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攻击图氏之说，又与际恒争辨，但始终不易其说。又著《庸言录》，杂论以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六十九种，真书杂以伪者十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七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四种。其前人辩论精确有价值者，悉载于前，以期征信，使千百疑案昭然。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认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治学注重从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发。为清初最勇于疑古者，有论其考驳伪古文当不在阎若璩（读音：qú ，字义：1.玉环。2.姓）之下。也有谓其未免好为异论。另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而且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这位伊曼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公元1865年至公元1918年)，被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即在敦煌石窟带走大量文书的人)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尚待后人进一步探明勘探。
第五，史载与考果之出入。在考果出入这个问题上《唐六典》比较典型。据史载，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说《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本书著编者巴·钢普力布经过多方阅史查资，将监修、主撰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非十四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将那些沉睡的腕们一个个唤醒，然后再将他们引渡到光明，好与今人一同分享中华文化的无与伦比。
第六，关于作者重复问题。在我研究的整个315部国学经典著作中，有少部分作者我想是：由于学识宽泛、精力沛然、上峰器睐抑或其它缘由，故时有跨书籍以著之象。这就难免形成那部著作在作者介绍上的重名问题。而这套《经典国学鉴往圣》作者，本着介绍内容的避熟就陌、个别叠合、重点涵盖、尽力错致、强化促纳的原则，给予了所谓的反复介绍。譬如圣人孔子：《周易》、《尚书》、《诗经》，三部名典均有孔老圣人参与，也值得照亹（读音：wěi、mén，此处读作第一个音，字义：1.水缓慢流动，无止无休，譬如：清流亹。2.形容孜孜不倦）以荐，不可慵惰略缩。
第七，关于一书多著者问题。一书多著在奔套315部经典里面，不是孤立存在。譬如《晋书》。《晋书》的作者涉及了22位，这22位依次按照古藉原排顺序相列：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其他16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李世民等。也就是说：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也于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之说；再如《唐六典》。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史载《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实际上经过多方查资，将监修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及其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旧唐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编纂者连同分章撰写者，加之参考过的作者所著，前后有如是了得。有鉴于此，巴·钢普力布（道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贤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史海沉钓，将那些沉睡的“腕们”唤醒，将他们引渡到光明，与今人一同分享华夏文化的快感与幸福。
第八，关于作品作者的认定问题。周知，因为年深日久，不少的作品就作者问题真的就成了问题。那么，待考的、存疑的、需要进一步确认的等等诸多情况。如何来解决这些事？本套12部丛书编著者基本上是采用两种态度：一是严格遵循史载；二是实在缺乏史载就近靠拢传说以记，总以为，那怕是先前给予读者一些启发，也总比空缺要良知的多。譬如：东汉时期《太平经》的作者，本书中已经载入作者两名，一是东汉时期的于吉，另一位也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名人宫崇。但其二人均未有足实的史载佐证。故，尽管本著中言之昭昭，却更需要谦虚就范，有待进一步考证，以给予读者更加严谨隙密的阅读记忆与研究的逻辑依据。
第九，《晚清文选》编者问题。尚需特别提及一下的是乃是：所有采选的著作中《晚清文选》属于年代最近作品，他是近现代郑振铎先贤——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民进先驱所编。
第十，关于弟子评价。至于说弟子禅觉对巴子的评价，我明白，那是一种善意的鼓励。谢过。而我既非国学大家，亦非文化大学士，更非国学大师，只是喜欢看书学习，也只是喜欢所谓的研究、琢磨撰写一点东西罢了。仅此而已，而已，而已。
