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裂度：即在没有确定造福或撕破脸皮对象之前，仅仅是一念之间的玄虚”。“裂度”作为道空先生首创的一个哲学命题，我初步理解为：它包含着情感向度在不确定之前的漫无目的性，所有思维是一盘散沙，无法合并拢型为一个整体的思路模式（这个理解在后来得到了道空先生的赞许）。我是携带着这样的探索情愫开始编辑而与这些文字谋面的。我想，读者朋友和我的情怀是一致的，都是一帮喜欢学习研究学问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拟连载巴•钢普力布先生有关哲学话题的文章《“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命题简论》，怀着好奇的心认真读完了这篇文章，试图探究“哲学”为什么要“拘谨”？而“文化”又如何“放肆”？将近六万言文章中文化侧点多有繁荣，但归结起来文章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态势威胁一定要携带本质同时抵达，否则一旦实质露白便大事不好。因此我坚信：哲学的单极时代早已过去，哲学的宗教权力与文化的民族义务，就“拘谨”与“放肆”源自判断角度而言：至少他它们在真的在乎过它们彼此之外，也一并真的在乎过我们，所以并非对立。‘放肆’是以‘谨慎’‘变量’的姿态出现，而‘拘谨’不是‘憋屈’‘现量’的持续。”相信，在您认真读完巴先生这篇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性简论之后，当会如我，获得您所需要的清新文化的滋养。
——文心
【连载之六】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命题简论
作者：巴•钢普力布
【接上期】
文化属于大显性文化本体的祖概念。既然有“显性”必然有“隐性”，何谓“隐性”文化？就是“文化素”，意即没有进入直接的文字表述序列。譬如三座大山的“山”，譬如第二条河流的“河”，譬如一轮明月的“月”，这些“文化素”在没有命名之前都属于“隐性”文化，亦称之为“文化素”。所谓的“大显性文化”即千百年了已然进入以文字符号为表述方式的序列。当然除了祖概念之外旗下尚有诸多子孙概念，譬如：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语言文化、谋略文化、攻防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大婚文化、丧葬文化；复譬如数学文化、力学文化、理学文化、道学文化、儒学文化、史学文化、哲学文化等等。显而易见，“哲学”同样是一个文化概念。道空无意将大显性文化（一艘祖文化航母）VS一只微型渔舟（子孙文化）进行投桃送李般的较量，而是有意将它们除去身份体量的不同之外，裂变为一双文化阵营的对垒对象，然后进行不同角度和含义别裁的内涵角逐与读者再认知，再然后梳理出显性大文化与带有半隐形状态的哲学文化的非共生点与共情质地，以此来甄别出“拘谨”与“放肆”的特征及其多向利弊价值的归宿，并触发人类在智慧面前撬动更为有效的自觉能力。
——作者手记
（十二）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是时代的必然矛盾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是时代的必然矛盾吗？“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时代的必然矛盾探讨。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是时代的必然矛盾吗？结合哲学、文化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首先明确“哲学拘谨”可理解为哲学强调的理性、中庸、系统化思维等特质，“文化放肆”可能指文化表达中的自由、突破常规、多元甚至激进的表现。搜索结果中涉及哲学的本质、中庸思想、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等内容，可从中寻找关联依据：一是哲学的特质与“拘谨”的体现。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研究世界的一门学问”，注重逻辑、反思与批判性思维，其核心使命之一是“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帮助个体建立认知世界的思维系统与价值体系4。这种特性可能表现为对过度放纵行为的约束，强调理性与适度。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之德，具有“防止人在行为方面的过分拘谨或放肆”的作用，主张平衡与适中。这里的“拘谨”若从负面角度理解（如过度保守），则与哲学追求的理性平衡不同；但从规范行为、避免极端的角度，哲学确实倾向于引导适度而非放肆；二是文化的动态性与“放肆”的可能性。文化是语言、价值观、艺术等的综合体现，具有时代性和多样性。搜索结果提到“人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且文化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3。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可能表现出突破传统、追求创新的“放肆”特征，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或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化表达更倾向于挑战既有规范。这种“放肆”并非无序，而是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表现，与哲学的反思性可能存在张力，但并非必然矛盾；三是时代精神与二者的互动关系。哲学被认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与升华。当时代处于变革期，文化可能更显“放肆”以推动进步，而哲学则通过系统化思考整合这些文化现象，提炼普遍规律。例如，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文化呈现多元甚至碎片化特征，此时哲学的“拘谨”（批判性思维、理性审视）反而成为应对混乱的重要工具，二者可形成互补而非对立；四是非必然矛盾，而是动态平衡。哲学的“拘谨”本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和对意义的追寻，文化的“放肆”是创新与表达的自由。二者在特定时代可能因侧重不同而显现张力，但并非必然矛盾。哲学通过反思为文化提供方向，文化则为哲学注入活力，共同构成时代精神的两面。正如“中庸”所倡导的平衡，二者的理想关系应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而非对立冲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动态平衡更凸显哲学“现世的智慧”与文化生命力的统一。
