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茂梃 （2019.05.19）
作者魏茂梃。
4月底回乡探亲，4月30日参加了《高令印书院》开业仪式，粗略地参观了一下书院，感触很深。
我和高令印是同乡，初中、高中同学。虽然他读的是历史、哲学，在厦门大学工作，我学的是无线电通信，在北京，从事军事通信工作，但我们总是保持着联系，特别是退休后，有了电子邮件，联系更密切。我认真地读过他寄来的《中国文化纲要》、《辜鸿铭和中西文化》、《大众佛学读本》等著作。就是他建这个书院，从设想到定名，都交换过意见。
我有两件渴望读书的的例子：一个暑假，我在邻居家找到一本残缺（前几回已经烂掉了）的《水浒传》，如饥似渴地读，忘记下地干活，父亲发现后就批评我，说你哥哥干活很累供你上学，你假期一定要干活。二是另一年暑假，我去阳谷书店，看到新出版的三国演义，兴奋不已。三国演义定价3元，我只有1元多钱（是学校期终伙食结账的结余），正好我村里魏法春也在书店看书，便向他借了点钱，把书买回家。到家后，父亲知道了，他端坐在椅子上，把我叫到身边，说：“孩子，以后不能买这书，课本不买不能上学，课外书太多了，咱们买不起，你哥哥推小车赚几个钱，多难呀！”虽然父亲不急不燥，话音很低，也就这几句话，可是，这话音却像重锤一样砸到我的心上，我站立在父亲身边，双眼泪如泉涌，无言可说。随即，父亲给我了钱，让我去还。现在，看到《高令印书院》，便想，如果当年有这个书院，我会多读很多书啊。
今天的农村，青年都有文化了，也很时尚了，手机、电脑等都玩得很熟，对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也很了解，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了解却不多。史塘村离阳谷县城还有20多里，是典型的农村。在这样一个村里建一个含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高令印书院》，高令印还准备组织人去讲学，为村民通俗地讲解儒家道德伦理、党的农村文化建设等内容。这将对乡村的文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高令印书院》的创建，对贯彻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将发挥巨大作用。
高令印书院，是一个院落，是一个阅读室，是一个讲课教室。但更重要的是蕴藏在其中的精神——高令印精神。
1. 终身治学 不随时俯仰
在《高令印书院》里，有一幅书法家王鹤所赠的：“不随时俯仰 自得古风流” 对联。虽然这是一幅常用对联，但挂在高令印书院，最贴切地彰显了高令印的治学精神。
我们这代人所处的时代，各种运动不断，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比如，文革时期“除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传统文化统统斥之为“封建”、“迷信”加以批判；而后又强调“宣扬”、“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再如知识分子，文革时是“不如狗”的“臭老九”，而后又成为“香饽饽”等等。在这样大变动的环境中，高令印始终坚持治学之路，不为谋权改道，不为求利动心。他能有今天的成就，正是他坚持治学之路的结果。
再有，就是高令印的治学态度。就像文革时期那样疯狂的年代，我不敢说众人皆醉他独醒，但可以说，他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他没像有的学者那样用阶级斗争、扬法抑儒的观点去写历史；也没像有的学者褒奖曹操，几乎把他写成一个没宣誓的共产党员一样。高令印研究朱熹，研究佛教，都是属于典型的“旧文化”，但他不是以现代知识的傲慢态度去对待，而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甚至顶着“批判朱熹”之名研究朱熹，真可谓是苦心孤诣了。
我们这些生于落后农村，在战争年代成长，没有接触过任何书香气味的人，赶上了教育大发展的时代，受了大学教育，但我们的初中、高中都是初建第一届，虽然老师们都很敬业，条件还是很差，所以说，我们的起点很低。高令印能够取得这样成绩，学术上达到这样高度，靠的就是刻苦勤奋。我可以说，他的一生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工作和学术研究上了。
高令印早年在家乡结婚，在文革期间，妻子和孩子才到厦门团聚。在我与他的通信中，他每提到的成绩时，总要感谢他的妻子。说妻子管理全部家务，为他提供了精力和时间。如在2012年12月9日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家事，全部由老伴管，这是我做事的前提。”就是在书院开业仪式，有众多官员、名流参加的庄严场合，他与老伴并排端坐中间，向众人显示建书院是他和老伴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这里，我们可看出高令印是多么珍视老伴为他提供的条件，他把时间看的多么珍贵。