本质地讲，巴子只是做了一点点训诂及其编纂之劳动而已，实在谈不上研究。顺便插一句：究竟什么是训诂呢？所谓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具体指解释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意义。“训”，文字大师许慎先贤在《说文解字》中有释：“训，说教也”。段玉裁注释：“‘说教’者，说释而教之’”。明代梅膺祚《字汇》中有：“训，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 用现代汉语说，“训”，就是用通俗的大白话去解释某些古涩文字的字义；“诂”，诂即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如不聿为笔。“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我以为这个说道亦可。《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训”“诂”二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为《诗故训传》。实际上“训诂”用浅显的话来说，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而今天所谓”训诂”，往往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另一个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之学的一个分支。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从“经类类”第一章《周易》写起，到“道类类”第二章《太上感应篇》结束。第一章“经类类”十三部经典，第二章“道类类”十部经典，共计二十三部经典，二十三篇经典计参与往圣先贤12位之多。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重复作者不在计名之内。譬如：《周易》三位作者其中就有孔子，而《尚书》的作者也是孔子。这样作者只计算一位不会重叠。再如《周礼》的作者是周公旦，《尔雅》的作者也是周公旦，只计其一，未列其二，以免重复，人数多余；第二，有些著作是群体所做，故作者数量不便计算，是能回避。譬如《论语》，是孔子门人所作，这种情况不好计数，只得回避。但这些先贤中，无论监修，还是亲撰，抑或供资，乃至编著，不同程度地为时下的那部巨著倾奉了体心二力方始成就其书。在此，巴子以个人晚生学子的名义，对先贤们的文劳，鞠躬谢忱！
这套《国学经典鉴往圣》是在巴子一边撰写其他作品一边阅读《马克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总共5700万字，前后阅读40年）的穿插进行中参考了数以几百部古籍明贤之著撰写而成，说起来很是不容易。但反过头来看，总觉得意犹未甄所著堪忧，生怕有些史实不符而误导了读者，那时节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转念一想，大家既然可以读懂这些文字，就必然具备着纠偏的能力，有劳了老师们！
尖若立锥，必乏衣食之士；齐如编贝，优登廊庙之贤。一部书看你如何去读，也就是说，看你抱着怎样的心态去读——君子可以读出拯救，小人可以读出灾难。
是为序。
作 者
1992年12月20日初稿
1999年11月19日二稿
2009年12月30日再修
2014年12月13日定稿
封笔于太平洋西岸玛嘎德书屋
（二）典章礼乐，服务统治
制礼作乐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乎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了自己的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在对俘虏问题上，文王采取攻心战术，进行福化领教，恩威并施，使之最终自食其力。这是一整套改造政策。周公反复申明的“天命”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用天之罚”，是禹征三苗时发表的誓词。汤在征服夏桀时誓师词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已经不是单纯反映自然力量的神，天神已经干预人间事务。周公在《牧誓》中也提到“恭行天之罚”。对敌人多讲天命的周公,对“天”的观念已经有所发展。“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就多讲“明德”。“天命”变成可以保持和争取的了。人不再是盲目地服从“天命”，而有了主观努力的可能了，这是积极的。
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一方面他具有无上的权威，但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有“德”，不然天命就要逆转与远移。因而君主、天子不可以为所欲为的，是有条件、受约束的。纣在灭亡前夕还说“我不是有命在天乎?”周公的思想比他，比殷人要大大前进一步。保住天命的条件之一是“保民”，民的状况不能不成为君主认真考虑的问题。参与建新都的除去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这些多是殷的旧有属国。东都建成，周公除去对殷顽民训诫之外，还对这些“多方”训诫。《多士》强调天革殷命，《多方》则突出殷代夏、周革殷，是由于“不肯戚言于民”“不克明保享于民”，于是成汤用“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周“克堪用德”，天才让周“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对“多方”则反复强调“保民”。针对“多方”怀念旧殷，不爱周邦，一方面让他们有田宅;另一方面，如果不听周的号令，则“我乃其大罚殛之”。假如内部和睦,努力种田，“克勤乃事”，天要矜怜你们,我有周还要大大地赏赐。有德者，还可以在王廷作官。为期五年为善，你们仍可以回到本土。
周公在扫平叛乱，营建洛邑之后的问题是，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的谋划，也就是“制礼作乐”。这在周公称王的第六年。“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旦摄政6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之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不久辞世。
周公旦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在东征过程中实施的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周公一职，历代都是由姬旦世袭下来的。但到了考王时期，由考王的弟弟桓公接任周公一职，被封在河南成周。
六、还政成王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
《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底层人）”——农民的隐情。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
