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雷
陶潜是东晋时期田园诗人的代表，叶赛宁是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田园诗人的典范，两者相距一千五百多年，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是，由于他们在田园诗歌方面的杰出贡献，且共同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被喜欢诗歌的读者们津津乐道。陶公不知道若干年后会有附庸风雅者若叶赛宁之流，叶赛宁也不会去用欧洲人的眼光去欣赏他，只不过有好事者专门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了评论，这也是逝者无法预料的事情。
陶潜的诗词歌赋均有造诣，他没去追名逐利真是诗家的一大幸事。假若陶公一心去当官的话，这个历史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陶公是一位真正懂得享受大自然之美的仁者智者。他生活的年代里，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文学还没有真正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没有流派之分。他的“田园诗开山鼻祖”称谓是后人的总结，就像以后文学界出现的“朦胧”、“表现”、“寻根”、“先锋”、“意识流”一样，其始作俑者本身只是率性而发。那个时候，陶还是以真实朴素的文学观念来阐明自己的心迹：“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语言朴实无华，给人很大的亲和力。陶公的本真还体现在他那种不屈不挠视功名为粪土的脱俗思想，这样的人在今天已经很难见到。我们看到的不少是留恋官场的贪官污吏，炙手可热的权利弄得许多人焦头烂额，这部分人是绝对不会关心大自然的。陶公自号“五柳先生”，且这样描绘自己居住的环境：“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样的环境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官场的污浊，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使人忘却诸多烦恼，油然而生的是对本真生活的由衷赞美，陶公把这份赞美用劳动来体会它：“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通过劳动收获幸福，收获属于自己的累累硕果，在别人跻身官场碰得头破血流时，他却早已领悟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真义所在了。
人类是大自然的杰出产物。中国人一向认为天、地、人是一体的，因此充满灵性的人对大自然的向往和热爱应该出于天性。叶赛宁的家乡在俄罗斯中部地区，优美怡人的田园风光和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影响了叶赛宁的一生，他的创作灵感之源就是他曾生活成长的地方，他虽然不了解中国人的“天人感应”，但他和陶公却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他们都在讴歌自然，向往牧歌式的纯洁生活。因此，一个人若能融入到大自然中，他的人生境界一定是高于常人的。叶赛宁的诗歌清丽隽永，常把外部环境的意象转化成客观感受，尤其是他更喜欢捕捉特定环境下事物，比如他的《白桦》：在我的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上银霜/披了一身雪花/毛茸茸的枝头/雪绣的花边潇洒……诗人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疾病和饥寒交迫，只有白桦的柔美与雪世界的静谧纯洁，这使我们想起了陶公的《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他们虽然相隔千年，但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和感情角度上，叶赛宁被誉为“最后的乡村诗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城乡文明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惊醒了熟睡的乡村，乡村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正如当代散文家周涛在他的《二十四片犁铧》中所描写的那样：“拖拉机以坦克那样沉重，不容商量的样子行进着，它的履带的钢齿辗过覆盖了绿草鲜花的草原，像一个性欲强烈的蛮横的男人在少女的胴体上留下的牙印……”城市的规模要扩大，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需求量的增多，城市开始吞噬乡村的文明，这对叶赛宁来讲是致命的打击，自己眼中的大河小溪原野青草夜莺秧鸡被糟蹋的体无完肤，他怎么能平静下来？所以叶赛宁的诗歌拼命想留住回忆，这是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新旧矛盾不可调和的呐喊。陶诗注重形神兼备，叶诗专于精雕细刻，但最终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使田园诗歌达到了某一时期的高度。
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总结者，陶和叶也不例外。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公是有大志向大抱负的人物，可惜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时代既造就名人，也造就庸人，陶潜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文学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印记。叶赛宁叶一样，他是世界诗坛的领军人物，而婚姻爱情却断送了他的一切，在绝望中他写下了：“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铭记我心间/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无须握手/别难过，莫悲戚——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稀罕”这首绝命诗，然后在第三天拂晓投缳自尽。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生死方面最后出现了分歧，陶公避世隐遁，自然而生自然而灭，叶赛宁热爱大自然却没有返璞归真，而是被世俗情感所累所毁。一个寻求到达，一个寻求出发，陶公的寿终正寝是他最后的归宿，叶赛宁的自我毁灭是要重新寻找起点。也许，他们都找到了；也许，他们都错了。
作者简介：
康雷，原名：孙永红，字：过耳，尘号：慧雍居士。当代先锋派作家、文学评论家。
（编辑 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