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壁与中国水墨画

　　20世纪过后，中国文化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而中国水墨画在20世纪所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黄君壁与中国水墨画

　　“渡海白云贯古今——黄君璧黄湘詅父女作品展”于上周六在上海美术馆揭幕，此次展览除了展出黄君璧各个时期的佳作50余幅外，还有其女儿黄湘詅的作品20余幅。看似一个来自台湾父女两代艺术家的展览，其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黄君璧在中国美术圈内并不陌生，但对圈外人士提及，似乎要费点口舌，除了经常出入拍卖会的主，一般都没听说过。不过说起张大千，大家也许会“哦”上一声，那么对黄君璧的介绍，恐怕就要借力于这位响当当的名士了。在两岸现今的当代美术史论中，黄君璧与张大千，还有那个“旧王孙”溥儒(溥心畲)，并称“渡海三家”。渡海者，1949年江山易帜之际不约而同去了台湾。故而“渡海”二字，其实铭刻了中华民族一段不能回避、未免惆怅与伤感的历史记忆。

　　踏浪渡海，接通中国美术的命脉

　　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上，黄君璧是一个与时代难以剥离的特殊个案。

　　这一个案的特殊性在于：黄君璧出生在19世纪末期，在他差不多百年的人生历程中，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画的历史变化。在上世纪初，黄君璧率先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没有像同时代许多精英那样，通过负笈海外而获得留学的身份或西学背景，而是恪守传统的观念与方式，通过苦心孤诣地临仿古人墨迹来夯实了自己的艺术根基。但是黄君璧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他没有像清初旗帜性画家“四王”之一的王石谷和历史上的那些仿古派那样泥古不化、踌躇不前，而是像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那样遍游名山大川，用水墨感受四季的风晴雨雪，风云际会中的情势变化。

　　从上世纪20年代起，黄君璧先后在广州美专、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院校任职，教授中国画，与张大千、黄宾虹、徐悲鸿等共事、结友。渡海之后，台湾的战时生态对知识分子而言也是一个前途难卜的运程，但黄君璧自觉肩负文化使命，远离政治而一心投身教育，他发现台湾在日据时期实行文化殖民，在美术教学和创作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本省受日本统治有年，所有画风都受到日本熏染，尤其是画体画法画迹画论，以及中国画家应有的思想观念等，在政府方面应该随时提倡中国画，当渐渐能使彻底改革，自行归宗。”

　　纵观此后数十年黄君璧的亲身实践，可以发现他不仅延续了在大陆的教育生涯，重要的是与张大千、溥儒等美术大师一道，接活了中国美术的正统血脉，使中国传统水墨在台湾这个被殖民者称为福尔摩沙的土地上，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建设与文化的拓展，凸现了像黄君璧这样来自大陆的画家所特有的历史地位。再从创作追求上看，“渡海三家”以及同时代画家在一个陌生的时空中追根溯源，在画理与技法上获得正宗的确认，同时以历史的观照与眷顾，表达了对身份的确立，对家园情结的寄托。

　　黄君璧担任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22年，以中国文化艺术的正脉，驱逐殖民文化，特别是系统地把国立艺专的教育体系和一批艺专的著名教授、校友引入了台师大，为台湾培养了大批美术师资和新一代深谙中华文化的美术家，桃李芬芳，成绩卓著，刘国松、刘墉等实力派画家都是他的学生。宋美龄也跟黄君璧研习国画，在他70岁生日时还送了一幅自己画的山水以示祝贺。

　　黄君璧晚年更是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频频到欧美讲学，荣膺世界各国多个大学的荣誉学位。黄君璧后半生为“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鞠躬尽瘁。

　　白云苍狗，不可假设的历史

　　黄君璧年谱编写者、中国美术馆研究员陈履生认为：如果黄君璧固守在南海故里，或局限在广州一隅，那么，他就有可能像国画研究会的诸多同仁那样，终其一生只是一个传统绘画的守护者，只是一个组织或一个类别中的一员。不同之处在于，他融入到了新的社会之中，在广泛的交游中，又进入到现代艺术教育的体系内，从而在完成身份的转换之后，艺术上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在新学的体系中，黄君璧鹤立鸡群的旧学才智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价值，所以，他受到了新国画与新水墨的宠爱和礼遇。

　　在“渡海三家”中，与张大千和溥儒相比，黄君璧寿命最长，执教时间最久，学生范围最广，所获殊荣最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君璧最小的爱女、从小跟他学画的黄湘詅女士透露：黄君璧与徐悲鸿私人关系极好，1927年在广州与徐悲鸿订交，即成莫逆。抗战军兴，他与徐悲鸿一起在迁往大后方的中央大学任教，接触更加频繁，他们一起策划办全国美术展，互赠画作。徐悲鸿还为黄君璧画过像，并题诗：“天下何人不识君，黄君到处留清名……”1940年中国美术会在重庆成立，黄君璧与徐悲鸿同为理事，合作相当愉快。抗战胜利后，曾协助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参与重建。

　　因此黄湘詅说：如果我父亲1949年后仍然留在大陆，徐悲鸿先生一定会聘他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她对大陆的情况所知不多，礼聘是可能的，但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就难说了。她又天真地认为：“以徐悲鸿美术界祭酒的显赫地位及他与中央领导人的良好关系，一定会在大陆历次运动中，保全我父亲平安无事的。”

　　陈履生也认为：“黄君璧如果不去台湾，那么黄君璧的历史将和许多同时代的内地画家相似，他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磨难而演绎九死一生的悲剧，因为他在1949年前的那段复杂的人生交游将是命中注定。黄君璧在历史的拐点上没有跟随徐悲鸿，这也就为50年代的两岸画坛分设了不同的标杆。”

　　事实也是如此，新中国初建后的50年代，在黄君璧留守内地的同人及同时代画家努力探讨传统国画如何为新政权服务的时候，当“新国画”不知不觉偏离传统文人的方式的时候，黄君璧不仅可以依然如故地画自己所想画，并开始建构“瀑畔幽居映白云”的新格局，而且享受着像齐白石在内地一样的崇高礼遇。同时，黄君璧能够远游欧美进行文化交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外美术交流的一段空白，同时广开眼界，也拓展了他绘画表现的题材和空间。

　　陈履生还对记者强调：20世纪过后，中国文化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而中国水墨画在20世纪所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当带着诸多疑问的内地艺术家与黄君璧这样的艺术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所产生的共鸣，为新的时代提供了历史的借鉴。黄君璧的学术意义正好像他画中的白云一样——横贯两岸。

                                                          （编辑 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