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七、篡权夺位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 从春秋时期，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 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八、历史典故
（一）周公吐哺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出《史记》。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又称禽父)去管理鲁地(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而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伯禽，姬旦没有去封国做国君)，临行时他告诫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经很高了。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希望你到了鲁地，不要因位高而盛气凌人”。据说周公为了见到贤人曾“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形容渴求贤才，谦恭下士。出自《史记·鲁周公世家》。
（二）恐惧流言
周公这一成语，说的是两个人：西周时的姬旦与西汉时的王莽(新朝建兴帝)。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世人惯称“周公”。有圣德，辅其兄武王姬发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业。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相代。藏其册于金滕，内容无人得知。后来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尽心辅佐，将周成王抱于膝上，朝见诸候。当时其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滕，成王见了册文，方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归相位。
假设当管叔、蔡叔正四处散布流言诬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时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设金滕之文始终未被成王所知，那么请问，谁人可以说得清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西汉元帝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成帝刘骜的表兄。其人奸诈，依仗外戚专权，阴谋夺取汉家刘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于是预先谦虚恭谨、礼贤下士，假行仁义，当天下人均齐声称颂王莽的圣贤仁义之时，其一反常态，终于王太后处逼得传国玉玺，自立为皇帝建兴帝之国。假设王莽在代汉称帝前就死亡，那谁又会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不君之脸？那其后的史书中他也就成为了一代贤臣，然后名垂青史去了。
（三）惩前毖后
周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儿子姬诵继位，称周成王。因成王年龄很小，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辅佐，处理政务。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们很想篡位夺权，但又惧怕周公，于是就合谋陷害周公，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要谋害成王。夺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断地听到这些流言，对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来一心辅佐成王，却遭到诽谤，为了躲避嫌疑，让成王认清事实真相,他便辞离京城镐京，到了洛阳。后来成王明白了事实真相，悔恨自己听信谗言，于是用隆重的礼仪把周公请了回来。
管叔、蔡叔贼心不死，他们与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叛乱，阴谋夺权。成王命周公率兵镇压叛乱。周公领兵很快就讨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发动的反叛。
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政权归还给成王,使他亲理国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庙祭告祖先。在祭礼仪式上，成王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很有感慨地对文武百官说：“我一定要从以前的惩戒中吸取教训,以防止后患”。
（四）周公之礼
古人讲的行周公之礼指的是行房事(也称为做爱、性交)。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五）周公之梦
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
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
九、历史地位
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十、周公解梦
周公旦周公解梦，是我们古代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却流传甚广。是后人借周公姬旦之名而著。每个人都要做梦，梦之与人犹灵魂之与人，与之俱来，随之而去，伴随人之一生。只要人的大脑之思维能力还在，梦就会长久不衰。做梦不分贵贱、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中外，只是梦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梦如同人的身影一般，既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既虚无飘渺，又真实可见。若说梦是幻觉，然梦中之人物事件，醒后皆历历在目；若说梦是真实之表现，然醒后难找与梦中人物事件完全一致者。有时日有所思，夜即梦之；有时梦中所见，日即遇之。梦之神秘至此，我们的祖先亦早知之，即产生梦文化。 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公解梦》即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在术数史上，很难发现解梦之术，列于此，只因梦文化在民间甚为流传，并能从梦中预测吉凶。
