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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毛泽东和井冈山道路 ——献给毛泽东诞辰126周年

  核心提示: 编者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毛泽东可能都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或之一)——说什么的都有,什么观点也都有。但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铁定的,谁也否定不了。为...

 

编者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毛泽东可能都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或之一)——说什么的都有,什么观点也都有。但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铁定的,谁也否定不了。为什么这样说?就因为毛泽东——也只有他,在上世纪20年代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没有这一条道路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条道路人们称之为“井冈山道路”。据此,在毛泽东诞辰(12月26日)126周年之际,谨献上《毛泽东和井冈山道路》一篇细文以缅怀和纪念毛泽东。

 

毛泽东和井冈山道路

                                            ——献给毛泽东诞辰126周年


阎长贵:毛泽东和井冈山道路  ——献给毛泽东诞辰126周年

阎长贵。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道:“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这里所说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是中国革命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中国革命就是按照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可以说,不开辟这条道路,或者不走这条道路,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而这条“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肇端于井冈山,所以人们称它为“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马列主义书本上是没有的,外国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它道道地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创造和开辟井冈山道路的呢?

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集中说明。他说:“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党中央大多数的政治委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时,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宣布胜利这样一种观念,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立三路线是把这种观念付诸行动了,定出了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当时有些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在观念上也是主张夺取中心城市,然后走向全国胜利的。立三路线之后,又搞了一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搞中心城市暴动,像武汉、南昌这些大城市。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提出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这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②

开辟井冈山道路,毛泽东的功绩最大,是开辟这条道路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开辟井冈山道路的经历和情况大致如下:

(一)敢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换脑筋”,闯开一条新路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和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十分突出。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们党必须离开城市。但这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和困难的问题。既从书本上找不到,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许多人在彷徨,在观望,有的也在探索。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现了超人的智慧和胆略。

还在“八七”会议前,马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③“八七”会议后,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④。这表明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决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十分熟悉。他开辟井冈山道路,其直接原因,可说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和启发。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及时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建议。据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谭震林、何长工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当“山大王”。那里地处湘赣两省边界,是统治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这样,我们就有回旋余地。开始有不少人不理解或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去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经济不平衡、政治不统一,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毛泽东通过耐心说服教育,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这才有“引兵井冈”的举动,迈出开辟井冈山道路的第一步——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通俗、朴素,但寓意深邃,它既阐明了我们起义队伍向山区进军争取生存和发展,同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联系,又阐明了同它们之间原则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有正确政策,等等。我们的战争是新式的农民战争。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都失败了,我们的农民战争必将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井冈山道路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就不可能了解这条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起,到抗日战争过程中,到全国大部分解放进城(北平)前夕,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吸取李自成等的经验教训,这都说明了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道路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应着重指出,这决不是说,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照搬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它的经验教训,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加以改造,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进行农民战争有党的领导,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很显然,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

(二)善于总结革命经验,形成系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策略

毛泽东在《生平实录》中曾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⑤毛泽东开辟的这条道路,由点到面,逐步扩大,并从1927年起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的全过程,引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把自己的实践上升到理论。

首先,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1928年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形势,回答了中国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说:“这种现象(指小块红色政权——笔者)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⑥

其次,随着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壮大,毛泽东形成了一整套斗争的理论和策略。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阐述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和策略:(一)“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和“主要根据”;(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路线和政策,是建立和扩大红色政权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三)建立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三级武装体制,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四)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⑦。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必须走和如何走井冈山道路的理论和策略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兴衰的一件大事。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毛泽东开辟的这条道路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其他道路都走不通。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三)井冈山道路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说,毛泽东对开辟和创造井冈山道路作出了主要的和最大的贡献,但不能由此断言这条道路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历史证明,井冈山道路也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大革命失败后,全国有一百多次起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了,毛泽东总结的井冈山道路的理论和策略,除了主要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以外,也包括了其他许多地方起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提出的“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等等,就反映了这一点。朱德率领军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的队伍到井冈山,都直接参加了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和创造。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同志的贡献,只谈谈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瞿秋白是我们党的比较早地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一再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⑧认为在大革命中猛烈发展的农民运动,“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农民手里已经拿着武器,要求农民问题的解决,中国革命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⑨正因为这样,当他看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推荐和评价这一著作,立即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在武汉出版,并写了“序言”,指出:“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一本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是彭湃和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1927年12月写的《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其中谈到:(一)游击战争必须和群众相结合,“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是某一武装部队的游击战争”,“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二)如果游击战争“不能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与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因此,他指出,各地的农民暴动,“必须确切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革命地域的目标。”其后,他在为“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又明确指出“农民割据”的理论和思想。瞿秋白这些观点和主张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相通的。

蔡和森对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有深刻认识。他在“六大”农民、土地问题讨论中,作了精彩发言。他说:“讲到土地分配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一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⑩这对毛泽东、朱德等当时正在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无疑是非常有力、非常及时的支持。

周恩来对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和创造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他不仅对井冈山根据地有直接的论述,而且还多次向其他根据地介绍井冈山的经验。1929年3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说:“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还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第17页)特别重要的是,1929年9月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的道路,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种取消观念。”(第32页)还指出:由于红军的来源多是“破产农民”,“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第37页)指示信要求红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周恩来当时实际上是党的最高负责人,由他审定的这封指示信显然是对毛泽东最大的和最直接的支持。1929年12月,对红军和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就是根据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召开的。后来,周恩来还多次谈到井冈山斗争,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

总之,井冈山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即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具有更普遍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学习和理解井冈山道路的理论和策略,对我们理解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策略有极大的益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革命要这样,建设也要这样。我们缅怀和纪念毛泽东,应该努力学习他开创井冈山道路的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6~1427页。

②《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7l页。

③参见李维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48页。

④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⑤《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2页。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页、94~95页。

⑧见《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布尔什维克》第3卷405期合刊。

⑨《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化斗争》,《新青年》月刊第5期。

⑩《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第9页。


作者简介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1937年生。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1967年1月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1975年5月开释,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五年。1979年以受江青诬陷迫害名义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3年任副编审,1988年任编审,1997年退休。退休后,从1998年开始迄今一直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1997年出版《阎长贵学术文集》;2009年出版与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该书到2013年出版社已印刷四次;2014年出版《中南海文革内幕——江青首任秘书亲历实录》;2015年出版《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2017年出版《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

                                                                             (编辑 马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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