（十四）“哲学拘谨”和“文化放肆”其本质是冲突还是互补
哲学拘谨和文化放肆，本质是冲突还是互补？哲学拘谨和文化放肆是进步还是倒退？“哲学拘谨和文化放肆是进步还是倒退”这一问题涉及对哲学与文化特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从提供的搜索结果来看，“拘谨”和“放肆”更多被用于描述个体行为、社会现象或词语本义及引申义，并未直接涉及哲学与文化的这种对比。不过，可结合搜索结果中对“放肆”的定义及文化与哲学的一般关系进行分析：
1.“拘谨”与“放肆”的语义基础
“放肆”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指“轻率任意，毫无顾忌”，带有贬义，强调行为的无约束；而“拘谨”则指行为或态度过于谨慎、拘束34。若将“哲学拘谨”理解为哲学研究的严谨、审慎（如逻辑严密、论证规范），“文化放肆”理解为文化表达的自由、突破常规（如艺术创新、思想解放），则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能在不同维度体现进步。
2.哲学的“拘谨”：理性与规范的进步意义
哲学的核心在于对真理、价值、存在的理性探索，其“拘谨”（严谨性）是学术进步的基础：一是逻辑与论证的规范。哲学通过概念界定、逻辑推理、批判反思构建体系，这种“拘谨”避免了思想的随意化，推动认知深化。例如，哲学对“放肆”一词的语义溯源（如从古代“弃市”到现代“无顾忌”的演变），正是通过严谨考证实现对语言文化的理解；二是避免极端与偏见。如果说“极端”是悬梁的绳索，那么，偏见不用问一定是自刎的利器。所以，学哲学或应用哲学，一定是持恒审慎的态度，这样有助于平衡文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过度放纵，引导思想向更深刻、包容的方向发展。
3.文化的“放肆”：创新与活力的体现
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放肆”（此处取中性偏积极的理解，即突破传统束缚）可能促进文化进步：一是艺术与思想的突破。历史上许多文化革新（如文艺复兴、现代主义艺术）源于对既有规范的挑战，这种“放肆”推动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二是社会观念的解放。文化通过自由表达反映社会需求，例如对传统礼教的“放肆”批判，可能推动性别平等、个性解放等进步理念。
4.二者的辩证关系：平衡而非对立
哲学与文化的健康发展需二者平衡：一是哲学对文化的引导。哲学的“拘谨”为文化提供理性框架，防止文化陷入无序或低俗化。例如，伦理哲学对文化中“放肆”行为的批判（如反对暴力、歧视），维护社会价值底线；二是文化对哲学的滋养。文化的“放肆”（多元表达）为哲学提供新的研究对象和视角，推动哲学关注现实问题（如网络文化、亚文化对传统哲学命题的挑战）；三是进步与否取决于平衡与导向。若失衡则可能倒退：若哲学过度“拘谨”（僵化保守），会阻碍思想创新；若文化过度“放肆”（缺乏约束），可能导致价值混乱、文化浅薄；四是平衡则是进步。哲学的严谨与文化的开放相辅相成，前者确保思想深度，后者激发文化活力，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更理性、多元的方向发展。搜索结果中提到“文化是在人类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哲学塑造着文化的精神”5，印证了二者协同进步的重要性。哲学与文化的互动需以“理性约束下的自由”和“自由激发下的理性”为目标，而非简单评判“拘谨”或“放肆”的优劣。
哲学视角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互补也存在互克，这两种关系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冲突或互补，而是复杂多样的互动模式，具体取决于个体、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差异和互动方式：一是互补性。在个人层面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特质、技能和经验，这些差异导致了人们在各种方面的互补。例如，一个人可能在逻辑思维方面非常擅长，而另一个人可能擅长情感表达，他们可以互相补充，从而在合作和交流中获得更好的结果。在社会层面上，不同职业、背景、知识和技能的人们可以共同合作，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在文化层面上，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系统之间也存在互补性，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补，可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加深相互的理解和尊重；二是互克性。互补关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或争议。有时候，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引发冲突或互克。这种冲突可能源于竞争、权力斗争或对立的观念。在自然状态下，生存竞争和资源竞争是人与人之间互克的主要表现。在社会状态下，互克现象逐渐由生存竞争和资源竞争转化为社会竞争和文化差异。然而，互克是可以通过沟通、理解和尊重来缓解的。
5.道德哲学在跨文化冲突中的作用
