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师书五要”书论解读《中华龙》榜书的图腾美学
杨青云（《中原儿女》资深媒体人）
中华文脉长河中龙图腾始终是民族文化最核心的精神符号。从伏羲龙书的上古传说到甲骨金文里蜿蜒屈曲的龙形象形文字，再到历代书论以龙喻笔墨势态，龙与书法自文字肇始便深度缠绕共生。当代书家师彦俊深耕榜书艺术数十年，以《中华龙》系列巨制，依托自创“师书五要”书论体系，接续上古龙书图腾叙事传统。师彦俊笔下十余种面貌各异的《龙书》，跨越书法与绘画的边界，成为承载民族图腾记忆的复合型书画文本载体。当我们以古典美学“畅神”思想为切入点细读师彦俊榜书大《龙》，方能读懂其笔墨深处是把原始图腾崇拜、庄子审美哲学、黄土高原地域文化熔铸一体的宏大艺术建构。据此，我们恍然大悟，这才是书家常用启首印“畅神”二字的由衷。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山水画最高目的不是教化世人，而是畅神，即舒展、通达人的精神，使人的精神获得解放与愉悦。这一“畅神”美学，不独属于山水绘画，同样可以移植到榜书、龙书这类跨界艺术的审美阐释之中。传统文艺长久存在“文以载道”的固化认知，习惯将艺术作品赋予教化训导的功能，强制要求文艺承担说教使命。但宗炳“畅神”说推翻了单一的教化逻辑，点明审美活动最本真的内核：审美是精神的漫游与安放，观者面对山川笔墨，挣脱世俗功利枷锁，实现心灵自由。师彦俊“师书五要”的理论根基，便与“畅神”美学遥相呼应。“师书五要”核心命题“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龙象”，是整套书论的总纲，正是“畅神”思想在当代书法理论里的延伸与创新。
何为“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龙象”？圣人与大道相融一体，故而可以映照万物百态；普通的贤者，无法直接等同于道，就必须践行“澄怀龙象”的审美修养路径。“澄怀”，即是涤荡澄清内心，扫除世俗的欲望、功利得失、刻板偏见，令内心归于虚空明净，抵达虚静的审美境界。这套修养法门，溯源可至庄子的“心斋”与“坐忘”。庄子主张摒除杂念、消解主观执念，放下利害算计，才能感知天地大道。而“龙象”二字，不是肉眼简单看见的龙的外形，而是主体心灵去体味、涵咏龙的精神气韵，让内心与山川万物往复交融。此处的“象”，就是山水物象带给人的感性视觉形象。一言概之，“澄怀龙象”，是以虚静空明之心，体悟物象，透过外在形象，去体悟蕴藏其中的宇宙之“道”。故此，师彦俊先生常用肖形印“大象无形”之所在。
这套书家“师书五要”的理论界定了创作者与欣赏者双方的审美准则：真正的审美活动，必然是超功利的。欣赏一件书法作品不能怀揣求名逐利的目的，不去计较得失荣辱，才能够触摸笔墨深处蕴藏的理趣。这正是对“畅神”思想现代化的转译。师彦俊的十余款《龙书》，均可看作绘画文本的艺术载体。师彦俊打破书法和绘画的壁垒，让字中有画，画中藏字。同一个“龙”字在书家笔下演化出上千种截然不同的造型：有的取甲骨、金文的古文字象形质感，复刻上古先民描摹神龙的原始笔法；有的汲取狂草连绵流动之势，笔线盘旋缠绕，腾挪跌宕。线条既是书法的笔画，又是绘画的造型，完美达成师彥俊所提出的形、态、意、神的四绝审美标准。
在师彦俊众多龙书作品中，2019年7月7日创作的巨幅榜书《中华龙》（300×100cm），是其艺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这件作品拥有双重厚重的文化落点：其一，这件榜书原作被镌刻在陕西绥德石魂广场，屹立于黄土高原之上，巨石为纸，刀凿代笔，让笔墨精神扎根于黄河文明的厚土；其二，在新中国七十周年国庆大阅兵前夕，师彦俊创作同主题《中华龙》，交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永久收藏。一件扎根黄土高原民族根脉之地，一件典藏于国家核心文化地标，两件同源共生的《中华龙》，既是师彦俊榜书艺术的巅峰代表，更是“师书五要”书论与“以龙为魂、以书为骨”创作理念相融共生的典范，承载着无可替代的民族文化高度。
