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辉
听老辈人讲，在我出生那年春天，父亲在老宅屋后山坡上栽了一棵落叶松，据说当初这棵树苗只有一根筷子大小，在风中像一根野草。如今，50多年以后，这棵落叶松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如今，那棵历经风雨沧桑的落叶松树，在我心中已是一棵顶天立地的“父亲树”。
1996年11月中旬，父亲在我老弟结婚的第三天早晨，他突发心肌梗塞溘然离世。喜事和丧事在短短三天之间先后登场……
作为家中长子，当时，我如同坐在失重的过山车上，经历这场悲喜交加的变故，父亲生前那张冷面孔一贞贞在我眼前浮现——
父亲生前我很少见到他微笑。然而，在我老弟结婚日子里他却幸福地笑了，这个超乎寻常的表情令我惊讶。在我记忆中父亲总是板着脸，从小到大，无论我在学校成绩如何优秀，甚至，我把成绩单送到父亲面前，他都不屑一顾。久而久之，父亲那张冷面孔成为我最敬畏的印象。
父亲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躁，若是在外惹祸有人找上门来，父亲从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拳脚之后罚跪成为家常便饭。为此，儿时我很少跟父亲说话。而我父亲在我心中是个“两面人”，他对别人很谦和，对上门“讨荒”人他宁可少吃一顿饭，也把食物施舍给乞讨者。
父亲是一位冷面孔儒雅的文人，他是一棵沉默的树。
我身下有三位兄弟，还有自幼身体欠佳的妹妹。
记不清那是哪年，我对父亲的敬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逆转。
一次放学回来，我发现父亲独自在家啃着生硬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糙的玉米面大饼子很难下咽，我见他吃一口，喝一口凉白开水，每次他去乡里开会都自带干粮，省下来白发面馒头带回家中……
我家住在吉林省梅河口市西南偏僻的小山村，当年，父亲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工钱按“公分”计算，每个工时15分。当年，这工值是生产队会计特殊工时费（当年，生产队年终结算，按照年产总值和全年劳动力总工时计算出来的日工值，15分相当于8角钱）
当年，我家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可想而知，父亲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唯一的劳动者，他承受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
我父亲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秀才”，听老辈人说，父亲17岁就是乡村教师，后来，据说我父亲离奇地放弃了教师工作。我父亲双手提笔能同时书写两种笔体的毛笔字，他珠算在全省竞赛中获得过名次，特别是他的水墨画《张果老骑毛驴》作品，他一笔墨，皴擦勾勒浑然天成。
当年农村缺少识文断字人，就这样，我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为小山村里的管账会计……
如今，我家老屋后那棵落叶松在岁月钩沉中聆听往昔－－
记得小时候，每年春节前几天，父亲特别忙。周边村屯和左邻右舍纷纷送来一沓又一沓儿用于书写对联的大红纸，最多的时候，我家大红纸能堆成一座小“山”，每逢此时，时年仅有10岁的我一边无声帮父亲裁纸，一边对折叠出“豆腐方块”，这样便于父亲书写对联。
父亲在写对联前泡上一杯粗茶，他沉思片刻，在笔记本上写出对联文稿，每一家对联内容句子都不能雷同，父亲每一次起笔运势都是一种激情，我在他遒劲的笔墨中一遍遍默念着每一幅对联，每一幅对联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有时我也拿起毛笔，写一些简单的文字，诸如：“福”字，“抬头见喜”之类的吉祥语。
大年三十山村格外热闹，小孩拜年成为习俗，每当我看见家家户户张贴父亲书写的对联，我倍感自豪。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见父亲与挚友谈论书法，他说，“书法就像一棵树，头顶天，脚踩地，笔杆挺直，让每一笔墨都焕发出活力。”
父亲一生留存的墨宝少之甚少，虽然我跟他很少交流，但他每一笔都写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父亲被调到乡政府任农业经营管理站站长，他成了多面手，乡政府的会议纪要、宣传文稿都由他亲手草拟，他的文章接连不断的在省市报刊上刊载。而此时，我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父亲，父亲始终用无言向我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如今，父亲去世已近30年，我怀念父亲，希望在我梦里梦见他那张熟悉的冷面孔，可是事与愿违，每一次梦见父亲都是他的背影，一身中山装站在角落里，他像一棵树。
一个父亲养育的5个孩子，他口挪肚攒每一块钱都是为儿女成家立业。可是，就在他离世前半年，抽了大半辈子烟父亲说戒烟就彻底戒掉了烟。我老弟的婚事让他如释负重，他欣慰地笑了。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离世那天，他躺在灵堂中央，嘴角微微上翘，这是他完成父亲最后使命的临终微笑……
父亲走远了。如今，我也成为了父亲，父亲在我心中是一棵树。
2024年6月16日(父亲节）写于长春
作者简介：
孙昌辉，1964年出生吉林省梅河口市，职业新闻记者，2003年至2020年任《中国产经新闻报》吉林记者站站长，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主任记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会员。
(编辑 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