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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戈历史考证学新探

  核心提示: 李良戈先生。 老墨得知伯夷、叔齐文化研究会创始人李良戈先生,近日同央视《家乡记忆》栏目合作,组织拍摄十二集大型公益纪录片——《问道首阳山》,首先表示祝贺。记得在一家学术期刊上看到李良戈的《殷商...


李良戈历史考证学新探

李良戈先生。


老墨

    得知伯夷、叔齐文化研究会创始人李良戈先生,近日同央视《家乡记忆》栏目合作,组织拍摄十二集大型公益纪录片——《问道首阳山》,首先表示祝贺。
记得在一家学术期刊上看到李良戈的《殷商探源与孤竹国考》,印象特别深。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到唐宋,已历经两千余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内容上的错讹丢失,史实记载上的歧异迭见,日积月累,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亟需专门学者对其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理与考证。需要指出的是,就是这样的考证,李良戈同那些专家学者们一样,继承、发展了传统考证学的方法。正如“五四”前后,群星闪耀,名家辈出,形成了学界的高峰。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诸多领域内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出色成就,其卓越的见识,严谨的论证,精当的推理,令后学者仰慕不已。

    当下,传统文化进校园、进工厂、进社区等已是国策民心。传统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如李良戈的《殷商探源与孤竹国考》,以历史文脉结合文物佐证,考证了“唐山地处燕山南麓,这里历史遗迹丰富。如迁安爪村、玉田孟家泉、迁西西寨等遗址,出土了品种众多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物,孟家泉人被认为是北京人文化东传的一个地点。迁安安新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兼具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特征,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兼具夏家店下层文化、龙山文化属性等。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唐山地区的制陶、琢玉、手工业技术就很发达,文化繁荣。”    

李良戈历史考证学新探

    近年来,围绕有关李良戈 “唐山,殷商之源”、“孤竹国”的系列研究,举办了多次的学术研讨会,在学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论家还提出了“李良戈现象”应受到学界关注的呼吁。那么,具体到李良戈的学研成果,除去大众媒体报道的新闻之外,我本人认为,李良戈的惊世发现与考证成果,在于其对新发现的古玉璧、玉圭、玉钺、玉冠等玉文字方面的破解与释读,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一,通过李良戈的考证,基本弄清了“殷商源头”、“孤竹国”玉璧、玉圭、玉钺、玉冠等大量文物的出处与历史渊源;其二,他用独特的个性化书法,把古玉文字以书法展示出来。范曾先生有感于李良戈的学术精神,为其题写了“学术精诚,玉文化知音。”以示鼓励提携。

    学界对李良戈历史考证学的成就颇为关注,发表有不少相关论文。李良戈已有的学研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大多偏重于作古玉文字的玉璧、玉圭、玉钺、玉冠等研究,而从宏观上对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从深度上揭示了古玉文字的文化源流以及在其演进历程中是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则尚少见有深入的讨论。实际上,李良戈在研究考证古玉文字的历史考证学经历了前后两次质的飞跃,而变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其考证的内容,探究的视角,以及所涉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较以往有很大的突破。它不仅能够体现出历史考察者的历史观和民族观,还能反映出历史考察者对上层建筑中的国家玉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等方方面面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认识水平。李良戈就古玉文字的历史考证学观点给予的辨析就是一则典型案例。我们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地总结李良戈学术史的演进之路,进一步揭示其实质内涵,并能对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李良戈历史考证学新探