古人根据梦的内容不同，把梦分为以下十五类：
（一）直梦：即梦见什么就发生什么，梦见谁就见到谁。人的梦都是象征性的，有的含蓄，有的直露，后者就是直梦。如你与朋友好久不见，夜里梦之，白日见之，此直梦也。
（二）象梦：即梦意在梦境内容中通过象征手段表现出来。我们所梦到的一切，都是通过象征手法表现的。入梦到登天，其实人是无法登天的，在此，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如天象征阳刚、尊贵、帝王；地象征阴柔、母亲、生育等等。
（三）因梦：由于睡眠时五官的刺激而作的梦。“阴气壮则梦涉大水，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此即因梦。
（四）想梦：想梦是意想所作之梦，是内在精神活动的产物，通常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想梦也。
（五）精梦：由精神状态导致的梦，是凝念注神所作的梦，使近于想梦的一种梦。
（六）性梦：由于人的性情和好恶不同引起的梦。性梦主要不是讲做梦的原因，而是讲做梦者的对梦的态度。
（七）人梦：人梦是指同样的梦境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八）感梦：由于气候因素造成的梦为感梦。即由于外界气候的原因，使人有所感而作之梦。
（九）时梦：时乃四时，由于季节因素造成的梦为时梦。“春梦发生，夏梦高明，秋冬梦熟藏，此谓时梦也”
（十）反梦：就是相反的梦，阴极则吉，阳极则凶，谓之反梦。在民间解梦，常有梦中所作与事实相反之说，在历代典籍中，亦多有反梦之记载，成语中亦有黄粱美梦的典故，唐·沈既济《枕中记》，说卢生在梦中享尽了荣华富贵，醒来时，蒸的黄粱米饭尚未熟，只落得一场空。可见反梦在人的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十一）籍梦：也就是托梦，此类梦在古代书籍中也有不少记载。人们认为神灵或祖先会通过梦来向我们预告吉凶祸福。
（十二）寄梦：就是甲的吉凶祸福在乙的梦中出现，乙的吉凶祸福在甲的梦中出现，或者异地感应做同样的梦。寄梦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感应而形成的梦。
（十三）转梦：转梦是指梦的内容多变，飘忽不定。
（十四）病梦：病梦是人体病变的梦兆，从中医角度来讲，是由于人体的阴阳五行失调而造成的梦。
（十五）鬼梦：即噩梦，梦境可怕恐怖的梦。鬼梦多是由于睡觉姿势不正确，或由于身体的某些病变而造成的梦。
十一、文献记载
（一）史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於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东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後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襃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二）尚书相关记载
●见《尚书》之《周书》相关篇目。
◎《诗经·豳风·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三）何尊铭文历史
唯王初壅（读音：yōng，字义：1.堵塞；2.把土或肥料培在植物的根上。组词：壅塞。壅阻。壅底。壅肿。壅偪。壅积。滞壅。壅噎。壅逼。壅劫。壅培障壅壅掠鄣壅），宅于成周。 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四）清华简系年间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彔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卫）。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归还了公子启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翟人或（又）涉河，伐卫于楚丘，卫人自楚丘迁于帝丘。
《周礼》是儒家经典，由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主目录：《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 、《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考工记第六》。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周礼》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人法天的思想解释）。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第三项 巴子赏鉴
周公制《周礼》。《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经过长时间摸索、总结、梳理，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并且在千百年的文化流转灌输中，始终占据着华夏文化的主导地位，尽管时有被贬的厄运伴随。譬如孔子收徒讲学时，即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这里需要提出特别强调的是：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冠圣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书影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公制《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但《周礼》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至今被国人沿用，且新鲜如初。譬如“三农”一词：“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等等。在这里，我们突出地领略到了：“三农”——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国家提倡的：农村、农业、农民。