人，忙碌几十年，退休是清闲、享受阶段。可高令印走下讲坛之后，没有了教学任务了，就更专心的研究学问、著书、外出讲学、参加学术活动，仍然是很忙。在去年发来的微信中说：“过去天天很忙乱，不看电视，电脑除打字外，什么也不看。不玩手机，一是不会，二是也没兴趣。近年手机主要功能会作了。网络是知识宝库。”这种生活，完全是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高令印的精神。
能熟练地使用电脑，是高令印刻苦学习的又一例证。我国电脑、网络的普及，大约在我们这代人退休以后的事了。就是我们从事电信工作的同学，也有不少不会使用电脑的。而高令印，一个学历史、教哲学的教授，却能熟练的使用电脑。我在2013年12月9日给他的邮件中说：“你学会用计算机、上网，体现了你的学习精神，也是晚年的一种幸福。”他在回信中说：“我会用电脑，一般的论文都是自己打字，不用写草稿，边打边改，很方便。有长的文章，就请外边店里或女儿去做。不会用电脑太亏了，里边东西太多了。”应该说，电脑已成为他退休后查资料、写文章、学术交流的有力工具，最好的助手了。
3. 乡愁情、报恩心、回报社会的责任感
高令印从1956年上大学开始，在厦门读书、工作、养老，至今已60多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家乡。前些年，他曾给我来信，建议组织老同学到寿张中学（阳谷二中前身）讲课，提高教学质量，以保其声誉。当得知聊城可能要扩建广场，将聊城三中拆除（搬迁）的信息时，他建议我联系在京的阎长贵等老同学写信，申诉我们的意见。现在，以耄耋之年，在村里建设这样个书院，实在令人敬佩。在3月3日，几位在京的三中老同学聚会时，我介绍了高令印建书院事，无不赞叹。阎长贵在给高令印的邮件中写下这样的话：“‘乡愁’——这是人生的一个根本情结。您在家乡建立书院(“高令印书院”，这个名称好，名符其实)，这是咱们同学中独一份，是牢记“乡愁”对家乡的奉献，十分值得祝贺！”
高令印在2013年4月18日给我的邮件中说，“咱们这一生实在太生动了！”并抄写了一段他给大学的一位同学的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的话，“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走下站了半个世纪的讲坛，退休多闲，有暇回顾自己的学问、经历，善始善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时事沧桑，人道牛马。推怆于怀，犹见雪泥鸿爪 之遗，悟有所得。可谓此生未有虚度矣。”由此可知，他建这个书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他的成熟之作、总结之作。
没有相同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们之类人的感情。我可以想象，高令印在“回顾自己的学问、经历”，感到有成绩，“此生未有虚度”时，首先会想到目不识丁的父母，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自己生育、养育之恩， 想到兄弟姊妹、族人、乡邻对自己的帮助，想到同龄小伙伴、小学、中学的同学们、老师们，更会想到，是时代为自己提供了求学的机会，是吃国家的助学金上大学的等等。建这个书院，就是了却这个乡愁之情，报这个恩，回报人民，尽这个社会责任，就是他说的“善始善终”吧。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退休后我在写《我的童年生活》时，几次搁笔流泪，写不下去。我在回家探亲，向晚辈讲述我童年生活时，几次哽咽而止。我牢记，我不仅是家里，而且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应该尽其所能帮助家人、乡亲们做些事情。
我在写高令印，在回想自己，在想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时代。2013年，我在组织编写《聊城三中首届毕业生》时，统计我届同学198人，有177人考入高等学校，110多人具有高级职称、职务。他们基本都同高令印和我一样，出生在世代为农的贫困家庭，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机会。高令印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而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机遇，我们也为时代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尚在世的我们，也在享受着时代发展的成果——过着现代化的生活。
《高令印书院》是新事物，是创举，今后的发展、成长还有个漫长的过程。祝愿《高令印书院》成功！
（编辑 马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