道德哲学通过提供普遍的伦理原则，有助于调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差异，促进跨文化对话与彼此理解。它强调个体与集体的权利与责任，有助于培养跨文化冲突中的个性尊重与包容态度，减少误解与冲突。此外，道德哲学为跨文化冲突提供了行为规范，指导个体在冲突中如何做出道德选择，减少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哲学拘谨”和“文化放肆”的本质既不是单纯的冲突也不是单纯的互补，而是取决于具体情境和具体互动方式的缘现态势。通过理解和尊重差异，可以促进互补性关系，减少互克现象，实现更好的合作与和谐。
（十五）“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哪个更符合现代文明方向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哪个更符合现代文明方向？关于“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哪个更符合现代文明方向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一种新型现代文明类型，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明自觉；三是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推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主张“自古知兵非好战”，“战”的意涵是“止戈”而非霸凌、掠夺、压迫。中华民族秉持“化干戈为玉帛”、“和为贵”的基本价值观，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对比。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强调的是文明的和平性、包容性和统一性，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因此，更符合现代文明方向的是能够体现这些特性的文明形态，而不是简单地用“哲学拘谨”或“文化放肆”来描述。
（十六）哲学与文化冲突与时代必然现象
哲学与文化冲突是时代必然现象吗？不是。哲学与文化冲突并非时代必然现象，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冲突，冲突更多源于某些生活态度在特殊环境下的对立感和不安全感。
国际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先生指出，西方生活世界中充斥着严重的戾气，产生着紧张的危机感。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更为和谐，有悠游逍遥的本体气质，使人得到安顿。“更使人得到安然悠闲（道空语）”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以不变的永恒为真相，以变化中的现象为虚假，这种本体二元论的对立影响了西方哲学到近代，导致主客矛盾，使人不得安宁，需要求助于超越的宗教，这些东西成为世界动荡不安、恍惚不定的基本原因。西方人因早期发展中的经验和遭遇，对变化的世界怀有恐惧感，保存了畜牧时代的野蛮精神，导致冲突逻辑驱使下的霸权征服，如罗马继起到中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欧洲内部战争，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说是这种冲突逻辑驱使的结果。
相比之下，中国农业化开始较早并逐渐完善，是中国出现的二次社会分工的结果（手工业与畜牧业是农业的分工），生活在中国大地的族群更早脱离了畜牧生活的暴力，形成了安定的生活文化。因此，哲学与文化冲突并非时代必然现象，而是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和谐共处、相互借鉴的理念。
（十七）文化放肆泛滥是否预示哲学精神的衰落
文化放肆泛滥是否预示哲学精神的衰落？“文化放肆泛滥”与“哲学精神衰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需结合具体文化现象、哲学内涵及社会背景综合分析。从提供的搜索结果来看，并未直接探讨“文化泛滥”与“哲学精神衰落”的关系，但可从文化现象的社会影响、哲学精神的现实意义等角度间接探讨：
1.文化现象的多元解读：娱乐化与哲学精神的张力
川渝地区的麻将文化被视为“松弛感下的生活哲学”，这种文化现象被部分专家认为可能带来“过度娱乐化影响经济活力”的争议，但也强调其作为社交载体、压力缓冲器的作用，甚至引用心理学研究说明其增强人际联系、减轻焦虑的功能1。这提示我们，文化现象（包括所谓“放肆泛滥”的娱乐化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其对精神层面的影响并非单向。若“文化泛滥”指过度追求感官刺激、碎片化信息传播，可能挤压深度思考空间；但若其承载社交、情感调节等功能，也可能为哲学精神提供现实土壤——哲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对意义、价值的追问，而非特定文化形式的排斥。
2.哲学精神的本质：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哲学精神并非依赖特定文化形式存在，而是体现在对真理、理性、人性的探索中。历史上，即便在文化表象纷繁复杂的时期，哲学仍能找到其表达方式。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面临社会动荡与文化变革的喧嚣，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仍以“战神”的决断与激情推动思想革新，强调“科学、自由、民主、共和”的价值追求，展现了哲学精神（对理想社会、个体价值的思考）在文化激荡中的引领作用2。这表明，哲学精神的存续与否，关键在于社会是否保持对终极问题的关注，而非文化形式是否“泛滥”。
3.警惕文化异化：避免哲学精神的边缘化