由于我们国家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朝又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民间礼仪，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与民进礼仪之书。该著作全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周公并非时值时下清平世界，面对着大好河山，为优异远不及。却《周礼》之威功，丝毫不逊新潮，其细度，密度，确度，导度，益度，永远是指挥华夏民族趋良向好的舵手与定盘准星。
第五节 关于作品《仪礼》及其作者：高生堂
第一项 关于作品《礼仪》
一、作品概况
简说：儒家“三礼”包括《礼仪》。
《三礼》是古代中国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二、作品简介
从春秋礼仪开始，华夏之所以为礼仪之邦已然当该为礼仪之邦。
1.祭祀天、地、宗庙之礼；2.仪礼、周礼、礼记。三礼者，《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昔人谓《周礼》、《仪礼》均系周公所作，《礼记》则系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也。按汉何休疑《周礼》作于六国之时，宋儒亦多疑之。惟刘歆、郑玄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但亦有谓为刘歆伪造者。清代方苞《周官义》已开其端，近人康有为为《新学伪经考》，则亦言为歆伪造无疑也。
古祭天、地、宗庙之礼。《尚书·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 孔传：“三礼，天、地、人之礼”。《史记·五帝本纪》：“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隋书·礼仪志序》：“唐虞之世，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
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的合称。《后汉书·儒林传下·董钧》：“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唐代韩愈《送陈密序》：“今将易其业而《三礼》是习，愿先生之张之也”。 清代方文《赠顾匠先兄弟》诗：“束发受《三礼》，文辞何瑰奇！”
第二项 关于作品《礼仪》作者：高堂生
一、人物概况
高堂生，复姓高堂，名伯，故别称：高堂伯，民族族群：汉族，所处时代：西汉，生卒年不详，西汉鲁国新泰龙廷人、即今天山东泰安龙廷人，龙廷即今天的龙廷镇。该镇位于新泰市东部，青云湖上游，地处新泰、沂源、蒙阴三市县交界处，辖53个行政村，总面积158平方公里。风光秀丽的大汶河横贯东西，碧波荡漾的青云湖镶嵌其中，是资源丰富的泰沂山区宝地，闻名中外的杏梅之乡。
《礼仪》属专治古代礼制。《礼》经秦火，而书不传。汉兴，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本《仪礼》，为当时今文礼学最早传授者。本名：高堂生，出生地：鲁地即今山东新泰龙廷，主要成就：今文礼学最早传授者，弟子：戴德、戴圣、庆普。主要作品：《大、小戴礼》，后代：高堂隆。
高堂生，系春秋齐卿高傒之后。因高傒食采高堂，因以为氏。秦始皇焚书后，典籍无存。谁能心记口诵，继绝表微，担当起传授礼的重任呢？司马迁论说：“许多学者都解说《礼》，而鲁国的高堂生最得其根本。对礼制典章的研究，本来是从孔子开始的，然而经籍被诸侯所来，都不存在了；到了秦始皇焚书，书简散失更多，流传到现在仅有《士礼》，高堂生能解说它（《史记•儒林列传》）”。
高堂生授《礼》，先以《士礼》十七授萧奋，萧奋授孟卿，孟卿授后苍，后苍授戴德、戴圣叔侄。二戴对礼学造诣尤深，所编《大、小戴礼》影响深远，而其说皆“源于鲁郡之高堂生”（《史记•儒林列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名。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据《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考证:《礼经》即《仪礼》。初名《士礼》。《士礼》所言，盖古人进退揖让之节，昏丧燕饮之道。十七篇，在汉代凡有三本：一为戴德本；二为戴圣本；三为刘向《别》本，即郑玄所注本，亦即现今通行本。
二、后世纪念
唐代追封高堂生为“莱芜伯”。《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录有高堂生像曰：
秦历告穷，炎灵启祚。笃生令人，允贞王度。
名教斯崇，礼文有素。勒充告成，式昭余裕。
高堂生死后，葬于今新泰龙廷庄西，据《新泰县志》记载，清初时墓曾塌陷，穴中有石椁，“骨尽露，状甚奇伟，绝不类今人。椁旁有砖，朱镂其上，云：‘汉礼经博士高堂生。’”由当时乡绅张相汉、庠生牛苏等人捐金重修。到了乾隆年间，坟头渐平，荒草侵没，乡民刘昆自愿修其墓，并亲自看护。 清初诗人、新泰知县卢綋（读音：hóng，字义：1.维；2.冠卷）七言绝句《过苗庄谒高堂先生墓》，咏高堂生：
汉制相传起叔孙，咸阳天子始知尊。
当年早见高堂礼，绵蕞区区何足论。
乾隆间新泰知县江乾达有《谒高堂生墓怀古》之作，诗云：
玉皇山下树蒙茸，遗墓丰碑气郁葱。
汉诏特隆经自授，秦交历劫礼偏崇。
苔封马鬣三秋雨，月照龙池万古风。
晋谒祠堂精史在，篇留十七启洪蒙。
三、相关史料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 名。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据《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考证：“礼经》即《仪礼》。初名《士礼》。《士礼》所言，盖古人进退揖让之节，昏丧燕饮之道。十七篇，在汉代凡有三本：一为戴德本；二为戴圣本；三为刘向《别》本，即郑玄所注本，亦即现今通行本。
其次：一为《士冠礼》；二为《士昏礼》；三为《士相见礼》。此三篇为冠昏，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四为《乡饮酒》；五为《乡射礼》；六为《燕礼》；七为《大射礼》。此四篇为乡射。乡以合乡里；射以成宾主。八为《聘礼》；九为《公食大夫礼》；十为《觐礼》。此三篇为朝聘。朝以辨上下，聘以睦邦交。十一为《丧服》；十二为《士丧礼》；十三为《既文礼》；十四为《士虞礼》；十五为《特牲馈食礼》；十六为《少年牢馈食礼》；十七为《有司撤礼》。此七篇为丧祭。丧祭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冠昏、乡射、朝聘、丧祭八者为礼之经，十七篇全包括了。徐生善为颂礼，而任礼官大夫；徐生之子及弟子多因善《颂礼》而升官，但多不通经，其子襄任大夫而至广陵内史，弟子单次等为礼官大夫，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高堂生和徐生在《仪礼》的传授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项 巴子赏鉴