绥德，地处陕北黄土高原黄河岸边，是中华龙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石魂广场本身就是依托陕北石雕文化、石狮文化、龙图腾文化打造的文化空间。当师彦俊的红色榜书《中华龙》镌刻在天然巨石之上，山石的粗粝质感与笔墨的雄浑笔力彼此呼应，实现人工笔墨艺术与自然山石载体的浑然合一。文中论及人工与自然的融合在这幅石刻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书法创作离不开长年锤炼习得的技法功底，但是创作者绝不能被技法桎梏、被笔法套路束缚。师彦俊数十年深耕榜书，临池不辍，锤炼笔墨基本功，却始终拒绝被程式化的书写套路困住。技法是工具而非目的，技法最终服务于心灵情志的抒发，这正是“师书五要”第一条准则：神与天游、笔与心合，顺自然之理，从本心之性。
在传统书论谱系里以龙喻书由来已久。东汉蔡邕《篆势》云：“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颉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击，龙跃鸟震。”这是古籍之中，最早以龙的形态、龙的动态比喻书法形体笔势的经典文献。蔡邕所言并非简单的文学比喻，本质上点明中华书法线条内在的生命动感，根植于上古先民的龙图腾崇拜。先民仰望天地，观神龙腾跃盘旋、屈伸游走的姿态，转化为书写之中的笔势律动。师彦俊以龙入书，承接的正是这一古老文脉。书家以龙喻书，不是空洞的修辞，而是将原始图腾审美延续在当代笔墨创作中。狂草连绵缠绕、开合跌宕的线条，本质上就是龙图腾动态意象的笔墨转译。
师彦俊的《中华龙》融汇甲骨文、金文、大篆、草书多种书体形态，将龙图腾盘旋、腾跃、屈伸游走的形象，尽数熔铸进榜书笔墨，造就亦字亦画的独特面貌。书家将上古龙图腾神话、原始符图符号、汉字从古象形文字到隶草演变的完整脉络，全部收纳进龙书创作。师彦俊试图用千变万化的“龙”书，浓缩整个中华龙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史。在师彦俊的笔墨体系里，有形的龙书形质承担起载体功能，把幽微抽象难以目视的“书道”具象化，转化为可被观看、被感知的“龙道”。就如同山水画之中，大道藏在峰峦、林木、云烟之间。观者面对山水，透过山川外在形貌体悟无形宇宙本体，获得“乘物游心”“独与天地相往来”的精神气魄。观看师彦俊《中华龙》榜书亦是同理。观者目光落在巨龙般蜿蜒盘旋的榜书字形之上，与龙图腾的生命体态形成同构共振，触摸书法线条里蓬勃不息的生命力量。
龙，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图腾符号，是五千年文明积淀凝聚而成的精神象征。龙图腾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师彦俊落笔书写“龙”字，绝非单纯完成一个汉字的笔墨造型，而是把个人对于民族历史、家国命运、黄土地域文化的全部理解倾注于笔墨间。师彦俊生于陕西八百里秦川，三贤故里，浸润华山风骨，怀抱黄河情怀，自幼饮渭水滋养，受黄土高原厚重文明熏陶。一生历经人生坎坷逆境，亲身感知民族在磨难之中坚韧不屈的品格。这份属于生命体验的感悟，恰好和龙图腾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在创作《中华龙》系列作品时，师彦俊必先澄怀静心，涤除心中杂念，让自我心境和民族精神互通共鸣。