若“文化放肆泛滥”表现为消费主义主导、工具理性膨胀、深度思考缺失，则可能间接导致哲学精神的衰落。哲学精神需要反思的空间、批判的态度和对超越性的追求，而过度娱乐化、功利化的文化可能导致思维浅表化，削弱人们对复杂问题的探究能力，这样自然会出现“寒号鸟”的定式。但这种风险并非不可规避，正如川渝麻将文化中“胜负不再重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理解”所体现的文化也可承载非功利的价值导向。关键在于文化能否平衡娱乐与深度，能否为哲学精神提供表达渠道（如通过艺术、公共讨论、教育等）。
4.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共生可能性
“文化放肆泛滥”未必直接导致哲学精神衰落，二者的关系取决于文化的方向与哲学精神的适应性。若文化能回归人文关怀，鼓励批判性思维与价值反思，即使形式多样，也能与哲学精神共存；反之，若文化沦为纯粹的感官刺激或工具，缺乏对意义的追问，则可能削弱或碱化哲学精神的土壤。从积极角度看，文化多样性本身为哲学提供了更多观察现实的视角，而哲学精神的使命正是在复杂文化现象中提炼出坚强的普遍价值，引导文化向更有深度的方向发展，哪怕是匍匐前行。因此，与其担忧“衰落”，不如关注如何在文化实践中注入哲学思考，使二者相互滋养。
（十八）界定“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的临界点
如何界定“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的临界点？关于“如何界定‘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的临界点”，在提供的搜索结果中没有直接相关的信息。以下是基于现有知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之间的临界点是一个复杂且主观的问题，它涉及到对文化表达自由和个人责任的理解。以下是界定二者临界点的一些考虑因素：一是尊重他人。“文化放肆”不应该由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为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个人尊严等。当文化表达开始攻击、贬低或歧视特定群体时，就可能超出了哲学精神的范围，自然会导致良知退化；二是遵守法律法规。任何文化表达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必须为这个时下的社会服务，都必须是围绕那个时下所有氛围的诉求二展开。当“文化放肆”违反法律，譬如传播仇恨言论、色情内容或违法行为时，就超出了法律和社会道德的界限，超越就意味着受惩罚，就像道空曾经说过的“红绿灯”：红绿灯是一件很感性的事件，但当你突破了这个感性，就意味着你突破了感性以外的理性，突破了理性，你就要接受惩罚；三是促进社会和谐。哲学精神通常追求真理、智慧和道德，旨在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如果“文化放肆”导致邻里失和、人群失睦、单位失合、社会分裂、民族冲突或阻碍了的社会进步与发展，那么它可能偏离了哲学精神的目标，也就意味着你的罪过大之矣；四是自我反思和约束。文化创作者和参与者应该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意识到自己的表达可能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并在必要时进行自我约束。由此可见，界定“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的临界点需要综合考虑尊重他人、遵守法律法规、促进社会和谐以及自我反思和约束等多个因素。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和维护。
（十九）文化放肆泛滥最核心的哲学隐忧
1.儒家缺陷
文化放肆自会酿成一定程度的泛滥之势，其最核心的哲学隐忧是什么呢？文化放肆带来的泛滥可能带来多种哲学隐忧，我们可以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下梳理：一是儒家文化中的形式主义与逻辑创造力缺失。韦伯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乏逻辑创造力，形式主义泛滥，经济管理上缺乏科学分析和管理能力，导致放任自流或仅依靠吟诗作赋式的管理方法。韦伯认为儒家培养出来的人毫无逻辑创造的才能，且在实际经济管理方面能力不足。
具体而言，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指出，儒家文化并非实学，而是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其教育体系不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实学科目，而是侧重于经典文献和传统经典的研究，导致培养出来的人缺乏逻辑和创造性思维。此外，儒家文化中形式主义泛滥，人们在生活中追求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甚至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加剧了逻辑创造力的缺失。在经济管理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管理能力，往往导致放任自流或仅依靠吟诗作赋式的管理方法。韦伯认为儒家培养的人最核心的三个缺陷是缺乏逻辑创造力、形式主义泛滥和人才培养教条化。还有：一是缺乏逻辑创造力。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不是实学，而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其教育体系存在缺陷，既不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基础学科，导致培养出来的人缺乏逻辑创造才能。生活里都是一些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的甚至是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以及引经据典的考证，这也造成了形式主义的极度泛滥；二是形式主义泛滥。在儒家文化中，形式主义泛滥，人们在生活中追求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甚至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这种对形式的执着进一步加剧了逻辑创造力的缺失；三是人才培养教条化。儒家文化培养的科举人才教条主义明显，缺乏经世致用能力，掌握的知识无法转化为劳动生产价值，导致社会思想僵化，限制了对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接受。