细说：贞观二十一年、即公元647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二十一位先圣前贤配享孔子庙堂，与孔子一起接受祭祀。这二十一人的名单里，就有新泰人高堂生。
高堂生，复姓高堂，名伯，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战国末至西汉初，出生在今山东省新泰市龙廷镇苗庄村一带，高堂生也称为“高堂伯”。高堂生一生的最大、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礼”的传承和发扬广大，被称作礼学宗师，后人称之为礼圣。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诏令焚毁除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外的《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古代文化惨遭浩劫。作为儒家治国之本的《礼记》，也被付之一炬。《礼记》简称《礼》，主要记述儒家对“礼”的论述，是孔子死后门人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各据所闻而撰写的，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文物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苛政猛于虎”和“教学相长”两个出名的成语都出自《礼》。汉朝建立后，崇尚儒术，以礼治国。但是《礼》内容已经失传，只留下一些仪节。当时，只有高堂生能心记口诵，他在《礼》失传的情况下，应诏授礼，是西汉礼学的最早传授者，开创了今文礼学。今文礼学是两汉时期对古代礼学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许多学者都解说《礼》，而鲁国的高堂生最得其根本。对礼制典章的研究，本来是从孔子开始的，然而经籍被诸侯所灭，都不存在了。到了秦始皇焚书，书简散失更多，流传到现在仅有《士礼》，高堂生能解说它”。
高堂生授《仪礼》，先把《士礼》十七篇传授给瑕丘（今兖州）人萧奋，萧奋因为通晓《礼》而被授予淮阳太守之职。萧奋又把《礼》传授给孟卿，孟卿又传授给后苍，后苍又传授给戴德、戴圣叔侄，使礼经的传播日盛。后来，戴德和戴圣编撰《礼记》，使《礼》由师传生受的口头传播形式而成为文字记录的儒家重要经典。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
一是吉礼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特牲馈食礼》，记载一般贵族定期在家庙中祭祀祖先的礼节；《少牢馈食礼》、《有司》记载的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在家庙中祭祀祖先的礼节。
二是凶礼四篇，记丧葬之礼。《丧服》，记载人们对死去的亲属，根据亲疏远近而在丧服和服期上的种种差别；《士丧礼》、《既夕礼》记载一般贵族从死到埋葬的一系列的详细仪节；《士虞礼》记载一般贵族埋葬其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
三是宾礼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士相见礼》，记载贵族与贵族第一次交往，带着礼物登门求见和对方回拜的礼节；《聘礼》，记载国君派遣大臣到他国进行礼节性访问的具体细节；《觐礼》，记载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
四是嘉礼七篇，记冠婚、宾射、燕飨之礼。《士冠礼》，记载古代贵族子弟到20岁时就可以成为本族的一个正式成员，为此而特别举行的加冠典礼过程的详细经过；《士昏礼》，古代贵族把结婚看成是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神圣责任，这篇礼文记载男女双方在家长主持下，从纳采到婚后庙见的一系列礼仪；《乡饮酒礼》，记载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乡射礼》，记载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燕礼》，记载诸侯和他的大臣们举行酒会的详细礼节，酒会上有宫廷艺术家的演奏和歌唱；《大射礼》，记载在国君主持下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参加比赛大会的人都是各级贵族；《公食大夫礼》，记载国君举行宴会招待来访的其他诸侯国大臣的礼节。
至今仍然十分流行并为人所推崇的《弟子规》，就是由清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在参阅《仪礼》十七篇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而编写的。
高堂生去世后，安葬在新泰城东三十五里处玉皇山下的龙廷镇龙廷村。他开创的今文礼学，成为儒家重要的学说，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华民族。
历代对高堂生尊崇有加，唐贞观二十一年（647）高堂生从祀孔庙，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封莱芜伯，明嘉靖九年（1530）改称“先儒”，配享孔庙东庑。乡人对高堂生墓地多次修葺。清初，时任新泰县令卢綋作《高堂公墓表》，其墓为县内一方胜景。乾隆年间新泰知县江乾达曾专程前往龙廷拜谒高堂生墓，吟诗一首：
玉皇山下树蒙茸，遗墓丰碑气郁葱。
汉诏特隆经自授，秦交历劫礼偏崇。
苔封马鬣三秋雨，月照龙池万古风。
晋谒祠堂精史在，篇留十七启洪蒙。
第六节 关于作品《礼记》及其作者：戴德、戴圣
第一项 关于作品《礼记》
一、作品概况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
二、《礼记》内容
《礼记》即指《礼记》，儒家经典书籍。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礼记》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但因《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内容过长，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说。（未完待续）
（编辑 初科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