    如果他想到的是老古董的考古,他坐在田垄边儿端着粗瓷碗,用舌头一次次地去捞碗里的小月亮,是彩色的带着弧度的风从天空中扫过来,是一瓦一瓦的火烧云红红地沉落到先古时代……(贺嘉钰)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异彩纷呈,产生了众多的史学流派,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应数新历史考证学派与李良戈史学派。这两大流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在本文中重点阐术“李良戈史学”的影响,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学高度发达,形成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考证学者前有开创清代朴学人物顾炎武,后有乾嘉朴学名家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20世纪的考证学者深受其影响,推崇其学术成就。具体到“李良戈史学”研究的个案现象,“由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由以往集中于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到集中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学术性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事考证研究的史学家穿越经史,网罗文献,严密考订,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不仅在厘清史料、求得史实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史学思想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揭示历史考证学者的文献学贡献的成果甚丰,探讨历史考证学者的史学思想的成果则明显杂乱。不仅如此,人们还往往把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了考证背后丰富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只要翻检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表达史学思想的不同方式,正如李良戈对20世纪历史学的古玉文化第一个直接影响是,在学术风尚上,他开创了近世以来重组史学的新风气,冲破了长期笼罩在“经尊史卑”的旧局面。李良戈治学领域宽广,气象宏大。如他著述的《孤竹玉圭浅义释读》《唐山夷齐庙考略》《唐山滦南惊现殷商“玉文”》《殷商先公新证考》等,在史学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但他最大的志向是“通史以致用”,首先重视的是玉文化学,以提高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给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史学思想的精华。
    著名史学专家朱彦民对李良戈的点评说:在众多历史考证学者中,李良戈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精通玉文化几乎所有的学问,尤其在玉文化方面成就卓著。以往研究李良戈,多肯定他的考证成果,对于他考证背后所具有思想的一面,研究明显不够。作为现当代著名的史学专家,李良戈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寓思想于考证,在看似零散的具体考证中,表达了自身系统对于历史和史学的看法,只要我们深入体察李氏的著作,就会看得非常明白。
    北大著名学者、文博学院玉器中心主任吕宇斐教授,对李良戈展示的有关殷商玉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本来以为,此行会看到一堆假的东西。今天我看到的都是商代的玉器,意料之外,不虚此行……”他还嘱咐李良戈:“扎实做好每件器物的释读工作与考证,时机成熟,我请你到北大讲学……”
    李良戈对历史考古学的运用,更多的则是结合其善于考证的治学特色,有效地将历史考证与史观指导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其理论认识的深度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思路。李良戈由于对“殷商先公新证考”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李良戈强调,从文献和考古学文化看,夏、商、周三族几乎同时起源。但三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商自汤灭夏之前,商族经历了长达470年的流动生活阶段,其跨度正好与夏王朝文明史相始终。而且自契至于汤,又至盘庚,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直至武丁,商族一直保持着许多原始氏族制的遗俗。这个特殊现象,从先商先公的世系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别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群像。李良戈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性质的变迁与流亡。把实事求事当作品量学术、评价历史的重要标准和原则,重实证,斥空疏,是李良戈研究考证“发现的孤竹玉圭,除佐证了《史记》信史,又证明了王国维先生考证之实,不仅如此,‘和’、‘季’先公的出现,又为先商世系的最终确定,一槌定音。”
    李良戈通过对红山文化玉龙、“玉冠”、玉鸟等文物与京津唐区域出土相关器物的比较研究,得出了殷商文化出于红山文化,唐山区域是红山文化入住中原的重要节点,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新学术观点。换而言之,中华文明源起于内蒙古高原、西北高原。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所需要的知识和工具是最为丰富的,因而历史考证学者一般都精通经史等各种学问。李良戈融汇经史之学于一体,将治史与学史的思想与方法横向贯穿,评经论史,富有卓见。把点点滴滴的考证与闪现出来的思想精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摒弃那种将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揭示历史考证背后的丰富思想内涵,对于进一步理解文献中“殷商先公世系《史记.殷本纪》里,先商世系从契到汤共14代,均为父子相承: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这个世系是一组严格按照父子相传、嫡长为继的宗法世系,这个世系是否可靠,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在《史记》之前,《国语》和《荀子》提到先商世系为十四王,但哪十四王却记录不全。”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良戈考证的“殷商先公新证考”,深入认识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点,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说,在历史考证与史学思想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较有特点罢了。也恰恰就是这些特点,成为李良戈考证“殷商先公”学术思想史上较为引人瞩目的部分。其一,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二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直书和议论、史法与案例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散见于他对考证“殷商先公”系列文章的具体考辩。可以说,没有对历代正史修纂的弊端深入考证,就不可能有李氏独到的历史学主张。把思想阐发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不空发议论,主张实事求是,言必有据。

李良戈历史考证学新探

    从以上分析可以略知李良戈历史考证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发生了摆脱约束、寻求自由思想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历史阶级赋予了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和经济地位上变化扩大的可能,人们开始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前途,人格的独立性随着也发生了“人人心中自有仲尼”的理学禅宗,都体现着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解放。他如文学作品表现的研究诸多品质一样,首先是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变革意识。从李良戈的读书和学术经历来看,其历史考证研究的理论支撑应该是偏向“后学” 。从早期研读“殷商之源”到喜欢上甲骨文研究,再到“唐山夷齐庙考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知识与学术研究、认知范式与现代学科都有了反省式的认识与提升”。另外,从学界的批评中也能看到李良戈思想史现代性研究的滋养。“后学”理论着眼于对知识的反思,化熟悉为神奇,将研究对象陌生化、历史化。读李良戈的文章会发现,他的兴趣点不再是“研究什么”,而是关心“如何研究”的问题上。对于研究对象,李良戈将其当作一个问题置于认识性的知识框架中来考察和反思。他在努力揭示出“殷商之源”的研究课题时所形成的史学和知识如何历史地建构自身的学术力量,呈现其历史的运作轨迹。同时,他在反思传统的审美习惯是如何被当作知识固定下来的,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审视历史考古中的博大与奥妙。因此,他在解构本质性话语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考古历史的重新建构。而建构的结果便是李良戈在不断探索研究范式转型之后,在学术语言的表述上,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用语准确,言必有中,行文流畅,有一气呵成之感,常常被他那些现代理论术语所折服,又能跳出文化论的泛化学说,站在社会发展的现实立场去思考历史考证学存在的问题。从学界反响来看,李良戈的历史考证学理念已经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同与好评。

    作者,媒体人。常住北京,著有评论集多部。


                                                                                                  (编辑 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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