2.韦伯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对象
马克斯·韦伯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对象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体系的局限性。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不是“实学”，而是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的“虚学”之局部适用之学。譬如学校不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学科，导致培养出来的人缺乏逻辑思维和创造力；二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儒家文化在生活中表现为精巧的文字游戏、婉转的表达方式以及引经据典的考证，这就造成了形式主义的极度泛滥，使得经济管理不得要领而放任自流，没有人能够形成有效的管理本领；三是官场风气的不良影响。官僚阶层追求绅士的儒雅风度，崇尚清谈，交流中完全排除实际政治、经济问题，最高处事理想是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谦谦有范的雅士，这就导致了流行语官场形式主义的流行和泛滥；四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儒家如何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道德自我约束，不适合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即使是在今天的面对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儒家文化究竟是一种助力还是拖后，在具体的细节上不好做出恰当的界定，但毫无疑问，仁义道德是改开成功的大前提，如果没有安稳良好的国家形势和国人人文本有的精神状态，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谈何容易。
马克斯·韦伯批判儒家文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他认为儒家文化及其教育体系的局限性导致了形式主义泛滥，阻碍了逻辑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管理，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观点反映了韦伯对儒家文化在社会、经济和教育层面的深刻影响的批判性思考。道空倒是觉得，他的批判有些“轮空”的嫌疑，譬如“经济管理”，如果没有良好的人文修养，谈什么“管理”。这个人文修养不是别的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教育熏陶的结果。中国之所以成为礼仪之邦，离不开儒家的莘莘之育。
3.马克斯·韦伯批判儒家的偏颇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用来强行适应社会，结果变成了剥夺底层人民精神追求和控制他们的道德绑架工具。这种认知有失偏颇，至少不够精密。“封建帝王”用以统治国人，而非儒家本身之过，而是儒家思想本有的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度的理论指导。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当普世。马克斯·韦伯指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对比。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了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和伦理观念，认为新教徒的精神在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儒家伦理并不看好商人，将他们视为小人喻于利，这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不是完全沿袭某些陈腐的老套路，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所以，中国能在建国短短的七十多年里取得美国二百多年的国家业绩。这恐怕是马克斯·韦伯没有认真计算过的结果。韦伯批判儒家的本质动机在于揭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以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不兼容性。他认为儒家文化无法催生现代科学和理性经济管理，这与西方新教伦理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批判反映了韦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深刻思考。
（二十）并非审丑现象的泛滥带来互联网时代审丑现象加速泛滥