落笔之际笔墨跟随内心情感自然流淌，不刻意炫耀技法，不生硬雕琢笔画外形。笔下墨色的流动如同家乡黄河奔涌不息的流水，自然生成巨龙腾空而起的磅礴气势；笔画的雄强厚重，如同华山山石一般挺拔、坚韧、岿然不动。整个创作过程，完美践行“神与天游、笔与心合”的核心准则。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脉底蕴全部凝聚在这一个巨大的《中华龙》大榜书中。此刻笔墨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黑色线条组合，而是民族精神可视可感的具象化身。
我们再回到“畅神”美学视角，重新审视这件榜书作品。很多人观看师彥俊《中华龙》，第一感受是雄浑震撼，直观感受到巨龙腾飞的磅礴气势。但这件作品的审美价值不止于视觉冲击。依照宗炳畅神论，这件作品不会强行向观者灌输说教式的道理，而是提供一个精神栖息、精神遨游的审美载体。当观者站在绥德石魂广场的巨石《中华龙》面前，面对黄土高原辽阔天地，凝视这个巨型龙书，世俗的烦忧、功利算计慢慢消散，内心进入虚静澄明的状态，也就是师彦俊“澄怀龙象”所描述的审美境界。观者以虚静之心，涵咏龙象，和笔墨之中蕴藏的民族精神对话，完成精神舒展、心灵解放，实现“畅神”。这便是师彦俊龙书艺术的审美追求。这要使我们体会到龙尾红色大印“畅神”二字点缀主题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书法史上，上古传说便记载伏羲获景龙之瑞而创龙书，龙书是中华文字起源的文化记忆。后世索靖《草书势》写“玄螭狡兽嬉其间，腾虬飞鸟相奔趋”，以虬龙游走之势形容草书；袁昂《古今书评》评价韦诞书法“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唐代张怀瓘《书断》提出草书“变幻犹龙，莫测其端”。历代书家不断以龙论书，构筑起以龙喻笔墨的审美传统。但古代书家大多只是以龙作为比喻，形容书法笔势形态。师彦俊向前跨出一步，直接将龙图腾本身作为书写对象，将图腾叙事作为创作主线，构建完整的“师书五要”理论体系，把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合二为一。
师彦俊十多种面貌各异的龙书，各有风貌，各有意象。有的龙书取静态盘踞之态，沉厚稳重，如巨龙蛰伏黄土；有的取腾空飞升之势，线条飞扬奔放，如神龙破壁而起。每一幅龙书，都是一件独立的绘画文本。字与画边界消融，书法不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图像的表意功能被放大。观看龙书，观者首先看见的是巨龙的形象，其次才识别出“龙”这个汉字。图像审美前置，文字内涵藏于图像中，这正是将书法向图像艺术延伸的大胆探索。这种创作思路植根于上古象形文字本源——最早的汉字本就是描摹万物形象的图画。师彦俊的龙书是对汉字象形本源的一次回溯与当代复兴。
但我们必须分清师彦俊的龙书创作，不是简单复古复刻古文字，先生立足当代人的生命体验把黄土高原的地域文化、现代民族认同融入古老图腾符号。镌刻在绥德石魂广场的《中华龙》，巨石是陕北大地的一部分，这件作品和山川大地共生共存，作品的生命力依托于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而典藏于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的《中华龙》，放置于国家文化空间赋予图腾符号家国层面的宏大内涵。两件作品一野一都，一扎根乡土根脉，一居于国家核心地标，互为呼应共同完成龙图腾叙事的双向表达。