1.并非出现审丑现象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侵犯与亵渎，制造变态的低级趣味，消解、腐蚀主流价值观，拉低整个社会文化的高度，同时也拉低了华夏民族本有底气性人文高尚，这便是某些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破坏他人声誉和道德天平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意会：文化放肆泛滥可能带来的核心哲学隐忧包括形式主义、逻辑创造力缺失、审丑现象泛滥等。这些现象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但是，文化放肆是否意味着哲学精神面临系统性危机这种认知便大大过头。“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是否面临系统性危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文化放肆与哲学精神的关系。文化放肆可能意味着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混乱或无序的现象，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哲学精神面临系统性危机。哲学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对文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之上，而不是简单地反映文化现象本身，有这样的认知是否存在太过肤浅的嫌疑；二是哲学精神的体现。哲学精神、包括哲学文化自身在文化领域中体现为对文化现象的深入思考和批判，譬如对文化认同、科技变革、消费文化等问题的哲学反思。这些反思和批判是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文化放肆的情况下，哲学精神仍然可以通过这些反思和批判来体现；三是哲学精神面临的挑战。尽管文化放肆不直接参与哲学精神面临系统性危机的活动，但文化领域的混乱贤相不可忽视，这便可能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思想混乱问题，这可能对哲学精神的发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譬如事实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价值公共性将被大部分摧毁，这可能影响哲学精神的严肃性、公共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但文化人务须搞明白：“文化放肆”并不直接等同于哲学精神面临系统性危机，哲学精神仍然可以通过对文化现象的深入思考和批判并纠偏来实现不如规范的轨迹，但它一定需要面对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社会思想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拿出解决这些问题深刻的应对办法——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没有出现“审丑”现象，依旧处于审美的最前沿，最高端。
2.哲学精神在当代文化中的最大危机
中国哲学似乎处于断带境况，因为远去的诸如先秦哲学在没有亡故的情形之下，大部分奄奄一息日暮西山而不堪大启了。但中国哲学精神在当代文化中最大危机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需要哲人们认真掂量。中国哲学精神在当代文化中面临的最大危机道空以为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我们会确无规避的必要如是说：一是精神家园的丧失。当代社会中，由于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逐渐被忽视，反驳儒家声浪不绝于耳，仁义礼智信导致了国人“软趴趴”的个性以外，亦导致了利用儒家反叛思想启动的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和权力崇拜、金钱至上等问题，使得人们的心灵失去了精神家园，从而引发了集体性的精神危机。不少始终认为“精神”不能当饭吃；二是哲学教育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专业教育模式引进了西方哲学教育模式，但对弘扬中国哲学本质的理解存在极大的争议与事实焦点，这也是导致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的一个因素，长此以往大有本末倒置之后又狠心补刀的凶险。试问，如何不去影响中国哲学教育的质量和方向？更有甚者，由于哲学院校分布不竟合理，哲学授面摆布不竟合理，新生的哲学观点与名著聊聊无几，而且学哲学的毕业生就业遭遇严重困顿的尴尬局面，使得中国哲学面临着关门大吉的困局。如何让中国哲学起死回生，拜托专家们多思忖多费心；三是哲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现当代哲学虽然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趋势，但其核心特征在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语言与主体的重新审视，以及哲学与科学、社会现实的深度互动。然而，这种哲学的发展可能与普通大众的生活脱节，导致哲学远离大众，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当然，这也是哲学专业大学生不好就业的一个原因。
3.哲学驶过的尾气功效
中国先秦的哲学至宋元明时期的哲学，保留着即使是尾气都可以受熏的得益饱满之盈。老实说，自清以来再没有出现过让道空心动的哲学纲目，故显现出哲学精神在当代文化中的最大危机在于其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哲学的精神家园和显性大文化精神家园的丧失以及哲学教育模式的问题日趋突出显现出摇摇晃晃的沉坠之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哲学难以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从而影响其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放肆”背景下的哲学精神是否存在尾气驶过的受熏得意？可以给出以下结论：一是文化庸俗化已然成为铁定的事实。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入列庸俗，导致了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但文化界对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追捧程度差异巨大，低俗书籍销量远超有深度的书籍，娱乐、时尚和小道消息类报刊销路良好，这表明中国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庸俗化问题，所以彰显出“尾气驶过”的受益之想之感；二是传统文化缺失。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缺失是一个大问题，我曾经为某些高校进行过文化讲座，提问的一些比较简单肤浅的古典常识性问题，抱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回答上来，这使得我相当郁闷。因此需要通过增设专门古典课程课程，着力培养优秀的师资队伍，进一步配伍好教育资源等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发挥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接受古典直通车尾气驶过的余香，来灌溉几近干涸的后人心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本就成长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离开了“根基”我们本就应该茁壮旺盛的民族生命力因此而复受其累萎靡朽蔫而无法出脱，更不待说长成参天之木。
4.哲学精神存在生存困境
哲学精神是否存在生存困境？回答是肯定的：存在。文化庸俗化和传统文化的缺失，是哲学临难面黄肌瘦窘境的特殊支系原委，这些都可能会间接影响哲学精神的生存环境。如果文化整体趋向庸俗，那么对哲学深层次精神追求的关注和重视可能会大打折扣，从而会导致哲学精神面临生存的尴尬困境。虽然我们没有及时总结出更多关于直接证据表明哲学精神存在生存困境的依据性理论作道空以上这些说辞的理论支撑，但文化庸俗化和传统文化缺失可能对哲学精神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基本事实毋庸悬疑。至于说哲学精神在文化放肆中究竟是退化还是重构？道空很负责任地向各位汇报：哲学精神在文化放肆中并非退化，而是经历重构的淬火和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势磨砺中的欲望崛起，何出此言？具体情形：一是哲学理性的世俗化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理性逐渐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走下神密之坛，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成为大众可以理解和运用的智慧工具。这种转变有时被称之为哲学理性的世俗化，这个“世俗化”是先进的，是道空十分愿意听到与看到这样的那种“世俗”。因为它使得哲学理性在生活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位；二是内在体验的深化与实践智慧的积累。哲学理性回归本真的两种途径，包括通过反思等方式深入探索自我内心的世界，以及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等实践活动积累经验，提升对大显性文化现象与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判断，由于哲学自身悟性的攀升，减少了人性中许多方面的误判，和由于误判带来的诸多心量变异；三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意义重构。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通过现代诠释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历史智慧，使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更相契合。譬如道空将个体文化哲学生态系统导入大众文化哲学系统、将老子的治理智慧转化为正面灵魂去高嘌呤化的解读模型、即道空从1985年断断续续撰写了五年到1990年方完成的《我读道德经》一书，使得中华大众哲学的生涩围城通过创建解构，造化为一个松散而又简明容易理会的思想政治化与大众哲学一体化的理想精神世界，尽管有粗陋的嫌疑，但不乏谆谆诲人之益。
哲学精神在文化放肆中并未退化，而是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深化内在体验、积累实践智慧以及重构文化意义等方式进行着自我蜕脱与更新并力求适应生活。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本土传统意义之上的哲学，而且也为继承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哲学铺陈了前行的道路，为迎接哲学的曙光垫高了瞭望塔基。
那么，不少读者朋友要问，究竟什么是哲学？道空答：统而言：爱智慧，具而言之：具备情理性能的思辨，就是哲学。中国哲学从先秦开始，可谓经久难凋历久见新，所以 并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哲学，也并非道空的“我思故我无”是哲学，更非柏拉图的“唯影子才是真实”财是哲学，中国当代哲学涓涓溪流长淌不滞，譬如道空的许多哲学，人生：“做什么人是入场券，成功与失败才是决胜局”，这不就是哲学吗；“牺牲老实人属于低成本经营，所以，千万不要让老实人太寒心”，这不就是哲学么？“有时候，迂回比直冲更加有效；有时候，示弱比逞强更需要勇气”，这不就是哲学吗；“永远不要让自己的价值变成自己的累赘”、“把一斤鸡蛋放在三个三个篮子里，打碎一个篮子，还有两个”，这不就是哲学吗？“真正的执着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你认清生活真相以后，还在继续兴致勃勃；当你被生活折磨的死去活来以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不就是哲学吗；“将开头看作是魔术，千方百计想办法如何变好，把结局看作的谜底，那就是你一生奋斗的结局”；“用时，你是国基柱石，弃时，你是心腹大患”，这不就是哲学吗？“在你的对手犯错的时候最好办法是：千万不要打断他的连续性”，尽管有些歹毒，但同样是哲学。