“师书五要”的审美框架，也为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鉴赏路径。欣赏师彦俊龙书第一层观“形”，看字形布局、笔墨形态，巨龙盘旋腾跃的外形样貌；第二层品“态”，体会笔墨动静、开合、轻重变化的姿态；第三层悟“意”，读懂笔墨承载的黄土情怀、龙文化意蕴；第四层追“神”，感受笔墨背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形、态、意、神四绝，由外至内，层层递进，和“澄怀龙象”的审美方式完全匹配。欣赏者也需要一步步澄怀涤虑，放下浮躁功利之心，由外在笔墨之象进入内在精神体悟，最终抵达畅神的审美境界。这更加让我们感受到师彦俊“龙书”大红押脚印“龙的传人”的良苦用心。
书法创作历来存在两大误区：其一，唯技法论，毕生困于临摹，笔墨精致，但是没有精神内核，作品只是技法堆砌，缺少灵魂；其二，重意轻法完全抛弃笔墨基本功，空谈心性，笔墨潦草空洞。师彦俊“师书五要”，平衡了技法与心性二者的关系。师彦俊认为，笔墨技法是根基，五十多年锤炼笔墨功夫必不可少，但技法是手段不是终点。最终目标是实现神与天游、笔与心合，让本心与自然大道相通。在《中华龙》创作中可见其深厚榜书功力，墨色枯湿浓淡变化丰富，线条粗细对比强烈，大块墨团与飞白长线相互映衬。墨块塑造龙头厚重雄浑，长线蜿蜒回旋化作龙身龙尾，一笔连贯气势贯通。厚重处如磐石落地，飞白处似云气流动，刚柔相济，正是技法纯熟，又不被技法束缚的典范。
龙图腾，历经数千年演变早已超越原始部落图腾的原始含义，沉淀为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中国人对龙的情感藏在民族集体记忆深处。师彦俊用榜书《中华龙》激活这份集体记忆，用笔墨重塑图腾符号。这件作品不刻意说教，依靠“畅神”的审美路径让观者在审美体验中自发感知民族精神力量。这区别于传统艺术教化的模式不是强行灌输道理，而是依靠笔墨形象打动人心舒展人的精神，在审美愉悦中唤醒文化认同。这正是师彦俊龙书图腾叙事最珍贵的价值。
回到龙书图腾的本源叙事上古先民观天地万物，观龙的屈伸变化，创造象形符号，诞生最初的龙书。从远古刻在岩壁、甲骨之上的符号，到蔡邕、索靖、张怀瓘等历代书家以龙论书，再到师彦俊在当代，以榜书巨制续写龙书文脉。这条跨越数千年的艺术脉络从未中断。师彦俊以“师书五要”为理论骨架，以十余款龙书作品作为实践例证，尤其以两件《中华龙》作为高峰把古老图腾叙事转化为当代书法艺术。书家让龙不再只是古籍之中的文字比喻，而是跃然纸上、刻于山石之上，可直观感知的笔墨图腾。
当我们凝视绥德石魂广场巨石之上红色的《中华龙》，黄土高原长风掠过石刻，巨龙仿佛随风云而动。这件榜书作品将书道化为龙道，有形笔墨通向无形大道。观者澄怀静虑，涵咏龙象，挣脱世俗杂念束缚，获得精神的舒展与自由，完成宗炳所言的畅神。这便是师彦俊龙书艺术的终极追求。师彦俊以笔墨为媒介，接续龙书本源的图腾叙事，重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龙图腾精神符号，让古老的龙书文脉在当代焕发出磅礴雄浑的时代光彩。
杨青云：笔名梅雪、汝愚等，河南南阳邓州人，常驻北京。范曾研究会会长、北京大中国书画院常务院长，还兼任周馆筹红文化联盟秘书长与《周公研究》总编辑等职，获国际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深圳文化报》媒体主编，现为《中原儿女》资深媒体人。著有《范曾论》《范曾新传》《贾平凹前传》《贾平凹美术论》《孟庆利美术论》《忽培元新论》《虎王马新华论》《绿岛诗论》《峭岩诗论》《周恩来诗剧》《长征途中的周恩来》《试论长征途中周恩来的历史担当》等多部学术专著，也出版过《新莞人》《深圳宝安八景》《孔祥敬诗论》等文学与地方文化相关作品。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