“文化放肆”告一段落。而“哲学拘谨”与“哲学焦虑”有关联性，这个关联性突出地表现为“哲学透支”，不是哲学心气透支，而是哲学内容与内涵透支。中国哲学如何崛起新一轮的朝阳，这是全体中国哲人务须承担的国家义务。因为我们清晰地看到：“哲学透支”并非刚刚萌芽，而是倦感由来已久，只是研究者沉溺其间无法觉察而已。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自缘身在此山中”。
尾 声
目光穿透摇曳的烛火，望向寒风起处，仅仅是人生第一个被完成的心灵闭环。要知道哲学是生活在自己封闭环境中进行哺思的物种，而博弈换位是在“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之间，无意间以什么样的平衡术给予这种自然性质的悬殊拖至均待阶位的情理心力活动，是每一位哲人与读书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提高哲学的免疫力，至少形成外侵对等的抗衡机制，以助力突破“哲学拘谨”的藩篱，让哲学拥有自由飞翔的天空。做一个哲学优秀的人生操盘手，到了四十岁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是你智慧不够，而是你悟性太差！譬如目标感，譬如生存力，譬如奋斗值。所谓的三是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能吸土，说的是人到而立就不应该把精力用在滥人烂事上，是以狼的雄心与精力成全自己对未来所有美好向往的兑现起步，人到不惑之年属于收敛锋芒，稳住虎步，扎实前行的年龄段，四十岁走错方向，付出的代价要比而立之年风险和代价大的多得多，所以每每行为慎之又慎为好；知天命之年不是女性坐在地上可以把土吸上来，这是对女性带有侮辱性的想象与错怪。本着对等尊严，情绪价值而言，五十岁就像潘多拉魔盒，它不是一个花花草草的年龄段。潘多拉魔盒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经典典故，常用来比喻引发一系列灾难或不幸事件的根源。
潘多拉魔盒的故事源于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盗天火送给人类的惩罚起源于神话。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用黏土创造出第一个女人潘多拉，众神赋予她美貌、狡诈等特质，并将她嫁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庇米修斯，因此酿制出如下结局：一是灾难的释放。宙斯送给潘多拉一个密封的盒子或匣子，里面装满了各种邪恶与灾祸。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了盒子，贪婪、嫉妒、疾病、痛苦等所有灾难飞了出来并飞向人间，给人类带来永恒的痛苦；二是希望的留存。在潘多拉慌忙关上盒子的那一刻，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被留在了盒子底部，没有释放到人间。这使得人类在苦难中仍保有希望；三是寓意与象征灾祸之源。打开潘多拉魔盒已成为常用隐喻，意指某个行动或事件引发了无法控制的连锁祸患。人性与命运中的故事，反映了好奇心、诱惑与惩罚的主题，并象征了在绝望中希望始终存在的哲理。因此说，战争的本质是赌博，而和平的本质是战争。那么，请问人与人交往的本质是什么？是价值交换。价值交换不是庸俗而是必然。
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一人之身，而在于万众之心。哲学的单极时代早已过去，宗教权力与民族义务，至少它们真的在乎过我们。所以，“放肆”的逐步成为“谨慎”变量的代名词，而不是“拘谨”现量的无序持续。四十岁以后人必须明白：常规的保密手段与说谎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形态的异样表述，因此，每一个生活中的态势威胁，一定要携带本质同时到达，否则一旦实质露白便大事不好。
哲学无需隐瞒身份，无须寻求替身，更无需变换住所，这是哲学本体的特性所决定的。而隐瞒身份，寻求替身，变换住所，这是高规格人士常用的常规护身手段。但人们一定要明白，常规的保密手段与说谎是两个性质不同形态各异的表述，因此，态势威胁一定要携带本质同时抵达，否则一旦实质露白便大事不好。哲学的单极时代早已过去，哲学的宗教权力与文化的民族义务，就“拘谨”与“放肆”源自判断角度而言：至少它们在真的在乎过它们彼此之外，也一并真的在乎过我们们，因此并非对立。“放肆”是以谨慎“变量”姿态出现，而不是“拘谨”“现量”的持续。哲学时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是哲学研究者提供给我们临时性的某种娱乐，切勿以为正题切入。因为，中国哲学的西化以多鳞片掩体的现身、在体验了抵御能力趋弱情况下的下架撤销，使得中国化现当代哲学的“马赛克防御体系”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问题是，“马赛克防御体系”，既不中看更不中用。如何是好？请哲学家们用心掂量。
1991年年02月17日一稿
1991年年03月17日截稿
于玛嘎德书屋
作者简介：
巴•钢普力布，别名：孛勒塔合、哈那，字：子而、伯公、车夫，别字：道空、了乙、沃汗、贡嘎等，号：孤山愚翁，清虚居士，蒙古族，1954年11月生人，籍贯呼伦贝尔，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以修习易、道、儒、史、禅为学问研考对象，兼修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西方哲学、人性结构学、文化类别学等。书著有：《雪藏》、《知择》、《儒之术》、《诗赋茶香》、《三道扩录》、《禅履循要》、《孔林广记》、《心鉴宝通》、《奭跽史记》、《统僭通鉴》、《心鉴宝通》、《寻元探义》、《清虚禅思录》、《力布参悟录》、《九经大纲纪要》、《力布人性语论》、《文学与音乐语论》、《泛哲学命题闲聊》、《菩萨与道德精神》、《撕成碎片的哲学》、《力布鉴学文论集》、《经典国学鉴往圣》、《中西哲学阵营史话》、《不屈的光芒与最后的人》、《西哲裂变下的审美重组》、《人类理性危机与道德批判》、《艺术：超感性逻辑的理性法则》等。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